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十二）
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十二） https://picturecdn.l3gt9.com/image/20200405/a1c768fea57356a4b4f31d423349e321.jpeg全文约3980字，预计阅读需要４分钟https://picturecdn.l3gt9.com/image/20200405/6f6894b51118cf75ef2d3b5f8ae0e990.jpeg正文： 【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记者问国企合并与换帅，我说国企由于产权不清、多重委托代理、治理机制落后等原因而沦为官企，在效率与公平两方面都遭受巨大质疑，民众不但未从中获益，反而饱受垄断造成的高油价、高电价、高通讯费用之苦，国企无疑是腐败的重灾区。反腐败瞄准国企是正确的，但是国企合并不但无助于解决甚至可能恶化其效率与公平问题。 记者问股市与实体经济，我说股市本应是经济的晴雨表，但是由于中国股市是政策市、政治市，其目的是为国企脱困输血，过去从不考虑股民和投资者的利益，致使黑幕重重，投机纷围浓厚。随着牛市高涨，大量资金从企业撤出投入股市，所以股市繁荣不但不会助推经济，相反还将损害实体经济。 凤凰卫视URadio连线降低进口关税、调整消费税等，我说目前经济形势严峻、经济三驾马车都出问题，此时提出降低关税、消费税十分必要。对于有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可以零关税。按照经济学，关税虽然增加政府收入，但是造成社会总福利损失。部分进口商品的消费税也应下降或取消，把去年境外消费的1万亿元人民币拉回国内消费。中国战略也将改变，将从高关税保护民族工业转变到低关税促进竞争，只有在竞争中，中国制造才能转型为中国创造。 电视记者和电台记者分别请评论降低关税，我说在经济学上，关税虽然增加了政府收入，但是却降低了总福利，是得不偿失的。高关税导致进口下降、国民到周边国家和地区消费、代购业发达，而降低关税也是WTO和双边贸易协议、投资协议的要求。 凤凰卫视电台连线中国经济，我说新一轮量化宽松只对国企有利，民企拿不到资金，即使拿到，也不会上马项目，只会去炒股炒楼，民企需要的是减税。央企合并是倒退，不符合改革方向，高度垄断将进一步降低效率，而国企的主要问题政企不分并没有解决。至于说一致对外、减少內耗应通过强化行业协会职能来协调。 记者问中国可能即将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胡星斗）说中国一直在小步、分散地量化宽松，如定向降准降息，现在不大可能推出大幅度的量化宽松政策，否则产业转型升级受挫、房地产和股市泡沫进一步积累。即使大规模增加了流动性，得益的是国企，民企仍然困难。即使民企拿了资金，也不会投入实业，而会去炒股。量化宽松是饮鸠止渴。 凤凰卫视电台连线降准降息，我说也许会很快降息，利息太高只是保护了垄断银行的利益，最终损害了数以百万千万计企业特别是民企的利益。银行高利息导致了企业高负债，目前中国企业债务达到GDP150%。银行与企业本来是正和博弈，相互促进，但是在中国银行与企业是零和博弈，一方繁荣另一方就亏损，银行老总声称钱赚得多得不好意思了，实体企业却哀鸿遍野，这是不祥之兆。所以降息包括降低贷存款利息差是让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除了加大货币政策的力度，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也要有力度，特别是要大规模给民企减税，增值税、五险一金太重，税项太多，税外收费太多。清费减税比降准降息对民企更有利。 记者问知名代工厂相继倒闭关门，苏州、东莞、温州都面临着制造业危机，为什么？我说中国制造是低端制造，没有转型为中国创造，十年前我就提出中国要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研究院、全球研发中心。那些低端生产，消耗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国内外市场已经饱和，而且低质量产品越来越被国外抛弃、代工产品越来越失去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https://picturecdn.l3gt9.com/image/20200405/6aaec2a4aad82480bbbcb0fe554216ed.jpeg 记者问如果降准的钱都流向股市而不是实体经济，那么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依靠什么来解决？我（胡星斗）说的确即使降准降息，资金大多会流向了股市和国企，民间融资利息仍然很高，没有解决民企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打破金融垄断，大力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村镇银行，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国有八千家私人银行，不存在融资困难。中国的直接融资即股市也要改变投机、坐庄等现象，变成真正的干净的市场，才能被民众长久热捧，有助于融资。 记者问即将降准的事，我说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固然可以增加流动性、刺激经济，但是主要得益的是国有企业，会造成经济结构进一步畸形化、坏账和政府债企业债增加。其实财政政策如大规模减税比货币政策更加重要，有利于民营企业和转型升级，但是对于财政支出几乎不受监督和制约、花钱很任性的各级政府来说减税如割肉，从来不愿意真的这样做。 记者问中国经济差于预期的原因和对策，我（胡星斗）说地方债、土地财政困扰下的地方投资乏力、贫富差距巨大状况下的消费乏力、依靠出口退税上市企业补贴而维持低端产品的进出口乏力必然导致经济不可持续，未来要通过深化改革如金融、财税改革、一带一路、城市群建设等阻止经济垂直下落。 记者问经济转型，我说我对经济转型是不乐观的，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型经济本身就是粗放的，加上国有经济主导，而国有经济是不需要技术创新、也没有动力创新的。 