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人类精英升级：从“精神小宇宙”到“大宇宙精...
各大国按照西方现代文明思维，不断提升科技征服力量以升级恶性竞争，正奔向“人类力量所创造的文明背叛了人类自己，也正被这种文明送进坟墓”的绝境。对此，汤因比给出的“人类的出路”是──世界被统一在一个政府下，会以中国或中国统治原理作为原动力，作为核心；需要具有出类拔萃的独裁者发挥作用，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宗教，作为大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纽带。他认为这个宗教最可能是佛教。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大乘佛教的真理性和包容性越来越多地被印证：佛教认识论的“我执识”、“阿赖耶识”已被弗洛伊德的“前意识”、“无意识”初步印证；佛教的“无量无尽三千大千世界”、“世界种”正被宇宙的无数星系、宇宙大爆炸理论初步印证；“佛菩萨愿力产生世界”正被“生物中心主义”初步验证；《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境界正被“弦理论”所初步印证；而《华严经》不可思议的极大数字、时间境界或许正是人类能够克制人工智能的终极密码！
西方现代文明自我毁灭趋势及其根源
现代西方金融寡头资本主义体系正在面临空前的挑战和危机。
这种危机是全面而深刻的。就其内部而言，原来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金融体系，受到了来自欧元的分裂和挑战；而中国也不再甘于屈从美元货币金融体系；俄罗斯不承认美国及其背后金融寡头在政治上的崇高政治地位和领导权；在美国统治阶层内部，坚持美元金融寡头统治世界与西方文明紧密团结打击其它文明的两种思路，产生了越来越表面化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了2016年美国大选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总统竞选中；美国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由于金融博弈越来越激烈混乱，被诱导在金融市场的舍生忘死博弈的投资精英，因为赚钱越来越难而失败逐渐成为常态，越来越迷茫，金融魔法的吸引力正在快速下降；由于全球统治阶层因互联网失去了对舆论的控制力，越来越多中产阶层被赶入社会底层，底层大众的反抗也越来越直指资本特权；由于资本核心国（文明）对于边缘国（文明）的挤压，不仅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也内化为资本核心国内部越来越严重的种族冲突和恐怖袭击。这种西方现代文明内外部超级复杂的混乱状况是前所未有的。而目前地球人口已经超过74亿人，而地球很多物质供应已经达到了极限，已经形成了硬性的物质约束条件。
对西方现代文明整体而言，最大的挑战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国──美国，第一次失去了在全球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这种优势是过去西方得以殖民大部分地球的主要工具，并最终威慑和拖垮了其曾经的主要对手──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更糟的是，美元背后的金融寡头集团，为了遏制欧盟和欧元的继续发展和挑战，避免德国经济实力与俄罗斯军事实力的结合，硬生生将俄罗斯逼向对立面，使之成为对抗美军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也突飞猛进，虽然仍不具备在全球范围内抗衡美军的能力，但是在东亚的军事对抗中甚至开始占了上风。特别是俄罗斯、中国与美国一样拥有大量的核武器，这使得国际金融寡头借助美军威慑而摧毁其他国家和文明，进而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思路，也要冒上极大的风险。
或许，当今西方文明──以资本为核心，以金融寡头独裁控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为主要特征，以科技军事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文明模式，正在迎来“西方的没落”。正像斯宾格勒曾警告的：“机器，本世纪的真正女王，连同他的人类仆从，都面临屈从于一个更加强大力量的危险。但是，以此同时，金钱已经走到了它胜利的尽头，最后的冲突，即金钱与血之间的冲突，已经迫在眉睫，在那场冲突中，文明将取得其最后的形式（注1）。”其根源则在于：“植物是属于宇宙一类的东西，而动物除此之外，还是与大宇宙关联着的自成一体的小宇宙（注2）。”但当西方人认识到“生命变成生与死之间的一段短暂的时间”，即“精神小宇宙”与“大宇宙精神”无法融合为一时，就会产生“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注3），但西方文明无法直面解决这个问题，由此，聪明人只能采取鸵鸟态度──在活着的时候不择手段地掠夺金钱财富，从而放纵欲望享受肉体。
斯宾格勒的这个警告是在1922年（注4），在17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一场德国雅利安人的权力意志与金钱权力意志的较量，但金钱获得了胜利，并在其后70年内达到了更高的顶峰。时至今日，斯宾格勒的思想更显光芒──“这个金钱正在庆祝其最后的胜利的时刻，这个凯撒主义正以安详的、坚定的步伐昂然前进的时刻──历史的必然性所安排好的任务，将由个人来完成，或非其所愿地完成（注5）。”现在命运或许已经安排好了人，可能还不不止一个，一位是普京，另一位是习。他们无论品格，还是意志力都不在当今西方幕后的金融寡头之下，而且它们掌握着背靠背的俄罗斯和中国的强大国家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
