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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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过去我们谈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行为，现在我所说的治理转型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力量的结合，是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与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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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
过去我们谈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行为，现在我所说的治理转型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力量的结合，是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与共赢。
记者问：中国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我说：表面上是由于大学扩招，大学生供过于求，以及大学专业、课程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基层、农村、中小城市仍然急需大学生，但由于经济结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失衡，国进民退，民企困难，大学生不愿到民企。
由于政府干预经济，大学生都愿做公务员；城乡差距巨大，户籍制度使得城市与城市隔离、地区与地区隔离，没有大学生愿意到基层、农村、小城市，所以才有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
记者问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我说：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辉煌，但是并不代表未来会继续辉煌，关键是要从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变为民间主导型经济、从权贵经济转变为平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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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网访谈问：怎样才能改善中国的分配状况？我说：改善分配，功夫在分配之外！关键是抑制官权，扩大民权，才能改善分配。一次分配扩大民众组织工会农会、集体谈判的权利，二次分配抑制政府成本与三公消费，扩大社会保障支出，三次分配放开民间慈善，改善扶贫机制，将扶贫款直接给予民众。
广播电台记者问为什么中国近年来资金外逃严重？我说：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法治环境恶化、经营环境恶化造成的。中国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相当不力，比如重庆打黑采用无法无天、捏造罪行的方式没收了大量企业家的财产。企业家在中国没有安全感。
湖南电台记者问：银行规定信用卡透支逾期高额罚息，而且不是按欠款额罚息而按透支额罚息，如何评论？我说：中国没有确立消费者主权，规则都是垄断者单方面制定的，消费者、银行储户都处于被动挨宰的地位，当局因与国有银行是父子关系，对于不公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权贵经济已经山穷水尽。权贵经济的表现是特权者垄断国企、资源、金融、财政、土地。权贵经济的危害是经济结构无法提升，发展方式无法转变，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导致重复建设、腐败浪费、贫富差距巨大、维稳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特权腐败与两极分化使得中国不可能成长为发达国家。
北京人均GDP接近富裕国家？一、GDP是个泡沫，有大量水分。二、GDP不能反映社会公平。三、在GDP中，中国政府拿走的太多，政府成本是发达国家的十倍左右。四、企业主、外资也拿走了很多，剩下的属于普通市民的很少，普通市民的人均年收入大概只有人均GDP的1/3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收入。
解决银行、垄断企业霸王条款的办法是打破垄断、允许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鼓励消费者集体诉讼，让政府处于裁判者、公平维护者的中立地位。
时代周报记者问上海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要推广，但有些企业税赋反而更重了，怎么办？我说：增值税的抵扣应当范围更广，所有的采购都应列入抵扣范围；增值税税率应当进一步调低，中国增值税税率平均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是所得税，而中国是增值税，抑制了生产，导致实体经济滑坡。
湖南交通台记者问：有报道说早就准备出台的工资条例由于受到垄断企业的阻挠而至今没有音信，你怎么看？我说：既得利益者出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考虑反对出台工资条例并不奇怪，关键是政府要建立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公正博弈的平台。
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定过程要公开透明，举行听证会，让民众拥有话语权、参与权。各级政府不要站在垄断企业的一边，也不必站在职工的一边，而是站在公正裁判的立场上。
中国商报记者问国务院拟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如何评价？我说：如果不从抑制官权、打破垄断、扩大公民话语权、参与权入手，收入分配改革将沦为口号。一次分配要打破垄断，赋予工人组织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农会的权利和集体谈判权，二次分配要降低政府成本，减少三公浪费，提高社保水平。三次分配要慈善民间化、扶贫款量化到个人，如果像目前这样慈善款90%、扶贫款100%给了地方政府，难以改变穷人的生活。
记者问：中国目前城市平均退休金2千多，农村平均一百元，中国做好了应付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准备吗？我说：一、目前中国GDP中政府拿走过多，政府成本过高，用于社会化养老的资金比例过低。二、中国有能力解决养老问题，比如国有资本巨大、国有企业利润高达几万多亿，大部分都应当社会分红，用于养老。
【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
记者问政府年底突击花钱，我说只要像发达国家那样国会对于政府预算严格把关，那么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可以节省出四五万亿资金，拿这些钱改善民生、提高低保、社保标准、补贴医疗保险、建设廉租房全都够了。一些政府部门年底有3万余亿财政资金没有花出去，不突击花钱，来年会缩减预算，但这造成高价采购、严重的财政浪费和腐败。解决之道是严格财政预算至每一细项，遏制高额、模糊预算，实行零基预算即以支出定拨款，而非按照上年支出定下一年支出。
电视记者采访，问中国控制出租车、水、电等价格，是为了抑制通胀？我说：控制价格，原本是为了保民生，但是控制的结果是寻租以及价格信号的失真，出租车公司通过寻租维持垄断，获得暴利；而错误的价格信号使得供给短缺，资源配置低效率。应当逐步解除价格控制，进行市场化，通过竞争降低价格。
电视记者问今年的全球企业500强中中国增加很多，怎么评论？我说：中国进入500强的基本上是国企，进入500强越多，对中国越不利。由于中国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而且国进民退，民企生存艰难，国企不必创新，民企没有能力创新，中国企业缺乏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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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记者问:上海股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怎样恢复信心？我说：中国股市是特权市，少数人呼风唤雨，虚假信息披露，大量关联交易，可以不退市，不分红，不允许股东集体诉讼，不保护股民利益，民众必然抛弃它。应当强制退市、分红，严惩虚假信息披露、老鼠仓，完善制度。
中国商报记者问温州的金融改革，我说：希望温州在民营银行、民间资金进入银行、地下钱庄合法化、个人外汇投资、废除外汇强制结汇等方面大胆探索，尽快推向全国。应当由小额贷款公司而非官僚化的银行为村镇银行的发起人，打破银行的国有垄断。利率市场化是改革的关键，未来也应推行。
记者问她在北京很难打到出租车，是不是由于价格太低了，所以短缺，电、水、气的价格也比较低。我说：根源是垄断，没有市场化。出租车行业是高度垄断的，私人不能自由进入出租车行业，垄断造成了出租车公司的暴利，但司机却是弱势群体。其他的资源也没有市场化，价格低，有助于民生，但造成短缺。
记者问湖北有的地方提前收税，怎么看？我说：提前收税，各地都有。说明：一、任期制、任命制使得地方官员竭泽而渔。二、地方出现财税危机。地方非税收入已经占到地方收入的60%，民营企业深受盘剥，不堪重负。
在中国，没有权力背景的话，民营企业不可能做大，财富必须依附于权力。再大的企业家在科长（县里的局长）、处长面前都是龟孙子，官员找个借口就能让他倾家荡产、身陷牢狱。
记者问华人在华的土地权益，我说：他们是外国籍，肯定不能享受与村民相同的待遇。但是应当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对于拆迁房屋予以全额赔偿而非部分补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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