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财产直接税

曹建明

    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分配不平等的社会进程中密切相连的大众化运动。一部分人善于经营人情事故，善于人身依附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独立无助的人群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情绪中就会涌现出对改革的抵触和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的追念之情。这一点在目前的中国，表现的尤为突出。

民粹主义的来源

中国的民粹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定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及俄国民粹主义（俄国农民受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为此俄国的知识分子探讨了走一条绕开资本主义，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民粹主义“暗流”活跃于中国近现代，不仅仅是民粹主义在古代中国历史迹象的时代演绎，还是俄国民粹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俄国民粹主义的诞生环境与近代中国具有极度的相似性，其是“与农村小生产者在现代化中面临的问题相关的众多运动和理论。这类运动常常把农村生活中的社会传统理想化，想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两极之间走一条温和的中坚道路”崇村社生活以及反现代化等特征，而受民粹主义影响而形成的“斯大林模式”这对民粹主义中国化乃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均产生重要影响，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三大改造”的持续加速、“三面红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社会运动的开展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稳固，均彰显着俄国“村社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古代平均主义思潮的时代影响。

崇尚传统文化。“均贫富”一直是底层民众自古就孜孜以求的梦想，这种思想一般被视为小农和小生产者的朴素愿望，即是“在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绝对平均的思想”。

受小生产方式部分残余、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我国传统伦理本位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平均主义思潮在部分民众中仍有较大市场。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当代影响为例，如同有学者所谈到的：“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怀旧情结还体现在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道德观念和外交政策的留恋上。有9.2%的人感觉‘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比现在平等得多’，还有 25％的民众基本上认同这一点。 对于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思想状态比较单一的社会，四成民众持肯定态度”，“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人，更可能是民粹特征显著者。 在此群体中，51.7％的人是民粹特征显著者。”

“20 世纪20 年代至40年代是中国民粹主义思想的一个高峰期；国民革命，农民武装运动引发的近代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乡土社会动员给民粹主义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场；民粹主义是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20 世纪50 年代，民粹主义明显，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要求一大二公，即人民公社规模大，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高，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大跃进，依靠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20 世纪 60 至70 年代，民粹主义更是爆发，文化大革命时期，充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过分强调群众的力量，进行群众专政；指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让他们到农村接受教育；“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等等，这时期的民粹主义，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当今中国的民粹主义逐渐抬头，问题中国最简单的含义是指中国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所缠绕；深层次含义则是指这些问题是结构性的，是由体制性因素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虚伪、伪善合流造成的，而各种缺乏统一协调的解决方案在解决一部分题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问题，导致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其主要原因，第一， 从时代环境来看，当今中国在集体主义与传统伪善文化在市场经济混合中产生的贪污腐败、社会分化、司法不公、环境破坏等问题，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第二，从传播工具来看，互联网的出现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民粹主义的发展，催生了网络民粹主义。第三，从政治体制改革看，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言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不能有效的解决经济社会领域的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表现形式

网络民粹主义缺乏宏观、稳定的价值诉求和行动纲领，往往更加关注自己身边的民生问题。有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盲目排外，有的披上形形色色的 “维权”外衣，将个人利益忽悠成群体利益，将经济诉求曲解为政治诉求。

一是国家主义，当一定程度的爱国情绪与较低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极其有限的政治认知程度和较低的政府满意度这三者结合起来时，就可能滋生民粹主义。以外来因素解释国内危机，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传统文化与普世性的人文价值相对立，并以弘扬前者为旗号来抵制后者，成为凝聚“民众”的手段。热衷诉诸暴力，热衷于推翻、革命。只要称之为“革命行动”，哪怕杀人放火，也是正义。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二是极端平均主义，要求“均贫富”，实现财富均等。同样是人，有人富甲天下，有人一贫如洗，民粹主义注重的不是起点平等即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均等，因此不惜以无偿没收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目标。三是当公务员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走向特权和腐败的时候，也会刺激民粹主义，给社会造成不幸。

民粹主义，由于其本身特性，最易和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结合。这二者一旦结合起来，双臂合流，就会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裹挟一切，摧毁一切。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臂合流，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危害。一场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一场是上个世纪的文革。这两场运动有很多极其相似的共同点，一个是强烈的排外，再一个就是彻底地反智。现在似乎看到第三次合流的潮头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

在经济上主张平等化、均贫富，甚至主张劫富济贫，推倒重来。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拉大的贫富差距严重不满，具有严重的仇富心理。用平均手段夺取富人的资产实为不妥，平均倾向是社会的倒退。

在道德上主张道德只存在于底层群众之中，民粹主义的道德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只是代表底层人的道德，本身就是一种不公，而一个没有法治和程序的民族只是处于野蛮社会还未开化的民族，只有代表民众利益的良法且保证程序的正义才具备现代化国家的资格（社会正常的方式是争取个体或团体以平等人格以平等对待。各项政策和具体制度变革涉及权利、自由、权力、机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破除“庄家通吃”的差序化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或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不公。）。民粹主义代表了平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目前中国的平民还在社会上占相当大比例。

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署名文章《当今哪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临诸如分配不公，东西部、城乡、贫富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鼓吹民粹主义的人把这些问题统统归结于是改革造成的，有的甚至把改革前的中国描述成一个“理想国”。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则把中国面临的问题统统归结于是开放造成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民粹主义者打着的是“为民请命”的旗号，好像只有他们最关心人民的疾苦。而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则往往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好像他们是最爱国的。你如果不赞同他的看法，就是“汉奸”。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民粹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尽管他们列举的我们社会中面临的挑战是事实，但是他们提出的应对药方是错误的，是要把中国引向歧路。民粹主义的要害是反对改革，民族主义的要害是反对开放。还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是非常危险的。民粹主义往往会打着民意的旗号，绑架权威从政者。

民粹主义最终发展成为集体主义，并且以集体主义的名义压制个人主义，以维护群体利益的名义压抑甚至取消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与专制政治相联系，追求绝对民主从而滑向权威主义。

民粹主义天真地为财产直接税叫好，以为不会收到自己头上，以为财产直接税真的是只收富人的，是“刧富济贫”的好税。财产直接税是政府向全体国民的消费品在征税，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不要以为财产直接税涉及的就是富人。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96%的城镇家庭已经持有住房，中国民粹主义有没有父母兄弟姐妹亲戚？他们是否住在天桥底下或马路边？

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就是二千年来农民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它只是农民阶级一种乌托邦社会的愿望而已，打造的只是时刻想平均别人的民粹。民粹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乌托邦社会。梁启超评价鞭辟入里，道出了实情：“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一个不能正视自己的农民意识，没钱就平均别人的历史造成深重苦难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