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百年之路
直到今天，有一部分中国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依然陷于原有的瓶颈和误区，实际上将自己置于当今中国政府和民间之间的狭窄夹层里，因此既不无法对统治者产生影响，又没有办法真正接近和被广大民众所接纳，这种尴尬是很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所深切体会的。推荐语：大约一百年前后，中国就出现了近代第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里，前半段的战争和后半段的运动感占据了历史叙述的绝大部分空间，因此我们实际上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及其历史意义缺乏系统的整理和认识。这本《寻求中国民主》正是作者冯兆基的一本填补空白之作。
了解这段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直到今天，有一部分中国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依然陷于原有的瓶颈和误区，实际上将自己置于当今中国政府和民间之间的狭窄夹层里，因此既不无法对统治者产生影响，又没有办法真正接近和被广大民众所接纳，这种尴尬是很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所深切体会的。并且，正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之下，我们看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阵营出现了分化和脱离的行为，实在令人痛惜。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重新翻看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面对当时所进行的思考和在失败中汲取的宝贵经验。
《需求中国民主》
作者：冯兆基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2月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百年之路
作者：张源
冯兆基在前言中点出了本书的写作目的：本书试图填补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研究的一项学术空白，这些知识分子迷失在五四激进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成长这两种力量之间。这项研究不仅仅是对民主思想的探讨，也是对一场政治运动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不知不觉形成了一个观点，即辛亥之后的中国，至少在1949年之前，并没有建立民主、自由、法治国家的空间。这就是李泽厚所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在这里，救亡侧重于反帝和民族革命，而启蒙强调的是科学、民主以及个人主义的发展。而在当时，救亡的任务高于一切，包括高于个人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
但冯兆基指出，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有一个误区，那便是认为“救亡”与“启蒙”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他假定了救亡和启蒙无法兼顾，于是就过于强调两者不同。但实际上，当时启蒙的同样应该包括对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吁求，而我们看到，即使在抗战期间，这个呼吁也从未停止。
实际上，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以及对宪政的主张并不和反帝的民族主义以及强势政府的建立水火不容。冯兆基认为，抗日战争非但没有使民主力量削弱，反而使其增强。我们也可以看到，民盟这样的知识分子组织恰是在这个时期作为一股力量出现，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遭遇了失败。
我们现在经常听人说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一百年前这样的质疑声就从未停止。但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白，这种怀疑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不仅发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适合中国，还看到西方的价值观和中国的价值观是协调一致的。他们没有在中西二元文化之间游移不定、左右为难，而是坚信两者有‘和谐一致’的可能性。……他们没有不加批评地急于效仿西方，也没有因为中国缺乏民主而怪罪中国文化本身，而是把这笔账记在了政治上——一党政治、个人独裁政治、内讧政治，他们的思维逻辑是：民主化的政治可以通过改变政治制度、改变‘游戏规则’来实现。
另外一种轻视中国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说法是，这些人不是真正服膺于民主信仰，而只是在做政治上的表态甚至投机。其依据同样是因为英美的民主体制从根本上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因此坚持在中国实施民主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脑子糊涂，那么就肯定是别有用心。这种观点的荒谬之处同样显而易见。因为根据不同的国情，民主可以有不同的类型，甚至在同一个国家，民主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变。实际上，民主的目标和支撑是人的自由，而这一点必然是普世的。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它本身不能成为目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一种不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民主。
百年以前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认识到，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重要的就是如何一步步推进这个进程。因此，即使民主被当成一种政治武器来使用，也有可能产生好的结果。
在回顾五四到1949年之间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简单断定，中国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努力最后成为一场徒劳。但这同样与事实不符。正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是衍生于西方民主思想，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运动实际上演变成中国社会表皮之下的潜流，我们会看到在1949年之后，这个潜流在各种艰难的境地之中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声音，直到文革结束，迎来改革开放，一代代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传承成为了新时期的思想动力。
启蒙并没有阻碍救亡，或者说启蒙和救亡并非两件必需择其一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看到即使在救亡的高潮期间(八年抗战)，依然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试图在价值观上作出调整，以民主和自由作为诉求。而他们的这些思想行动，既可以是书斋式的，同时也可以是政治的、行动的。
将这种意见挪到现在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追求普世价值和百年以来的民主、自由(以多党制和政治自由为表达)并不意味着对现在执政党的反对。因为执政党的统治并非必须以独裁专制作为基础，执政党作为统治集团，理应拥有调整统治方式的空间。只是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执政党历史的“前现代”性质，一方面又因为有东欧和苏联作为前车之鉴，这一原本明晰的观点反而逐渐成为执政党思考的“盲点”。
但我们同样需要指出，从历史上看，以及观察当下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表现这个群体依然没有克服一直以来脱离群众的问题——尽管他们以群众的代言人自居;以及他们在改变现实方面的乏力。正是注意到这点，有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将努力的方向从“政治的”转向“文化的”。
当然，我们必须肯定，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勇于在暴力和不自由的环境中国努力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现实问题的做法，并不是幼稚，而是勇敢。面对漫长的“历史三峡”，这一代自由主义者或许依然只是一个传承者，一个高华先生自称的“过渡性”的群体，但这丝毫不抹杀他们对中国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毕竟，就算潜流也还是河流那斩不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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