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天下没有白喝的美国奶
时至今日，在整个辽阔的第三世界中，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一样，不论在朝在野，那样地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缺少批判的认识，而对于美国的一切，还怀抱着几近幼稚的幻想。美利坚：超级的帝国 作为一个帝国，美利坚共和国在二次大战中和二次大战后，有急速的扩张和发展。她远远地压倒了欧洲，成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雄长。美国一国的总消费量，等于全世界其他各国总消费量的总和。美国一国所使用的铜、铁、重要稀有金属、石油和能源，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或十数个民族和国家所使用的总和，她的陆海空军基地遍布全世界，和四十多个国家订立军事同盟条约，只有另一个霸权苏联可以匹敌。她的投资遍布全世界，不论在西欧，在第三世界，星条旗总会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上的基地和企业大楼上，迎见不没的太阳。她的大学吸引来自全球的知识分子，世界上不论富国贫国，都有受过美国大学、研究所、研究机构训练的知识分子，位居政、经、学、商和军界要津。美国制的武器、弹药、制服、军事编制，作为美国对各该国的军事控制和影响力的明显象征，遍布全球。美国的政治贷款、经济压力、国际特工，控制着好几个民族和国家。
以美国为母国的国际性企业，垄断和支配着全世界的资源、市场、政治和外交、军事。美国的“工业、军事”复合体对于世界上反对美国经济、外交利益的国家，施行残酷的镇压。美国的国务院、五角大厦、跨国企业、新闻处、中央情报局、军事顾问团和学术基金会，所执行的环球策略，基本上与旧式殖民主义政策性格相同，但范围极大、内容极精巧，即所谓的新式殖民主义。美国的新闻社、电影、电视、全球性企业公告和遍布各国的美国新闻处，对全世界进行思想和文化的美国化工作，制造美国和世界体系的优美形象，相对地消灭、破坏其他民族悠久、优美、深厚的传统文化……代替了过去的“白人的负担”论、“文明的使命”论等，今日美国以“大国的责任”和“自由”、“民主”的“信念”，向全世界进行不知餍足的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之扩张。以无数原料国的贫穷、文盲、疾病、政治不安和内战为价，美国支配全球各地的资源，以维持美国的富强。美国也以颠覆、暗杀、镇压为手段，支持许多第三世界的军事独裁政权，以维护美国的外交、经济的利益。美国不惜支持她的傀儡政权，对各国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运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之血腥的镇压，来保障美国在各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深远、广泛地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人民、民族和国家。在有些国家中，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政策，简直和自己的近现代史分不开。而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战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
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军方为了接运来台接收的国军和遣返在台日本侨民和军队，美国海军舰队进驻高雄港。当时，由于台湾当局对美国海军的骄横作风有所不满，不予合作，美国竟派遣数千名陆战队非法登陆台湾沿岸要地，完成遣送日本侨民的任务。
为让台湾作为美国空军不可或缺的中继站，战后，美国迅速修复了台北、新竹、台南等地的军用机场，并在林口和松山建立航管雷达站，进驻美国第十三航空队。早在国共战争在大陆结束之前，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了。
美军在战后的对台任务，是在台湾建设美国在台湾的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当时驻台“陆军顾问团”在台湾当局的排拒下解散，另行组成美陆军“驻台办公室”。美国的台北领事馆成立后，这些军人转隶这领事馆的武官处，继续活动。在同一时期，美国驻台军事和情报单位，并完成对台湾地理、水文、人文、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调查。
在国民党于大陆节节失利的情况下，美国原先支持“国府”剿灭中共的政策开始转变。一九四九年，《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正式宣告放弃“国民政府”，并且企图以遗弃“国府”为代价，向中共示好，以利继续维持美国在“革命”后中国的利益。一九五〇年，杜鲁门总统宣布承认中国对台湾的宗主权;美国不图占有台湾或在台湾建立基地，享有特权;美国不图在台另建亲美独立政权，并不再为“国府”提供军援，最后宣称美国不介入中国内战。至此，美国全面、彻底地遗弃了“国府”，暗地里准备向中共伸出“友谊”之手。
一九五〇年六月，韩战爆发，把东西冷战带向一个高峰。美国以缩小韩战的战争面为言，宣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政策，一方面制止“国府”反攻大陆，一方面以美国海空军力进驻台湾，吓阻中共对台进攻。十月，中共挥军渡鸭绿江与美军对阵，美国开始改变对“国府”的遗弃政策，恢复了有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援助，以增强“国府”三军和培植亲美政权，使台湾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组成部分。