“凯撒主义的到来打破了金钱的霸权和它的政治武器民主政治。”斯宾格勒的逻辑并未过时──“在世界城市经济及其利益取得对政治创造力的长久胜利之后，生命的政治方面终于将自身显示为两者较强大的一面。武力战胜了金钱，主人的意志再次战胜了掠夺者的意志。如果我们可以称这种金钱力量为‘资本主义’，那我们可以把那种想实现一种强大的、超越所有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秩序称作是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具有高尚的思想和责任感的体系，它使整个社会保持在良好状态，为它的历史决战做好准备，这场决战也是金钱与法律的决战（注6）。”
迄今为止人类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阿?汤因比也警告人类毁灭：“过去，人类由于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曾经几次频临灭亡的威胁。但是人类还是第一次知道，自身行为或错误将会直接决定未来的命运”，而在1970年与汤因比对话的日本人池田大作（1928年-日本学者）也很赞同“今天人类灭绝论所内含的末日论却与人类自身具有力量的认识有关，现代人以科学为武器，已具有甚至不难使用整个地球运动的能力。人类力量所创造的文明背叛了人类自己，也正被这种文明送进坟墓（注7）。”
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犹太物理学家）也对人类未来有充满悲观的一面，他说：“（人类）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当然，作为犹太精英，他给出的原因有所不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说，是无比的低下（注8）。”
对于这场未来可能发生的“金钱意志”和“凯撒意志”的决战，会不会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造成极其惨烈的结果，甚至导致人类的毁灭。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不容逃避的课题。要负责地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即人类怎样不用冒这种毁灭性浩劫的危险，找到另外一条成本更低、更加安全的出路，这条出路甚至还能升级人类文明，给人类──不管是精英还是庶民带来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更幸福的生存方式？如果找不到，那么人类文明之间、种族国家之间、社会阶层之间、企业组织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必然以自私的利己主义立场，为争夺地球越来越稀缺的生存，而展开越来越激烈乃至惨烈的竞争，最后必然使整个人类社会就像在地球这个“高压锅”中不断沸腾的汤一样，会形成越来越强大的相互压力，最后难免走向共同毁灭的结局。
1974年，汤因比先生对此设想的出路是：“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在东亚。在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或者从对外来西欧文明不得不妥协这一共同课题来看，他们都是联接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以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的唯一可行的道路（注9）。”与他对话的池田大作则代他总结道：“博士（汤因比）谈到世界被统一在一个政府下的过程时，反复谈到可能会以中国或中国统治原理作为原动力，作为核心；并设想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也许需要具有出类拔萃的独裁者发挥作用，您还期待着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宗教，作为大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纽带（注10）。”
汤因比先生在他即将离世之前确信他已经找到了这第二条出路。那么这第二条道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如何证明这条道路是现实可行的呢？它是不是唯一的必由之路呢？如果人类精英能够认识到它的正确与必然性，我们有没有勇气、智慧和动力改变原有的路径依赖，走上新路并坚持下去直到成功呢？
对此，我们不仅需要深刻领悟中华文明或中国统治原理对当今世界的真正意义，而不是像曾经的西方胜利者对其价值被藐视或忽略不见，深刻探讨汤因比为什么认为佛教最可能作为新大同世界人类纽带的世界宗教？同时，我们也必须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这个文明的基本思想体系上去追根溯源，找到其势必导致人类自相残杀乃至自我毁灭的文明基因。即要从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逻辑这两方面破解这个难题，达到相互印证，并从中找到两种文明优秀基因进行理性、必然聚合的动力。
客观而言，西方现代文明走到今天，其以人性自私为原始驱动力，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为游戏规则，推动了资本──私有财产权的扩张，最终形成了金融寡头控制的全球虚拟金融体系，有其历史和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它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和哲学根源的。
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哲学基础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一神教（上帝与人对立）“犹太教”的“上帝选民”观；第二个是以笛卡尔为源头，怀疑一切，特别是怀疑基督教的“上帝”等相关理念，否定基督教的道德，从而回到以自我的个人意识认知作为一切思想行动源头的经验主义。
