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三）
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三）导读：
天津电台记者连线问收入分配方案十年没有出台的原因以及怎样才能提高民众收入，我说原因是特殊利益集团在阻碍，包括既得利益者、国有垄断企业的受益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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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
天津电台记者连线问收入分配方案十年没有出台的原因以及怎样才能提高民众收入，我说原因是特殊利益集团在阻碍，包括既得利益者、国有垄断企业的受益者等等。现在搞市场经济，由企业定价、确定工资，政府应当致力于增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博弈手段、集体谈判能力，让工会直选、代表工人集体，让农民协会将农民团结起来，从而改善一次分配；加强对官员的监督，降低政府成本、三公消费，从而增加民生支出，改善二次分配；改变国有垄断慈善、依靠地方政府扶贫的现状，股利民间慈善基金会的发展，从而改善三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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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播电台连线遗产税，我说：中国现在正是开征遗产税的最佳时期。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遗产税大大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英国、日本的遗产税最高税率曾经达到70~90%，松下幸之助留下遗产几十亿美元，但是由于日本的遗产税很高，到他孙子那一代遗产基本上就没了，所以人们说：日本人对待富人是残酷的。
时代周报记者问首次有两个上市企业退市，怎么评价？我说：中国股市长期以来失去了经济晴雨表的作用，大多数是一些烂企业上市了；只注重国有企业的集资，忽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基本没有退市、没有分红，最后股市不被人信任、基本上被人民抛弃了。现在开始有退市、强制分红，或许标志着某种理念的转变。
记者问收入分配改革，我说：适时推广房产税开征遗产税有助缩小贫富差距。垄断国企上交利润必须交到财政，不允许大量返还补贴国企.必须给工人农民赋权~工会权，农会权，金融权，集资权，财政监督权，农民土地开发权等等。赋权才能脱困并提高收入。
记者问基尼系数，我说：故意说低基尼系数，会误导政府判断；如果十年来贫富差距没有扩大，反而有所缩小，那么中国民众对于贫富差距的不满都是空穴来风，政府没有必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缩小贫富差距上。
通讯社记者问收入分配改革，我说：改革意见没有新意！遗产税早就确定要开征，房产税开征必须清理户口，必须联网、向税务人员开放全国房产信息，这样官员们拥有大量房产的信息会曝光，其社会震动类似于官员财产公开，他们绝对不敢做.。
记者问中国的PMI,GDP的真实性，我说中国的PMI的采样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所以往往数字偏大，体现了对于经济的乐观主义。中国的GDP的真实增速参考耗电量、货运量的增长，应该在4~5%。
记者问对于中国的外国投资减少、对外投资增加的看法，我说：中国的外国投资减少是好事。中国现在不缺资本，甚至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外国投资太多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导致通货膨胀。中国的对外投资一年超过700亿美元，由于投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亏损累累，所以对外投资增加是坏事。
记者问对于李克强城市化的看法，我说一要加速户籍改革，让农民工享有市民待遇；二要进行土地改革，特别是实行土地私有、归农民所有，让土地成为农民的资产，让农民带着资本进城。这样的城市化才是农民期盼的。
时代周报记者问福建泉州进行金融改革试点，怎么解读？我说：泉州自古是商业重镇，曾经是最繁华的中国城市，现在其工商业也十分发达，在泉州进行金融改革试点，特别是发行企业债券等试点，有利于改善民营企业融资。
湖南电台记者问：政府人员说年底突击花钱不只是中国有，日本也有，关键是花钱是否违规违法，怎么看？我说：年底突击花钱不是问题的实质，是否违规违法也不是实质，实质是建立了公共财政没有？财政是否公开透明？
时代周报记者问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了，怎么看？我说：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特别差，表面上依靠垄断赚了几万亿，据天则所报告，如果除去国家免费土地、金融贷款支持、政策优惠，那么国企是负利润。国企应当破产。当然要警惕借破产之名，廉价卖给个人，形成事实上的贪污！
[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
中国的税项大部分未经人大批准，单方面强制征税损害了公民税权，而不经公民同意开支税款，则是对公民税权的二次损害。虽然根据《预算法》，预算必须经人大审查和批准，但却没有相应的程序安排和制度设计，使得人大成为“只批不审”，丝毫不能履行预算审批权。
中国的征税成本特别高昂，是西方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税收的额外负担很高，对企业、纳税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在税收征管大军防不胜防的无穷骚扰之下，大多数企业穷于应付、疲于奔命。
