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说：历史是由流氓导演并主演的。所谓历史，不过是流氓的历史。

辞典对“流氓”的解释是：以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方式谋取生存，为非作歹的人。他们处于被动接受侮辱和损害，同时也主动欺凌和羞辱更弱者。他们崇信强权，欺软怕硬，轻视生命，没有道德责任感。他们大胆求变，爬上最下流的上流社会的欲望相当强烈。无是非无原则，沦为强权的爪牙和走狗。他们为了目的会不择手段，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勾当，非常厚颜无耻。

古人心理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流氓性，而造成流氓文化蔓延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则是古代中国的极端专制主义政体。强权崇拜和奴性特点的奴隶文化理念为这种流氓意识和流氓性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罪恶的温床。

封建社会风气的流氓化和统治集团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起来，它是政治流氓化的结果，是专制体制腐朽的产物。流氓势力的恣意横行，无不是以专制权力的膨胀，在专制者日益疯狂的权力和财富贪欲驱使下，流氓才得以横行无忌的。

约翰?穆勒：民主制度如果不在小事情上贯彻民主原则，而只在中央政府一级实行民主原则，则不仅不会保障政治自由，反而会造成一种完全相反的气氛，致使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对统治权怀有欲望和野心。在一些国家，人民所渴望的是不受暴政的统治，而在另一些国家人民所渴望的则仅仅是人人享有实施暴政的平等机会… …个人总是习惯于受政府的监督和指导，那么民主制度在人们心中培养的就不是对自由的渴望，而是对权力和地位的无限贪欲，人们的聪明才智就不会用在正经事情上，而是用来勾心斗角,争名逐利。

古代流氓不仅投充胥吏、衙役，把持衙门，横行一时，欺凌百姓，而且投靠太监，进入政治领域，使本来就腐败不堪的封建政治，更加增添了几分流氓习气。

《金瓶梅》中以西门庆为首的“十人兄弟会”，显然就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早期，西门庆就是以此为依托，横行于清河县城。在攀附上蔡京后，更成了执掌山东刑狱大权的提刑所长官，相当于总管省警厅，省法院，流氓头子执法是严酷的现实。

明朝魏忠贤入宫后依靠种种诡诈残暴的手段权倾天下、荼毒朝野。宦官刘瑾气焰更大，当时北京城有“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之说。这样的流氓无赖，却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专权乱政，称九千九百岁。众多无耻官员以同样的流氓手段助纣为虐，并为流氓大建生祠以歌功颂德。明朝武宗朱厚照甚至亲自网罗大量流氓并慷慨封赐。风靡之下，四方流氓恶棍们如鱼得水。权臣也与无赖相勾结，公开和空前大规模招揽流氓地痞充当亲信和打手。

在古代专制权力日趋强化、无孔不入和暴虐贪婪的情况下，由政权自上而下对流氓的公开招募纵容，及其巨大利益诱导之下成千上万古人对流氓文化的群起效法，应势而兴，地方奸民窜身为参随爪牙以万计（不明身份临时工）。

王朝当政者迷恋特权，以为只要牢牢掌握暴力和谎言，就能使江山永固，子孙万代永享奴役别人的幸福，而幕后庞大的封建权贵家族只想尽快彻底掏空这个国家。采取暴力镇压，发扬奴性文化洗脑，普遍缺德，好让他们的子女后代安心富贵生活。这些封建权贵流氓具有“国家行为”的强悍并扫荡了社会每一角落。他们天天践踏法律，反而成为公平正义的代言人，压迫者成了被压迫者的救世主。如《镜花缘》里的“两面国”，伪善两面人，表面上好话说尽，实际上坏事干绝。好话说尽的人往往坏事做绝，这是说不出口的真理，也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代代相传，屡试不爽，导致一个民族的集体流氓化。

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民族”；赖希认为专制政体会造成“权威主义性格”，即底层人物的心理具有相反相成的两个基本侧面，一面是对政治权威的畏惧，由此导致对自我个性的强烈抑制，另一面是对专制权威的渴望，希望通过获得和加盟于专制权威而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

朱元璋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朱元璋规定，全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办理通行证。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通行证。百姓家庭中一人对朱家不利，影响全家。朱元璋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大脑的控制。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

古代权势阶层掠夺国民财富的贪欲普遍而强烈地呈现出兽性化的趋向，因此他们敛财完全不顾忌弱势群体的承载极限和起码的制度制约。实行血腥政治压迫和经济抢掠，维护其统治，导致新生人口下降，通货膨胀。而加盟的古代流氓则锦衣玉食，家族繁荣昌盛。最后弱势群体揭竿而起，吃他娘，喝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迎来新的流氓，成了中国历史周期律。

　　清末，曾国藩曾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

　　其一是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其二是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

　　其三是当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之后，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

　　实际上，曾国藩是说亡国的三步曲：

　　黑白不分，社会丧失了应有的净化与清算功能，就没了正义与邪恶之别，自此踏上了死亡的第一个台阶。

　　由此一个社会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恶人当道，人人只能明哲保身，再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流氓无赖却肆意妄为，已经到了忍受坏人的猖獗的程度了，由此就踏上了死亡的第二步台阶。

当事态严重了，越是丑恶，就越容易被人所默认，变得麻木不仁。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1867年就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敢相信。因这时洋务强国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富国强兵的景象。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腐败黑暗，推断清朝将灭亡。

从晚清延至民国，于右任老先生在《亡国三恶因》中，说得更有意思：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概括出一部亡国灭政的三步曲。

其一是说，百姓贫穷，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像。国与民争利，国有金，财归权贵私有，两极分化严重。残民、掠民、扰民以自肥，最终也就只能民不聊生，由此种下了亡国恶因。

其二是说，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官员虽多，普遍贪腐，不但不作为，而且为非作歹相卫，忙于敛财，社会道德败坏。

其三是说，贫富不均，权力两极分化，财聚于权贵之家，妻儿留洋，公开或者隐蔽地将资财转移到国外，宗法文化价值观主导下社会又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功能。想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国外华人社区，“金钱”收买外国政要。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打天下坐天下，别人再打天下坐天下循环往复的历史。

古代极端自私小农文化价值观造反者往往在打天下时全都是打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旗号，替天行道，奉天承运。造反只是极端自私小农文化价值观古人改朝换代的工具，并非想要建立什么自由的社会，一旦江山得手，食言自肥。家天下体制，视天下为个人之私产，小农意识古代统治者重新变成压迫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此溶入中国古人基因里。

黑格尔：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国家取得尺寸的进步。

这是何等可悲! 这是何等残酷!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