对犹太一神教的认知，汤因比持批评的观点，而尼采持褒扬的观点，但两者的共同认知是──由于犹太教的“上帝选民”观，犹太人形成了超乎他人与自然之上的、近乎神的自我认知地位。犹太一神教认为只有唯一的全知全能的无形上帝，犹太人是它的优选子民，即犹太人是最接近神的存在，所以理所当然要征服其他人、生物和自然，使其为犹太人服务。汤因比指出：“开始有意识而且全面侵害‘依正不二’（自然与人是平等的，相互依存统一的关系）的是犹太人一神教这个革命性的理念。我称之为‘在宇宙中机器背后的精神存在’的这个东西，在犹太教中以人的面目出现，凝缩为一个超然的神被众人信奉的。在这个信念中包含着另外一个信念，即认为宇宙中除了这个神意外，再没有其它有神性的东西。他们认为，任何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全是由这个设想的神创造的，这种设想是从人制造工具、艺术品、创建制度等类推出来的。这个创世主被看成是有力量，有权力自由处置自己创造的万物的神。据《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至三十节的记载，神允许人类自由处置他所创造的万物，允许人类按其愿望去利用他们（注11）。”与汤因比迥然不同，尼采则充满激情地赞赏犹太人：“犹太人是以一种精神贵族的高傲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它们的神权政治的人工产物才是可能的。犹太人蔑视国家……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教会’……异族统治者需要维护间距的激情（注12）。”“一个没有归于毁灭的种族就是一个不断生长的种族，生长意味着成为完满的。一个种族的此在（Dasein）的延续，必然地决定着它的发育高度：最老的必定是最高的。在现代欧洲，唯有犹太人接近于至高的精神性形式（注13）。”
不过，按照犹太教的义理──对于这个无形无相全知全能的“上帝”，即便犹太人是上帝的优选子民，他们依然无法靠个人灵魂的修行可以验证与之合体，或与之并立。犹太人只能禀从上帝的旨意，积累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为重建“第三圣殿”而奋斗，并耐心等待“弥赛亚”的降生。这使得犹太人拥有了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的种族权力意志，且可以心无旁骛，也毫无道德负罪感地去征服世界。
同时，按照尼采的权力意志观──“我的看法是，每一个特殊的物体都力求主宰整个空间，力图扩展自己的力量（他的权力意志），并且推斥一切与它的扩展相违背的东西。但它会不断碰到与其它物体的相同追求，并且最后会与那些与之十分相近的物体达成妥协（“达成一致”）──然后，他们就这样合谋权力。而且个过程将不断继续下去（注14）。”因此善于运用金钱和资本的犹太人，不断与那些人类最聪明的精英合谋权力，因而他们是没有对手的，这必然导致了现在的金融寡头控制的全球虚拟金融资本主义体系。
个人经验主义必推动人类恶性竞争、对自然涸泽而渔
对于犹太人之外的更广泛的西方近现代人来说，笛卡尔开辟了以个人意识为中心的经验主义认知的源头，抛弃了基督教的道德观，而这种个人经验主义必然导致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并推导出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合法性。
事实上，“上帝死了”虽然是尼采最早提出的，但是对“上帝死了”的最早理论性判断的逻辑基础却来自于勒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只不过，基于当时基督教的强大存在，笛卡尔不敢像尼采这么赤裸裸地石破天惊吧了。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这样高度评价他：“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独立的思维在这里与进行哲学论证的神学分开了（注15）。”笛卡尔主张哲学的第一要义是必须怀疑一切，即抛弃一切假设。凡属真实的东西，都一定要在意识中得到内在的明证，或者明白确凿地为理性所认识，绝对不可能怀疑。“既然我们像这样抛弃了我们可以稍加怀疑的一切，或者把它们说成虚假的，那我们就很容易做出一种假设，认为即没有神，也没有天，也没有形体，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说进行这项思维的我们不存在。因为设想思维的东西不存在，是矛盾的（repugnat，悖谬的）。”“因此，‘我思维，所以我存在’这一认识，是第一号确定的认识，任何一个有条有理地进行哲学推理的人都会明白见到的（注16）。”
由此，从怀疑一切，自然推导到“谁”在怀疑，个人主观经验的“自我”就出现了。“当我要把一切事物都想象成虚假的时候，这个进行思维的‘我’必须非是某个东西不可；我认识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牢靠，十分确实，怀疑论者的所有狂妄的假定都无法把它推翻，于是我断定我能够毫不犹豫地承认它是我所探求的哲学中的第一原理（注17）。”
在笛卡尔之后，约翰?洛克、乔治?巴克莱（1685－1753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发展了个人意识的经验主义。洛克证明了共相、思想一般地包含在感性存在之内，或者说，他表明了我们是从经验中获得共相、真理的。洛克甚至认为直接的现实是实在和真理，他否定了哲学的兴趣在于认识自以为是的真理，而仅仅从事于描写思想以什么方式接受被给予的材料。洛克坚持意识的差别：一方面，他坚持意识自身，把意识看成本身自由的东西，以与存在──自然、神相对立，以便把存在规定为意识的对象；另一方面，从这个对立出发去产生统一，并把意识提高到这种统一（注18）。
洛克驳斥了所谓天赋观念，驳斥了（基督教等）伦理方面和实践方面的天赋观念。这就是说，一种普遍的、自以为是的观念，这种观念被认作以天然的方式属于心灵本身。在洛克那里，心灵被看成一块没有内容的（注19)白板。
巴克莱则提出了一种唯心论，与理智的形而上学相反，他提出了一种看法，认为一切存在物及其各种规定都是被感觉的东西，都是自我意识所造成的东西。他的独创的主要思想是：“凡属我们称之为物的东西，它的存在就是它被感知。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规定。物被人们说成存在的东西，其实仅仅是被知觉的东西（注20）。”