中国的纳税人都被看作“刁民”，更谈不上纳税人权利。征税突击性检查、报复性执法。一旦某个纳税人得罪了“有关部门”，就有可能被从此打入另册，受到报复性、惩罚性的超额征管。
税收专项行动、联合整治。对一切纳税人做“有罪推定”、“刁民推定”。这是一种“运动”式的征管方式，由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出击，浩浩荡荡，人哭鬼叫，有如鬼子进村一般。“运动”式征税简单粗暴、令人生畏，一味迷信专政手段，疏于日常管理和制度建设，破坏了市场法治环境。
中央政府其他部门批准收费的文件和行政法规中的罚款规定数以千计，各省级、副省级政府及其财政、税务、物价部门发布的涉及税务和收费的“文件”、“通知”、“批复”和“函”以及其他各部门发布的批准收费文件数以万计；还有低层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违法越权发布的各种乱收费乱罚款文件等数以十万百万计。
无论是税务系统的正规税收还是非税务系统的暗税，其法规体系都是非常混乱和随意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税收法律只有区区三部，但由国务院发布的各税种的“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数十种，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涉税“细则”、“文件”和“通知”数以百计。
政府单方面的强制收税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除了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海关和财政系统这些正规的税务系统以外，其它行政部门也可以自行制定各种条例、发出各种通知、拟定各种规章来收取“暗税”。其实这些都是非法的，宪政国家不允许除了收税还收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问南宁、哈尔滨等地在进行户籍改革，发改委也表示户籍改革是明年改革的重点？你怎么看？我说：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要靠城市化，而城市化要靠两个改革，一是户籍改革，二是土地改革。必须让农民带着资金资本进城，城镇化才能顺利进行下去，否则大多数农民不愿进城。
中国商报记者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顶层设计是什么含义？我说：顶层设计是指改革必须有清晰的目标、实施的步骤、手段、路线、动力，不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比如金融改革，目标应当是提升金融活力和创新能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利率汇率市场化，目标必须清晰，路线是循序而进。其他领域也要如此改革。
电视记者问北京不允许补交社保者买房，如何评价？我说：因为有人在补交社保方面弄虚作假，所以为了公平，北京方面一刀切。不过我认为房价调控应当采用市场手段，增加土地供给，打破政府垄断，形成自由土地市场，从而降低土地价格，而不能采用行政手段控制房价。应当调节生产者，而非消费者。
记者问如何看待中国地方政府10万亿投资？我说：中国地方政府不是责任政府，短期任职，民众不能监督、弹劾他，所以官员倾向于多花钱、多借债，把还债的责任、财政亏空、社会问题留给下一任。许多投资都是拍脑袋决策，没有像样的可行性研究，原因是国有投资权责不清、国有企业产权不清。
重庆日报记者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未来中国如何改革？我说未来改革重点：一、打破国有垄断，实现产权多元化，国企利润交给财政或者充实社保基金。二、土地改革，保障产权，加快城市化，让农民带着财产进城。三、金融改革，改变金融抑制的现状，激发民众的创业活力。四、户籍改革，拆除城乡隔离的栅栏。
广播公司记者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难点在哪里？我说：难点在于打破既得利益束缚，打破国有垄断，改变国有企业不需要创新、民营企业没有能力创新的困境，如此才能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北京青年报记者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项改革，我说最重要的是户籍改革和土地改革，尤其土地改革是推进城市化的关键，必须让农民带着资本进城，而农民最大的财产是土地，要让土地给农民带来更大的价值。未来经济改革的功夫在经济之外、在政治改革，只有民主法治才能破除垄断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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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里人也很可怜.由于政府垄断土地导致房价畸高，政府拿走房价70%，市民只能高价买房做房奴.即使买房了也只70年产权甚至乡产权、无产权.无论大产权小产权，土地都不是私人产权，理论上现实中房屋随时可以强拆。
中国农民很可怜，打土豪分田地，原本以为拥有了土地，谁知后来又被政府收回.改革开放后农民也仅获得土地使用权，而且土地只能搞农业，土地随时可能被強征没收。
中国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是一无所有。谁想到远郊买独立房屋，会发现没有产权；即使有小产权乡产权，也可能只有30年；即使有房屋产权，也没有土地产权.即使有小产权，随时可能強拆.土地也不是个人的，强拆也是合理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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