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共同的行为习惯、性格心理、精神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脉，儒教‘仁爱’把自己的血缘亲族放在首位，儒家关于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人伦关系，演化出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儒教标榜的‘仁爱’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伪道德。维护和强化宗法血缘关系和以自己为中心的自私，亲缘私利，道德实践必然是伪善和深入骨髓的利己主义。只知有宗亲，不知有社会；只知有私人交情，不知有社会公德；只知有宗族血缘，不知有公平正义。只有动物世界的血缘关系，没有人类社会的理性关爱。中国人以‘仁爱’相标榜，实质上却是全世界最自私、冷漠、缺乏爱心的民族。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到中国来传教，写了一本叫《中国人的性格》的书，鲁迅很推崇这本书，也认同里面的观点。写到：“中国人不是缺乏智慧，而是缺乏纯正的品性；中国人自私、冷漠，没有诚信，缺乏爱心，没有信仰，注重功利；因为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是建立在儒教的亲族关系之上的，所以他们只关心自己血缘亲族的好处，而对其他人的苦难则表现出惊人的自私与冷漠。”“中国人缺乏同情，最突出的表现是残酷……对他人的痛苦漠然置之，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文明国家能与中国相比。”“中国繁琐的礼节目的在于维持尊卑关系，做到尊卑、长幼有序。”“中国人忍受能力超绝，一切来自权力者、权威的打压，他们都默默忍受，权力者只要给他们一丁点儿的光，他们便心满意足，绝不敢拼命抗争。”“中国人平时说话缺乏诚信，虽未达到作伪的程度，但他们所说的每一件，几乎都不是真相。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 “中国人内部如果破坏了公正原则，却只有通过社会风波才能使社会最终达到平衡。”“中国人不缺智慧，他们真正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

严复指出，中国的整个社会秩序建立在孝上。在严复眼里，中国人不是一开始就自私的，中国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在普通人不得过问国事，过问社会之事，甚至连与自己的有关的事情都不能过问这一专制社会的特有的制度安排下，大多数中国人逐渐养成了自私冷漠的习惯。严复明确指出，中国人的自私是由专制制度造成的。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鲁迅也曾谈到了中国人劣根形成的原因是出于封建礼教。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五大特点：一、充满奴性。二、甘于忍受暴虐，不敢反抗。三、没有公德心，缺少良知。四、民智低下，没有脑子。五、遇事退缩，缺乏进取精神。

兰德认为：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人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

中国人喜欢讲道德治国，但是它只是一种愿望，只有有利于集体主义的道德推崇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伪装公共精神；崇尚集体主义，却没有公共精神；最服从权威管制，却不守规矩，爱国实质是忠君报国。道德的真正意义在于公共精神，没有公共精神是不道德的。沈从文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所高标的“不自私”背后，不过是“尊帝王”“信天命”的统治术；强调义务而不争取权利的伪爱国，遵守着几千年的儒家传统等级秩序，毫不尊重人权，只要求人民尽义务。 

中国人喜欢讲“天下为公”，儒家的政治思维逻辑中，只要最高权位圣人代代相传，圣王立最公正之法，定圣明帝王的制度，一心为天下谋利益，这就是政治之“公”。在他们的政治观念中，“家天下”并不是“公天下”的反义词，也不一定是“私天下”同义词。凡是符合“圣明帝王的制度”、推行“天下之法律”的家天下王朝也是“公天下”，许多帝王公开标榜以实现“天下为公”为己任。儒家学说中的政治之公肯定了帝王的制度，经济之公肯定了等级之别，道德之公肯定了纲常之理。形成了一种民族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就是奴性和伪善。《礼记．礼运篇》概述了夏禹前后发生的变化，禹之前天下为公。禹之后：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说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了，天下的财产成了一家的私产。天子之位传子而不传贤，并由子孙来承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中国有两千年专制传统，宗法制度在中国历史中成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大多数中国民众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具有极强的生活忍耐力和韧性，习惯了在严格的宗法制度下生存。中国人是世界最能忍耐的民族，对于恶劣政治的忍耐，对于灾难的忍耐，对于艰苦条件的忍耐，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