休谟基本完成了洛克开启的经验主义，因为他始终一贯地指明，如果我们持这种观念，那么经验固然是我们所认识的东西的基础，知觉本身包罗万象，可是在经验中却并不包含普遍性和必然性，经验并不向我们提供这两个规定。“由我看来，当我亲切地感觉我所谓的我自己时，我不可避免地要碰到这个或者那个特别的知觉，如热或冷、明或暗、爱或恨、快乐或痛苦等知觉。无论何时，我总无法将一个没有知觉的我自己抓住，同时我也无法观察到任意事物，仅能观察到一个知觉。当我由于死亡而失去所有知觉，而且在分解之后，再也无法观察、感觉、思维且有所爱恨的时候，我就算是彻底消失了，并且我也无法想到还需要什么东西才可以让我成为彻底不存在的了（注21）。”罗素对此的评价是：“这结论删除掉‘实体”的最后残存的使用，在形而上学上最重要。在神学里，它废除了关于‘灵魂’的一切‘假想知识’（注22）。”即休谟斩断了人的意识与“灵魂”与“神性”的关系！
康德哲学将“我思故我在”推进到思维、理性和逻辑的阶段：思维通过它的推理作用达到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本身是绝对的、具体的、自由的、最高无上的。思维认识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除了思维的权威之外更没有外在的权威，换言之，一切权威只有通过思维才有效准。他说：“这种事（灵魂的单纯本质或者最初的世界开端的必然性）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相反，我只想和理性本身及其纯粹思维打交道，对它的详尽知识我不可以远离我自己去寻找，因为我在我自身中发现了它们。我凭逻辑可以大致希望有多大的收获（注23）。”
个人意识的经验主义必然延伸出了杰里米?边沁和约翰?穆勒利己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或者说被后者强化为西方现代主流哲学。边沁主张：“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能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做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功利指任何客体的这么一种性质：由此，它倾向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所有这些在此含义相同），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有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这些也含义相同）；如果利益有关者是一般的共同体，那就是共同体的幸福，如果是一个具体的个人，那就是这个人的幸福。”“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注24）。
约翰?穆勒和边沁一样，认为“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做道德基础的信条主张，行为的对错，与他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行的倾向成正比。所谓幸福，是指快乐与免除痛苦；所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不同的是，穆勒用心灵的快乐与肉体的快乐做了一些平衡──“我们必须承认，功利主义著作家一般都将心灵的快乐置于肉体的快乐之上，主要是因为心灵的快乐更加持久、更加有保障，或成本更小等等（注25）。”
当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发表了进化论后，个人经验主义再度被强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代表是尼采、W．G.萨姆纳（1840-1910美国社会学家）和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
尼采的主要思想是，整个历史乃是两群人之间的形而上学的斗争史：一群人体现着“权力意志”，即价值的创造所必须的生命力，而且人类文明基于“权力意志”；另一群人并不体现“权力意志”，他们主要是由民主产生的群众（注26）。相反，“凡在这种意志即权力意志没落之处，每每都有颓废出现。颓废之神性，在割除了它最具雄性的肢体和德性之后，现在就成为善人们的一个上帝了(注27)。”整个文明应把自身的存在归因于“掠夺者”，“掠夺者总又有意志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和权力欲”“置身于弱者之上，属于更文明、更爱好和平的民主……掠夺者摧毁陈旧的文化，陈旧文化所具有的合法性甚至在精神和腐败的壮观烟火中化为灰烬（注28）。”即征服者将其观点强加于被征服者，这是天经地义的。另一方面，道德是“颓废本能”──“弱者和倒霉蛋的本能、习惯受苦者的本能”（注29），道德源于怨恨，产生动物式的大众美德。依尼采之见，“所有道德都否定生命”（注30）
不管“超人”理念对人们产生何种影响，尼采的“超人”概念（超人对下层社会发号施令）听起来都像是进化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不管是对某些个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的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注31）。W．G.萨姆纳则认为：达尔文考察人类社会的新方法对人类世界做出了终极解释，并且是一种理性的解释。达尔文的新方法解释了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和商人中流行的无拘无束竞争的合理性。其它人认为，达尔文的新方法解释了人类世界居支配地位的基本结构，即在这种世界中“合适的”的白种人“自然地”凌驾于其他“退化的”有色人种之上（注32）。
斯宾塞则创造了“适者生存”一词。他很快意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会被用于人类社会，他对此坚信不疑。比如关于穷人，他反对国家给予救助，穷人不是适者，他说，应该被消灭：“大自然的全部努力乃是消灭非适者，清洗非适者的世界，把位置让给适者（注33）。”
