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疫苗造假：生命线上的“带血流弊”为何屡禁不止？
有关“疫苗造假”的话题追问，可以称得上是“国民级”热议。无论是站在专业的医药原理上“问责”，还是站在人性道德上“谴责”，最终都会指向“造假的原罪”。毕竟，作为预防性的阻击防线“疫苗”要是也“不靠谱”，人们到底还靠什么保证最基本的生命之安？生命无小事，这是人类社会中起码的“共识”。可是，当疫苗生产的源头也在拿生命开玩笑时，所谓的“共识”也就成为“恐惧的共识”和“愤怒的共识”。人们惯常强调“生存线上的尊严”，可当“生命线上的尊严”早已溃败时，大谈所谓的“房价”，“股价”还有毛用。
无论是媒体的“信息跟进”，还是普通市民的“情绪补位”，表面上都强调“严惩的尺度”，可是对于未来“疫苗真假”的监管，如何保证不出质量问题，或是靠什么保障药品质量，或许才是人们更关心的问题。
说到底，“疫苗造假”的核心就是“造假”，而“造假流弊”的存在，对于更多人而言，似乎早已司空见惯，只要不危及生命安全，就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甚至，就算有些人真的是死于“疫苗造假”，也会因“常识蒙蔽”，只能硬深深的自我承受一切祸端。
而对于，“造假流弊”的横生，就更多人来讲只能一边承受，一边批评。无论怎样，人们还需要活下去，在没有“药神”的情况下，只能希冀“命硬”，而对于因“药性打折”的丧命悲剧，多数时候只能“怪自己不够坚强”。只是，在这种集无奈、愤怒、悲苦的情绪里，最终还是化作“惯性的接纳”继续维持着，而在这样的模式里，对于“造假”的惯性化，我们真的该剖开真面目，去一探究竟。
其一：关于“造假”并不陌生，人们早已习惯“假中比好”。
有句话叫“还没有好透”，但在现实的语境里，人们更愿意讲“还没有坏透”。依照正常的认知逻辑，正确的“筛选观”应该是“好中比好”，可是，当满眼望去都是“赝品”的时候，似乎只能转为“假中比好”，也就是“坏中比好”。
当然，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假”，也并不是都不知情，有很大一部分“假”，买卖双方都心知肚明，买方为便宜，退而求其次，卖方为收割底层市场，也就会以次充好。甚至，当有人问起为何质量无保证时，都会较为坦荡的讲出事实，一点不觉得“售假”有什么耻辱。
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假”不涉及生命安全，就好像有存在的意义。即便，以相关法规衡量，早已突破底线，但只要没有突破“生命线”，人们就不太会当事。这其中的“生存逻辑”，在底层群体中尤为明显。
其二：“造假的肆无忌惮”终将迎来“惯常性互害”。
人们常讲：“便宜没好货”。可当没钱的时候，赝品也会被“追捧”，这也就是为何，在《我不是药神》中的假药贩子张长林能有生存空间。就如他所说，管不管用是一回事，反正没副作用，这句话看似没毛病，但细思恐极。对于疾病来讲，尤其是致命的疾病而言，如若药物不起作用，就等于在“杀掉”患者的救治时间，而这跟“谋杀”又有何区别呢？
只可惜，在市井的逻辑里，这种思维早已成为一种生存法则，甚至演化成更为残酷的互害。因为当所有人都在“造假”，那么每个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而这也是最残酷，最荒唐的格局，但假若你身处其中，你又能怎样？
其三：我们都鄙视生命线上的“带血流弊”，可有太多人真的利益面前无人性。
对于“造假”，就连“造假”中的人，相信也很看不惯。但是，当“造假的人”一旦面对利益时，所有现实的人，好像瞬间就被抽离成符号。反正，他（她）者的痛苦自己感受不到，反正他（她）者也在“造假”。于此，他（她）们用“自己不造假是不是傻”时刻鞭策自己。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何那么多“造假者”很坦然，即便他（她）们是在榨取“带血的剩余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的造假都应该归于同一地狱，只不过在现实的尺度上，人们惯常用“致命与不致命”去衡量“造假”的危害，而非用"一票否决"去彻底将其打入地狱，从这个层面去看人们面临的“造假窘境”，不免有种可悲之感，而这也是人性中最难救赎的瑕疵。
其四：对“造假”的惩治力度，着实不应该“设限”。
事实上，我们很清楚，之所以“造假”，根本上还是的利益的驱使。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就更好办一些。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认识到“造假”意味着“破产”，相信“造假”的企业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关于对“造假”的打击，欧美不少国家就相对“不设限”。
只要“企业造假”被坐实，而且消费者有足够的证据，以及相关的损失依据，造假的企业，最终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破产关门”的情况几乎被视为正常。尤其，关乎药物的企业，那怕关于药品的相关说明含糊，都会引发品牌的信任危机，并会面临较为沉重的相关赔偿，而这也是欧美国家中，“造假事件”相对低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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