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网特邀嘉宾 发表于 2020-4-21 13:37:38

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四十四)

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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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这本书。看到这里,他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在咀嚼的食物吐出来,顺手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扔出了窗外。接下来,他没有去成立“特供中心”,而是敦促国会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肉类检查法,并且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雏形机构。
在数十年前的美国,其食品卫生和安全也丑闻迭出。当时有人写书反映: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报告,中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达到15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巴西,居时世界首位。而发达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一般在两倍左右,日本、英国、法国约1.6~2倍,美国、德国、加拿大、韩国2.3~3倍(《经济参考报》,2011.2.10)。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家庭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是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法制晚报》,2010.5.24)。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深圳商报》,2010.12.16)。为什么中国越来越贫富分化?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是必然的现象,也符合库兹涅茨倒U理论,但是像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那还是不正常的。其原因一是中国的税收太重,尤其穷人缴税太多,中国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个税总额的10%,而美国10%的富人缴纳了个税的60%多(《深圳商报》2009.5.11)。中国穷人的收入中25%交税,富人只交了18%。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公布,在全球175个被调查的国家中,中国位于纳税成本最高的第8位,中国大陆的总税率高达77.1%。二是中国的金融国有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个人创业、新农村建设等。三是中国的房市是造富的机器,股市是剥夺穷人的机器。四是老百姓无权,纳税人也没有权利,既不能团结起来组织工会、提高工资待遇,也不能监督国有企业和政府。中国需要“纳税人革命”,纳税人从“沉默的多数”变为社会的主人。
虽然中国正在建设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是等级身份制的封闭半封闭社会。北京城的布局即是象征,它庄严宏伟,以紫禁城、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等级森严,街道对称,形成一环、二环、三环直到六环纵横各百里的封闭半封闭的布局。传统的四合院民居,“单位”的“小而全”、“小社会”封闭模式,各单位高墙林立的大墙文化,都是社会的缩影。另外,企业、事业单位级别制,分“科级”、“处级”、“厅级”、“副部级”企业或单位,甚至教授也类比于“厅级”、“处级”,院士为“副部级”等,此种学术与官本位挂钩,皆是封建等级制的体现。
建议制定阳光(财产)法案即公职人员收入与财产申报法。按照“渐进妥协、实事求是、减少阻力、消除障碍”的原则,设定5年的执法过渡期,公职人员新进、调动、晋升皆需申报与公开财产,原岗位不动可暂时不申报与公开财产,但最长期限5年,期满后或者退出公职,或者公布财产。凡主动公布财产者,财产与收入不符的部分缴纳特别税,税率约80%,剩余的财产合法化,不再追究公职人员的法律责任;凡不主动公布财产者,一旦被揭发或查处,依照有关法律惩处;退出公职者,缴纳60%的特别税,剩余的财产合法化;在5年过渡期内收受的非法财产,一律依法惩处。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官营慈善组织经常陷入丑闻之中,这并不奇怪,未来这样的丑闻还会更多,因为官营机构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好。国有慈善基金会与国有企业一样,产权虚置,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健全,缺乏责任机制,缺乏真正的竞争,管理成本高昂,财务不透明,捐款去向不公开。中国国有慈善机构的管理费比率高达10%,剩下的90%的慈善款都交给了地方政府,成为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这些钱到了地方以后到底有多少用在了扶贫救灾方面,只有天知道!而发达国家政府不直接从事慈善事业,只负责监督,他们的私人慈善机构经过激烈的竞争,其管理费比率只有3%、4%,其每一笔款项来源、流向都必须向社会公开,行业协会、民间组织也不断地发布对于慈善机构的评价和排行,激烈的竞争淘汰了那些管理费率高、管理不规范的基金会。只要中国不改变官营垄断慈善基金(尽管也有少量的民间慈善基金作点缀)的现状,那么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可能发展壮大,不可能被国民认可。为什么中国人的捐款比例低?美国人均慈善捐款额是中国的7000多倍。在15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综合指标居倒数第7位。中国慈善捐款的践诺率只有7%(《深圳商报》2010.8.20)。
官权压倒民权,国富压倒民富,官员喉舌压倒人民的声音,这是腐败与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
地方政府不是法人,也不是一级责任政府,如果放开地方政府举债,会导致大量的坏帐,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筹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还是应由中央统筹发行债券,除非我们能够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而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恐怕必须要有民主对地方官员的制约,才能够起作用。
触发中国社会动乱的因素,一是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二是基层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演变为全国性骚乱。
    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是政绩GDP化的结果,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国进民退、国有垄断特别是金融垄断、税收沉重,导致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进一步导致就业难、薪水低,民营企业风雨飘摇,所以经济滞涨也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
中国的企业主们非常不争气,只知道官商勾结,不知道团结维护自己的权益!曾成杰遇难时没有企业家出钱组织研讨会、大规模营救,大家只坐等别人说话。我本可以组织大型研讨会,但我想:企业家都不出钱、曾经被人营救者也不想出钱,那我还是不要去救企业家,以后宁愿去帮助无权也无钱的百姓如农垦农工吧。茅于轼:非法集资罪的错误在于认定向公众集资一定去做坏事。事实上大部分集资是做了利人利己的好事。由于认定集资一定做坏事,把集资办起来的好好一个企业搞垮,极大地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这条法律原来想保护投资人,结果反倒是害了投资人。我遇到过好几起这样的例子。实在叫人痛心。
农民来信:农村没有法,村支书有太多的贪官,没有监督没有人关注,长大出来的青年,要么变成痛恨社会的毛左,要么自甘堕落,要么只认钱认权,曾国藩那样农村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已经没有土壤,中国农村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就象是一个个溃败的最基础的细胞;反腐败,普及法治,实现宪政梦,漏了村支书,一切都是空谈。
农民来信:请关注中国农村,太急迫了。当前农村,太多的恶霸黑社会摇身一变的村支书,把控土地,变卖矿产,承包工程,一心捞钱,基层百姓生活一片黑暗。他们摧毁了中国农村本有的淳朴,厚道的民风;他们颠覆了每个农村出来的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挡住了公平正义在基层的伸张;他们毁掉了一批又一批本该有希望和梦想的少年儿童。(完)(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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