从个人意识的经验主义，到个人感官幸福（快乐）的功利主义，再到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哲学思想的主脉络，虽然其间它曾受过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亚瑟?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的挑战──他们都认为客观永恒真理（意志）是一切生命与世界之源。但他们无法动摇个人经验主义的主流地位。斯宾莎诺是犹太人，但他却比犹太教“无形无相的上帝”观走得更远：“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领域既没有所谓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凡发生的事俱是‘神’的不可思议的本性的显现，所以各种事件照逻辑讲就不可能异于现实状况（注34）。”“神是绝对无限的，绝对无限的实体是不可分的。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存在于神之内，没有神就不能有任何东西存在，也不能有任何东西被认知。凡是对于神的本质（naturadivina）多少用心思考过的人，都否认神是有形体的（注35）。”他的这个“神”可以理解为西方概念的“宇宙精神”，或者佛教的“法身佛”；叔本华则试图将康德哲学与印度教、佛教思想相结合，他写道：“意志既然是自在之物，是这世界内在的涵蕴和本质的东西；而生命，这可见的世界，现象，又都只是反映意志的镜子；那么现象就不可分离地伴随意志，如影不离形；并且是哪儿有意志，哪儿就有生命，有世界（注36）。”“我们这个如此非常真实的世界，包括所有的恒星和银河系在内，也就是──‘无’（注37）”、“一切生命在本质上即是痛苦（注38）”。在解决方案上，他们都推崇克制私欲，但最多只能对西方个人经验主义造成一些小骚扰而已。
由于个人经验主义被近现代西方人当作真理，而“上帝”这些主观先验（天赋）的概念，在很多现代西方精英看来，它们不仅是意识思维无法证明的，也是近现代实证科学所无法验证的，因而拒绝承认它们存在。因此，上帝、天堂和地狱对人的道德束缚被解除了，人活着的唯一价值标准，就是利己主义的快乐（幸福），这使得近现代西方人追求个人快乐的所有行为都成为理所当然的──这包括对其它文明进行军事侵略殖民；屠杀印第安人；贩卖黑人；以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争夺世界主导权；制造足以毁灭人类N次的核武器；废除金本位──本质上废除了印钞者与用钞者的经济平等、民主和人权；像索罗斯一样做空它国经济掠夺财富；乃至研究转基因主粮和转基因生物武器以消灭“垃圾人口”等等。
由于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的自由竞争形成了西方现代文明巨大竞争力，鉴于谁先下手谁先获益、谁先成为英雄、谁先享受的游戏规则，由此它造成了一种人类科技进步空前强大的推动力──无论是对其他人、其它民族和地球的掠夺和剥夺，谁先下手为强谁先获益，谁先成为英雄谁先享受，这使得西方从1776年詹姆斯?瓦特（1736-1819英国发明家）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之后，西方现代文明仅用了250年的时间就基本将地球涸泽而渔，并且用武力和霸道将其他种族和文明逼到了被迫模仿西方运用高科技军事──包括核弹在内的先进军事武器，如今已达到足与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对抗并同归于尽的绝境。
即如果从西方现代文明对其他文明的侵略、对地球的占领来说，西方文明仅仅用了250年就达到了这个目标，这是空前的成功。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西方现代文明无疑太急功近利，甚至有着明显的快速自我毁灭的趋势，即其造成人类文明自我毁灭性的加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与有着5000年未中断文明史的中华，特别是1840年后西方殖民者用利炮坚船逼迫中国人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前的中华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华传统的生态农业文明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仅用了很少的自然不可再生资源，几乎没有任何化学污染，却最多养活了4亿人口（清乾隆时期）。
即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看，西方现代文明是相当短暂和危险巨大的。而如果想找到人类文明可持续长期发展的出路，无疑应该向中华文明中去寻找经验。
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5000年经验是人类宝贵财富
如果说犹太人是地球上唯一未中断的种族文明的话，那么中华文明是地球上唯一未中断的种族+国家（社会）文明。
世界最早的社会文明是古巴比伦，在公元前18世纪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完整保存下来的成文法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这部法律的著名原则。这是全世界最早依法治国的典范。就是这样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迄今国家主人被更换了多次。有古无新。古埃及有无比强大的王权，有无比辉煌的金字塔，其建造工艺之宏大精确，即便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也是令人赞叹的。但是其国家主人也被更换了多次，古文明早已终绝。古印度有最早起源的佛教文化──在笔者看来，那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神性”文明的真正顶峰。但随着外敌的入侵，不但佛教文化逐渐淡出印度，而且印度人种也由最早的黄种人变成现在的雅利安人，成为白种人的后裔。
