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贫富

曹建明

    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经济状态之下，宗法制度相当发达，家国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从家族到国家，从血缘到社会。中国的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往往以血缘和姓氏为基础聚族而居，久而久之，形成了乡治，即农村家族自治。由年长者带领族人在祠堂祭祀，处理家族内或村庄里的争端。

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这种差序格局中，每个人以自己和家庭为中心层层外推，在这个格局中，每个人按照他人和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而进行差序之爱，越近则关系越近，越远则关系越远，而对关系较远的人或陌生人如何相处，却很少考虑，从而形成一个个的小圈子。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影响下，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人情本位、熟人本位、圈子本位和关系本位，中国人做任何事喜欢找关系，走后门，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统治者皇帝，实行“家天下”的策略，用“天下”和江山社稷养其皇亲国戚，行其大“孝”；士大夫们以自己的爵禄采邑养自己的宗亲姻戚，行其中“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了官场惯例，成为光宗耀祖的事情，在乡里传为美谈。如果有人不按此套路出牌，或反其道而行之，则被人称为六亲不认，数典忘祖，被同事和乡里人所耻笑。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都被用作“尊尊亲亲”的手段，成了中国人寻租的工具，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便很难避免。在家族制的影响下，官员往往把政治与道德相混合，最终结果造成一个官员为了老婆孩子家庭拼命搜刮钱财，而对于国家来说，则为巨大的危害，营利舞弊，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种恶行，对于家族却是美德。不难理解权力家族化、私有化的原因。这种文化氛围和制度下，人们无法通过公共体系获得生存发展和权益保障，就会求助于私人社会资源和私人关系，家族血缘的纽带就会进一步强化。只有当每一个人只需通过公共社会资源而无须依靠个人关系就能保障自己应有的权益时，人们就会自觉摒弃家族文化意识。

整体主义原则是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的道德准则。这个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封建统治集体整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在国家、社稷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理想和价值只有只有依附于国家才有可能实现。为中国人选择集体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历史上，中国人最强烈的、最高的诉求就是“均贫富”，多次农民起义几乎都是以此为口号的，要么高呼“均田免粮”，要么主张“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太平天国初期的施政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更是指出：要“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天朝田亩制度》代表了中国“古已有之”的平均主义思想。

文革结束都几十年了，但它似乎还没走，一些人对“文革”流露出恋恋不舍的情结。官员腐败难以有效遏止，社会不公越来越突出，于是有人开始怀念文革，认为那个时代的社会是平等的，官员也不敢腐败。之所以有这种认识，是因为年轻一代所受的历史教育中，没有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作孳，因而完全不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年纪大的故意利用青年对“文革”的生疏无知，把那个年代描绘成没有贫富差距、人人平等、没有腐败、没贪官、没污染、造反有理、工农当家、社会和谐的清平世界。意识形态中存在的危险，并不是年轻人缅怀“文革”的现象，而恰恰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文革”而被错误的思想误导和利用。对腐败、不公的不满，把“文革”想象成莺歌燕舞、均富廉洁的清平世界。中国一些年轻人沉湎于扭曲的历史观，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无力改变的腐败、不公和挫折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制等非常规手段治理社会。

今天的多数普通国民误认为财产直接税是“有利于自己”的运动。现实中，网络上，呼唤类似文革运动搞财产直接税的人比比皆是。年轻的有，年纪大的也有。青年群体相信财产直接税是一次镇压贪官富二代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的“民主运动”，认为现在贪污腐败的贪官，要是有文革老早被揪出来斗死了，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们的心理：“再来一次文革，可不会轻饶了那些当官的，富裕的，非剥了他们的皮不可！”

中国政治史有一定规律，在每一次大革命之前都会有一些重大事件。

邓小平说：“毛就说过，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党政一把手个人的领导”。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毛太祖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改变颜色，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文革。毛这种思想奠基了今天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认为现在的中国官员就是资产阶级买办，热爱文革的要带领青年搞共同富裕均贫富。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怀念文化大革命，怀念大锅饭。认为现在走的是修正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路线，对现政权强烈不满。至今仍然有一些人解释为毛太祖是在以他的巨大的个人威望为依靠，在中国认真地搞一次大民主，均贫富，改变官僚政治的掌控体系，为此不惜直接领导一批“革命小将”与各级党委、与既有的组织结构展开一场大会战。

毛太祖的民主是阶级战斗的民主、人海的民主。通过领袖、导师直接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团结下层、被压迫阶级来取得多数，战胜少数上层人物，战胜乃至消灭富裕的剥削阶级，以自我革命的方式解放民众。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林彪发表了讲话，“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毛万岁”的欢呼声又一阵阵地在广场上空回荡。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文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战争，阶级敌人就不是人。这样的革命，斗争对象经常会变换，今天是座上客，明天就变成阶下囚。革命初期维护血统论的“红二代”，转眼就变成了“红色权贵黑五类”。“文革”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践踏文明、毁坏秩序、辱没人权的大浩劫，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卷入或被卷入的参与者，几乎没有善终受益者。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只能变为极端的奴役。真正的自由，开始于对自己是否处于奴役状态的确认。当一个人懂得了什么是不自由，他才明白何为真正的自由。

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第二年，埃德蒙·伯克发表了《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一书，批评这种追求自由的革命，已经实际是反自由的国家主义。法国大革命初衷是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但结果充满了暴力与恐怖。特别是在“雅各宾专政”时代，独裁统治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随意践踏人权。罗兰夫人为人民追求自由，却被雅各宾派于1893年送上断头台。临刑前，罗兰夫人留下了一句为后人所熟知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以君主之私为天下之公的事实，是为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古代君主假以“公共利益”之名，借群氓非理性之势，宣称为天下人谋福利，行私人野心与目的之实。国家的自由似乎在无限扩大，个人自由则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公正，但是结果却造成了更大范围内的不公正。常常有人会假借公正的名义，去实现自己对他人的不公正。希望通过财产公有分享他人财产。

从理想国到乌托邦，从平均主义到天下大同，人类试图利用集体之智慧实现美好之夙愿。但是，哈耶克告诫世人：“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人们善良的意愿铺就的。”因为“那些放弃自由以期换取保障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会得到保障。”正如哈耶克所言，从远古部落到农耕社会，人类放弃自由、让渡私有权以换取生存保障，最终沦为被宗法教义纲常、国家机器奴役的群氓。群氓运动、理想主义、平均主义及大同社会最终都会走向失败。

中国在社会思想上，仍然处于传统社会，并且，非常顽固。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彼此相互欺骗却又光明磊落、公平而欣愉地生活着，或者似乎从中获得了生存的自信，让世界相信这种自信，自古以来是很多中国人的写照。这样的民族，无论人们的外表多么光鲜，采用多么现代化的文明果实，终究还是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我们仍然活在“文革”的后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