记者问殡葬业暴利与改革，我说央视曾报道说殡葬业利润率最高可达2000%,垄断决定了定价权，政府监管缺位导致暴利。以后政府只严格管住火化，避免焚尸灭迹的犯罪，政府退出殡葬产品生产与服务，规范墓地买卖，监督价格，打破行政垄断与私人垄断。私人垄断往往是民政、医院、殡仪相关利益人员或单位的垄断。 记者问城镇化，我说三中全会就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达成一致，有助于明年将城镇化作为政府的主要工作，也有助于在城镇化的同时实现农村农民的富裕，实现土地的财富化、资本化。今天与美国大使馆官员会见，谈国企改革，我说国企市场化、财务透明化是方向。今天与英国金融资本家谈话，他们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化和政府及企业债务皆有忧虑，我说利率巿场化只是把高利贷黑巿变成阳光下的统一的利率。债务虽高但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发钞票、通胀税等解决。只是民众要忍受暗中的高通胀的痛苦。今天某商报记者问公车改革能否成功，我说谨慎乐观，但一靠媒体监督、民众监督，公车以后应特殊牌照、颜色以便于监督，二靠财政公开透明以抑制变相将服务车队或巿场化公司的车变成专车，三要同时治理国企公车以免「借用」企业车做专车。与北京媒体记者聊车改，我说车改是深水区改革摸的第一块石头，车改能否落实到位是未来深度改革如国企改革、官员财产公开等改革能否成功的试金石。华商晨报记者问公车改革民众为什么不看好，我说一是过去的公车改革都失败了，阻力太大，二是许多人借改革之名行谋利之实，结果许多官员既拿了补贴又继续坐着公车。但我认为从过去一年看习政府有决心有魄力，公车改革能够落实。中央政府还需定下公车巿场化的规则，如政府公车服务公司或巿场上为政府服务的汽车公司的规则，以免形成变相的公车和专车。湖南广播电台问技术工人荒的原因，我说，一是工人地位不高，甚至很多人下岗成为弱势群体。二是户口制度使得农民工不能成为稳定的产业工人，因此不能获得应有的技术培训。三是农村的生活改善，农民不愿出来遭受歧视，农二代、农三代更不愿意。四是中学课程脱离实际，没有生产实际的内容，千军万马过高考的独木桥。没考取的，因为所学无用，也就不利于技术工人的成长。我对记者说：过大的制度成本阻碍了中国现代化。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庞大政府、特权和制度性腐败，那它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因为它们使得中国的制度成本过高，阻碍了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民众的富裕。比如官方公布的中国政府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25%,研究者估计占35%~52%,而日本德国仅占2%,英国法国约3~4%,美国因为反恐和世界警察的原因达到约10%,但仍然比中国低数倍。特权腐败还造成中国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高达0.62（据凤凰卫视，基尼系数越小越公平，超过0.4属于不公平国家，超过0.6属于濒临动乱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除美国在0.4左右徘徊之外，其他国家均在0.4以下，日本德国北欧西欧国家甚至处于0.2~0.3的极公平状况。可见，不是经济发展了，中国就能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如果发展成果不能为普通民众分享，庞大政府、过高制度成本、过多特权腐败、过大贫富差距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中国永远不能成为发达国家。我对记者说：中国开始大规模地海外投资了，说明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的确很强。但我们又切不可过于乐观、轻率，毕竟我们对全球市场及其规则还不是很熟悉，特别是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作机制很不健全，对海外国有资产的管理更是盲点。譬如，目前我国尚无统一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无专人负责，甚至无人了解海外投资的全部家底；境外资产多年没有盘点，甚至没有帐本；产权管理比较混乱，受制于所在国的法律，许多境外国有资产是以个人名义持有的；国内外法律相冲突，各国会计制度、审计制度不一致，海外企业的内部审计更是形同虚设；有的海外企业成为国内官员出国观光的接待站、驻外使领馆的小金库；企业表面上制度健全，但实际上仍然是他个人说了算，缺乏有效的约束，致使国家损失惨重。记者：如何能让涌入国考的大部队人马转向实际的企业工作岗位？如何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 胡星斗：除了年轻人要转变观念、要到企业、基层去奋发有为之外，政府也应把重点放在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上，从税收、融资、经营环境、法治保障等方面确保民营企业有发展前途、有安全保障；国家还要大力推进产业升级、经济转型、鼓励研发、建立企业研究院，这样才能逐渐吸引年轻人。企业招工难的根源是由于国有企业垄断的挤压、税负太重、融资难等造成了民营企业的弱小、生存艰难，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法治环境太差，以至于许多民营企业只能钻法律的空子、偷逃税、与腐败官员勾结才能勉强生存，他们一般开不出高工资，甚至没有条件从事研发，所以大学生、年轻人一般不愿意去民营企业。加上目前中国的产业低端化，一些大学生认为企业不需要什么人才。在发达国家有种说法，一流的人才做创新，二流的人才做实业，三流的人才去政府，在美国、欧洲，几乎没有什么大学生愿意从政。主要的原因是做企业的利益大，能发挥创造性，而做官约束太大，财产要公开，一言一行要接受媒体监督，贪污受贿的可能性很小。因此，随着中国的民主监督机制的完善，中国的年轻人逐渐会对从政、当公务员失去兴趣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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