只有中国，语言还是一以贯之的语言、文字还是一以贯之的文字，文化还是一以贯之的文化，人还是黄种人的汉族主导。今天的中国是连续5000年一脉相承的发展结果，尽管有外族不断侵扰，也曾经有两次国家政权被外族（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夺占，但是中华文化没有中断、中华文明没有断档，中华民族不但没有被灭亡反而同化了外族入侵者，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诚然，这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因为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青藏高原和大沙漠阻止了欧亚大陆西部的种族和文明的入侵。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以其深邃和包容性，令征服者最终被这种文化所包容。
构建成中华文明的三种核心文化分别是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三者虽然源头不同，佛教甚至是来自于印度，是一种典型的外来文化，但是它们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信仰和顺从“自然宇宙秩序”的文化。这个自然秩序对儒家来说是“天”，对道教来说是“道”或“自然”（注39），对于佛教来说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而在大乘佛法里，天、自然和法身佛虽然是人灵魂修行的不同阶段，但本质上是一体的，都是法身佛──你可以理解为“客观存在”或者“宇宙精神”的不同层次的精神存在。也因此，明代的学者王阳明将儒释道融为一体，创造出“心学”，被中国人誉为“圣人”。
在笔者看来，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在发育的过程中有一个相似阶段，那就是中国的商纣时代（约公元前1050年，商纣为中华·商朝末代皇帝）与卡尼古拉统治时期（37至41年罗马帝国第三位皇帝）的兽性荒淫。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两个文明都处于动物性兽欲阶段，即人作为动物属性追求享乐的性交和饮酒的快乐，是人的第一（也可以说是唯一）追求，那之前即便有神，但神对人的道德约束也几乎不存在。商纣是中国商朝帝国的最后一个王，他为纵欲狂欢，设置了酒池肉林，与妲己等女人日夜淫乱；卡尼古拉更是与妹妹淫乱，让他的正式妻子公开裸体，让朋友亲信评头论足；他还命令众多男女互相乱交。卡尼古拉和商纣另一个共同点是异常残忍，动辄以炮烙或烙铁残杀大臣和子民。他们的结局也惊人相似：商纣王也被姬发（约公元前1087-前1043周朝开国君王）为首的诸侯推翻了政权，被迫自焚而死；公元41年1月，忍无可忍的护卫们终于反叛，斩掉了卡尼古拉的阳具和头颅，他的妻女也被杀戮。
在商纣王之前的中华、卡尼古拉之前的欧洲，都可以说是文明没有开化（注40）、人类缺乏精神自律的时期。君王这种淫乱和残忍的兽性发作没有任何遏制，这极大地震惊了当时的统治者和贵族，这也必然形成反思，以找到制衡这种疯狂兽性的办法。
因此，在公元前1046年西周建立之初，周公姬旦（？-前1105中华·西周初年政治家）制定周朝礼仪规范制度，成为后来儒家的源头；而基督教创立者耶稣虽然在公元33年（一说是28年）被罗马政权处死，但在其后的二三百年间，他留下的基督教却逐渐侵入了精神空虚的罗马城。因为统治贵族发现基督教可以填补他们狂欢纵欲之后的灵魂空虚外，还能让奴隶对无休止劳作的生命保有最后一丝的希望──上天堂，这可以驯服奴隶们认命辛劳，在短期看来几乎是零成本的。最终，公元311年，罗马帝国西部皇帝君士坦丁一世（272-337）与东部皇帝李锡尼乌斯（263－325）联合发布《宽容敕令》，准许基督教徒信教自由，不受歧视。这道敕令是基督教史上的里程碑。后来进而把基督教立为国教。再后来基督教反客为主，形成了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最高权力──即当罗马统治发现，从长期而言，引入基督教是成本最高的策略时，为时已晚！
周礼、基督教可以分别看成了中华和欧洲从兽性走向人性文明的升级。所不同的是，周礼只是对统治者乃至臣民的一种世俗行为的道德规范，这后来被孔子所继承，由董仲舒推动汉武帝发展演化为“天道”，皇帝“代天牧民”的世俗秩序。基督教则不同，它走的更远，“上帝”是唯一的神，他以人格化形象出现，并以耶稣代言的方式，不仅制定了世俗的道德规范，也锁定了人与“上帝”的唯一关系方式──忠诚地执行上帝的旨意，死后上天堂。即它把人与天（上帝）的关系锁死了。从此，西方人与天（上帝）成为对立者，接受了这种观念的人再也无法成“神”。这就使基督教垄断了“神权”，而这种一神教的“垄断性”是继承自犹太教。周礼则不同，它试图寻找和顺从“天意”，通过祭天拜地等方式使君王获得了“奉天承运”的特权，但它并没有排斥封杀其它方式的人与天（神）的沟通可能。
那么，为什么神权在基督教、犹太教中被垄断了，在中华文明中却是开放的呢？这或许与中国远古的最伟大的首领，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的黄帝（公元前2717-前2599）有关。
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最著名的医书、也是中医的起源──《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第一”记载：“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简单地翻译，这就是说，黄帝出生就非常聪明，在成年之后登上天子之位，向“天师”岐伯问健康养生之道，岐伯回答了他中医之道，黄帝记而成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出现了“天师”一词，这可以理解为“代天（通达天意）而言的老师”，这个词后来在中国道家中频繁地出现，意指个人通过修行灵魂可达“天界”而拥有神通之力的人。当然“天师”也可以被解释为“天子的老师”。尽管有说法称《黄帝内经》并非黄帝所著，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假托黄帝而做。其实，《黄帝内经》是否黄帝所作并不特别重要，重要且神奇之处在于，《黄帝内经》里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十二经络”的原理，是人的意识，乃至现代解剖学迄今都无法发现和证明的。但是，它经过中国人世世代代的中医实验，是有效和准确的，随着近年来中医在国际上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能感受到它的神奇。值得重点强调的是，中国人以《黄帝内经》为源头而演化出来的中医，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有效地保护了中国人的健康，维护了中国人生命基因的进化，而且这个医疗体系与现代西方医学体系相比，成本低的惊人。
由于黄帝既是中华民族人种和世俗权力的祖先，传说他最后修成仙人（神），至少他（或假托他的人）得到天的启示而获得了中医的认识，这使得后世的君王，即便是秦始皇嬴政和汉武帝刘彻也难以或不敢垄断“神权”，因此形成了中华文明对于天、仙或者神的开放性态度，这也成为道家的源头。老子则将道家哲学发扬光大──在这种哲学（神学）中，人应该“营魄抱一，专气致柔”“致虚极守静笃”。因此“神得一以灵”（老子《道德经》），也就是说，意念非常安祥清净，将眼耳鼻舌身意五官都关闭或停下来，将意念中的万千杂念放下，意念只集中静止的“一念”上，就可以通过这个纯净的“一念”触及神灵，可以打开心目窥得天机，甚至可以自证为天人（天仙、天神）。庄子（约公元前369-286中国·战国思想家）则讲：“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注41）。”这为中华文明日后接引佛教打下了基础。
由此，道家和儒家在中国早期文化中取得了有趣的分野。儒家的势力范围是世俗社会的秩序，负责君王与臣民、人与人的关系。孔子虽然拜访过老子，对他很佩服，但儒家完全不问鬼神──“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乱力怪神”（注42）；道家则在个人出离世俗社会修行为神仙──即人与天的关系上获得主流地位，不仅可以通过个人修行成仙，还可以通过周易、奇门遁甲、六壬等方法推测预知未来。即道士甚至获得了超过皇帝与天的密切关系，进而成为制约和引导（也可能是误导）君主的力量之一。
道家的出世成仙和儒家入世统治臣民往往对接在君王皇帝身上，汉武帝刘彻是一代世俗功业的雄杰，他在享受了世俗社会的绝对崇高地位后，向往成为长生不老的仙人，却又不愿意舍弃世俗的无上权力和荣华富贵，他希望得到“儒”与“道”的最完美衔接──在不得不离开君位（死去）时直接“成仙”，结果一些投机的道士向他献“丹”，这些“丹药”本来是毒药，它的原本功能是帮助“虚极静笃、营魄抱一”的修道者杀死体内的微生物──解开“肉体”的枷锁，使灵魂能摆脱这个枷锁足以升天。但中国皇帝们在难舍权力酒肉女色的情况下，服下这些丹药，反而往往促使他们乱性甚至暴亡。刘彻晚年也为求长生不老十分靡费，幸而最后幡然醒悟，下了“罪己诏”。
由于道家修行理论的玄而又玄，即便是最理性的修订典籍《参同契》（注43），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如同天书。且因道家又不太强调禁欲，结果其与贵族纵欲享乐生活方式结合的结果是──在东晋时期，贵族们以吸食“五石散”（注44）成为时尚，这也成为道家一度没落，而佛教传入中国获得主流地位的社会背景之一。
幸运的是，中国人认为人可以成仙成神的开放观念，在东汉以后等到了更加理性、系统和可验证的印度佛教的传入。从东汉汉明帝刘庄时期（28-75）开始、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直到隋、唐的600多年时间里。以鸠摩罗什法师（公元344-413龟兹人）、真谛法师(491-569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玄奘法师（602-664中华·唐朝汉人）、实叉难陀法师（652-710中华·唐于阗人）、义净法师(635-713中华?唐代汉人)等上百位领衔法师，千万位僧人、学者辅助下，多次在国家力量的全力支持下，将绝大部分印度佛法传播翻译到中国。其后，在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佛教反而渐次湮灭了。
佛教的引入，一度曾令中国统治精英和知识界欣喜若狂，他们根本没有对外来神祗──佛、菩萨的抵触，反而因为佛法解开了他们在道家“玄而又玄”中的迷惑，令他们清晰了明白了人与天、与神、与自然、与佛菩萨的关系，彻底解决了人出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灵魂如何永生的终极问题，因而如获至宝。佛教给出了多种灵魂解脱的方法：1.身前禅定持咒可成为罗汉、菩萨和佛（注45）；2.念“南无阿弥陀佛”或“南无观世音菩萨”死时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种清净的灵魂形态生命，可当场聆听佛菩萨的教诲（注46）；3.它也承认即便不采用佛教的念力，通过道家般的静心如一地修行，也是可以成为天人（注47）。
佛教最为强大之处，还不仅是它指出的灵魂解脱之路，更在于它浩瀚的思想体系令人叹为观止；在于它的思想体系是完美无缺的，不怕任何意识、逻辑的攻击，它彻底征服了那些最聪明的中国人。在中华文明历史上的最高峰──盛唐太宗李世民(598-649中华·唐朝第二位皇帝)到唐玄宗李隆基(685-762中华·唐朝第九位皇帝)的时期，佛教得到了国教的待遇，那时中国儒、释、道的融合也达到了最高峰，是中世纪世界文明的顶峰。
在这个中世纪人类文明顶峰上的皇帝是唐太宗。他笃信佛教，青年时平叛胜利归来时曾拜谒法门寺，与佛教结下缘分。他当皇帝后下令修缮法门寺宝塔（631），当开启地宫发现了“佛指骨舍利”，他视为最吉祥之兆，决定以皇家名义在法门寺内供奉，这开启了盛唐时期“三十年一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供奉迎奉佛骨的盛大典仪。其子唐高宗李治（628-683中华·唐朝第三位皇帝）则进一步亲迎佛骨舍利至东都洛阳的皇宫中供奉。而唐代第六次迎奉佛指舍利是唐懿宗李漼（833-873中华·唐朝第十八位皇帝）的咸通十四年（873年）。这是一次声势浩大、供品最多、耗资空前的迎奉，也是唐代最后一次迎奉佛指舍利。当时从首都长安到法门寺的100多公里路上车马昼夜不绝，长安城万人空巷，倾城参加。皇帝亲临城楼顶礼迎拜，百官士庶沿街迎候。皇帝、皇后、王公贵族供奉了大量金银器、琉璃器、丝织品、法器。
盛唐之后，由于社会经济衰败，佛教过于靡费，供养的僧侣过多，使社会难以承受，唐武宗李炎(814-846中华·唐朝第十六位皇帝)曾发动拆毁佛寺的运动。后来，佛教与皇室的关系变得隐秘起来，然而佛教在中华文明中的至高无上智慧追求之地位已经奠定下来。从此，中华精英中具有顶级智慧的人大多都将通过佛教和道教超脱生死，把灵魂修成“活神仙”或者是“活菩萨”作为最高追求。而那些缺乏神灵慧根的次一级的精英，才将世俗的功业──开拓疆土、统治众人当作追求目标。
即在中国本土而生的道家明确了人可以成为“神仙”之后，从印度引入的佛教进一步指明了人如何超脱生死，修行成为天人、罗汉、菩萨乃至佛的道路之后，中华顶级精英就将最高注意力转入到如何解救自己的灵魂，得到永恒的精神幸福。而统治者也甘于认同自己是代“天”牧民的身份，儒家认为人与人的和谐礼仪相处是符合“天道”的。由此，中华汉民族政权从此缺乏了对外开疆拓土，不断改进先进武器以战胜异文明的强大动机，其疆土再难超过唐朝的顶峰时期。
至此，如果从人类文明从“兽性”到“人性”“神性”升级的路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从商纣王1.0版本的兽性文明时代，通过儒家完成了1.5版本的人类世俗社会道德秩序的“人性”文明升级后，再通过佛教和道家完成了2.0版本的升级，成为人可以修证为神，个人“精神小宇宙”能在人活着时与“大宇宙精神”融为一体的“神性文明”；而欧洲文明从在古罗马卡尼古拉的1.0版本的兽性时代，通过基督教完成了1.5版本的人类世俗社会道德秩序的“人性文明”后，因为犹太教、基督教与人对立的“一神论”的阻绝，未能实现向2.0版本的“神性文明”的突破。随着后来基督教政教合一的腐败，引发基督教宗教体系被西方近现代精英否定，使得以人肉体（兽体）感知为基础的个人经验主义野蛮生长，西方近现代文明又退回了1.0版本时代的兽性文明──即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再通过对中华文明的殖民侵略和文化进攻，逼迫中华文明倒退回“兽性文明”，如今中国正以“兽性文明”对抗西方“兽性文明”。因此，本质而言，现在人类文明面临的危机是“兽性文明”间暴力对抗时相互毁灭的危机。
由于中华文明缺乏对外侵略的动机，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火药，也曾被动地在明朝（1368~1644中华最后一个汉族皇帝制政权）帮助朝鲜对付日本侵略者时，中国的火枪、火炮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但是这些技术后来还是很快被遗忘了，中国人更愿意将火药制成烟火，发射到天空中绽放，使得孩童在过年的时候高兴；在海洋上，战国（公元前476~前221)时期中国人就开始使用“思南之勺”（指南针前身），明朝郑和（1371-1433明朝外交家）领导的庞大舰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印度洋沿岸国家，但他们只是带去了友谊。这与西方文明在获得了火药和航海技术之后的作为──大肆侵略和掠夺截然相反。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华顶级精英认为──征服自己的欲望，解脱自己的灵魂才是最高追求。而西方近现代精英已经对自我解脱灵魂绝望了，他们于是将征服他人和世界看成最大的存在意义。
在佛教的义理中，中华顶级精英们追求精神解脱并不是完全抛弃其族人，因为佛教中有入世修行的菩萨和金刚，这是佛教修行的较高境界（大乘佛法境界），菩萨被佛称为“（佛的）法王子”──他们通过解脱众人进而扩大自己的心量和福德，从而使自己最终证到佛的境界。由于印度佛教灭度之后，中华文明成为大乘佛法的主要载体，菩萨和金刚的转世投胎、入世修行也需要得到中华文明的支持，中华文明也自然成为佛菩萨护佑的文明。
故此，中华文明有一个神奇的特点──每当这个种族正要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总会出现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超凡英雄。比如在“五胡乱华”（316-439）时期，尚处于兽性文明的北方和西方胡人对中国北方行了令人发指的恐怖屠杀，甚至赶着大量的汉族少女──被称为“两脚羊”，晚上奸淫，白天就屠杀吃肉，致使北方汉人几近灭族。这时汉族中涌现出超级英雄冉闵（？-352冉魏建国皇帝），他对胡人展开了无比猛烈的反屠杀，屠杀汉人最烈的羯族与匈奴在血腥的汉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最后令胡人十分恐惧。冉闵最后战败被杀。史载，冉闵被杀之地，山左右七里草木全部枯萎，蝗虫大起，自五月起天旱不雨，直至十二月。慕容儁（319-360前燕第二位皇帝）派使者前往祭祀冉闵，谥号为武悼天王，当天就降下大雪（注48）。冉闵虽死，但他杀出了汉族人的铁血威风，使得北方胡人无力南下杀绝汉人。这也震慑了后来曾一度统治了中国的蒙元和满清也不敢屠杀过甚。
另一位超级英雄是毛泽东，他与周恩来、彭德怀等一批杰出智勇豪杰，在中国军阀混战，外部强寇环伺，强大日本侵略造成的“九死一生”的局面中，竟然领导民众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本来是在理性逻辑推导上绝无可能之事！而这种超级英雄，在佛法的解释中，可以是主持正义、杀伐果断的金刚菩萨转世而来拯救。
今天，当面临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后总攻，尤其是先进军事力量的威逼时，中国涌现出来了数量众多的科技人员，在本来是西方人擅长的领域，这些中国人迎头赶上，在军事技术方面的不少领域甚至开始超越，比如量子通讯、激光武器、核聚变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神奇的事情。
或许可以说，以佛法为文明内核，得到佛菩萨护佑，或许是中华文明2000多年屡遭冲击而不毁灭的最核心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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