从此以后，大量的美国军队进驻台澎和金马地区，美国的军事、经济、文化、政治和情报势力(如“西方公司”和民航公司“CAT”)，随着中美协防条约、美国军援和经援在台湾的介人，大量、广泛地渗入台湾的生活。在越战之前，“国府”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在八二三炮战时达到了高潮。而这期间美国军事、情报单位直接介入国共双方在外岛上的几次炮战和海战，已是公开的事实。越战则造成美国与“国府”军事合作的另一个高潮。这时清泉冈大型军机场的建设和启用，使台湾成为美国越战的后勤基地。驻台美军激增，而对台军援也由赠与性的改为贷款和军品、军火厂销售的性质。
一九七〇年代开始，美国为了它新的全球战略，开始转变对中国的政策。随着美国与中共关系的调整，停止对“国府”外交承认，美国撤废了协防条约和台海决议案，并撤走了驻军和军援单位，但以“台湾关系法”维持美国与台湾间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利益。 “国府”的美国经验：求全与委屈 一九五〇年，在大陆战争全面溃败，美国宣布对“国府”遗弃政策下，“国府”面临着旦夕间破灭的危机，却在韩战中，全面扭转了危机。美国对“国府”也因中共的悍然参与韩战，对“国府”政策也从遗弃主义逐步转变为支持和美国化改造的政策。
于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今天，亲美、扬美、依美成为台湾三十年来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因此，台湾三十年间，政治上、意识上反美和对美国的批评，基本上是一个禁忌，极容易和“破坏中美友谊”、“共匪阴谋”扯上关系。三十年来，美国在台湾被塑造成自由、民主的最高榜样，美国是“自由世界”伟大的领袖，是对抗邪恶的共产主义的世界盟主，美国是富裕、有正义感、慷慨、友好的国家;美国是一切进步学术、艺术、文学的来源，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技术与科学的总本山(这一点是有部分真实性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富裕、民主、自由甚至公平社会的最高榜样……
在政治上，对美国全球目标的依存，成为台湾政治的主要方针。跟随、配合美国的全球外交政策，成为台湾政治的主要性格。在军事上，台湾明显地是美国全球战略部署中的一个基地。一九五〇年以后，在美国大量军援下，“国府”军队得以存在、改造。美式军事装配、制度、管理，深深地改变了“国府”军队的面貌和品质，并且配合美国军方，执行美国在韩战、越战和其他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政策，尽了一定的任务。在经济上，美国的经援稳定了五十年代台湾瀕于破产的经济，完成了土地改革。美国的援助和投资，深深地影响了台湾的经济，使美国商品、资本和技术，深入地在台湾各处扩散，造成台湾在市场、资本、技术上对美国愈来愈深的依赖。
在文化上，美国在战后根本改造了我国教育结构，通过教科书、派遣研究人员到美留学，完成了我国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美国化改造。美国新闻处、好莱坞电影、美国电视节目、美国新闻社的消息，基本上左右着台湾文化，并且持续、强力地塑造着崇拜美国的意识。在六十年代，美国自由主义被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奉为经典，美国的流行音乐、美国的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支配台湾的文艺界达十数年之久。大量的留学生从六十年代起涌向美国，并滞留不归。甚至在台湾的英语教育，也是纯粹的美国腔调。台湾的宣传机构，甚至在七〇年后美国展开新的“遗弃”主义时，也一再悲忿地宣称台湾战略地位的美国利益的重要，宣称自己是美国再也难于找到的最忠实的盟友。
但是，在这一切前台的“中美传统友谊”的背后，却隐藏着“国府”和美国之间暗潮起伏的斗争。从一九四九年前美国军方顾问在台的专横的情报、军事行为与当时台湾当局的矛盾开始，一九五〇年重新开始的美国对“国府”军援，夹带着“国府”军队的美国化及美国支配的目的，而和“国府”当局展开顽固的斗争，传说中的美国支持下的反政府军事政变，经“国府”逮捕孙立人将军而失败;在“国府”对日本和约中，压迫“国府”接受“台湾地位未定”的条款;以中美协防条约制止“国府”反攻大陆，却同时从一九五四年起以美国CIA情报结构展开对中国大陆的间谍和军事行动。除此以外，从战后美国在东京的麦帅总部对当时台湾分离主义运动者廖文毅的支持开始，美政府当局一直和台湾分离运动保持着秘密和公开的联系。此外，美国政府、情报当局对台湾三十年来各阶段反“国府”的政治运动及其中的活动人士有各种连带，其实早已是一项公开的秘密了。三十年来，“国府”就是这样地和美国过着明里握手拥抱，暗里做着艰苦的攻击斗争的生活。回想起来，台湾终究没有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沦为美国更为彻底的新殖民地，“国府”独到的政治手腕，有它的“政绩”。
然而，不论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国府”图存的政治方略间，在暗地，在幕后，如何在三十年来的台湾进行着长久的阴谋与反阴谋的斗争，“国府”长期、公开的亲美、从美政策，在台湾的朝野间，形成了一股深远的、复杂的崇美、媚美、扬美的氛围，并且在民族的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对美国、西方的崇拜，和对自己的自卑所构成的复杂情绪。而不论“国府”当局和批评‘‘国府”体制的党外，尽管互相批评和攻讦，却同时对美国表现出同质的争宠、谄媚和依存的态度。这无宁是一件复杂而富于讽刺的现象。 近代史中的美国对台湾政策 台湾的制式历史教育中，美国被描写成对中国没有领土、政治和经济野心的国家。在十九世纪凶恶的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据说美国是唯一主张中国的“门户开放”，制止列强在中国划地独占的国家。在台湾的反“国府”体制的民主活动中，也把美国看成真心同情和有力支持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大国，在想象和实际上，引为奥援。
“国府”和党外对于美国对台湾接触的史的本质有意、无意的无知和歪曲，其实是两者在思想、感情上形成深重的“美国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对台湾抱着领土、资源、政治、军事的野心，与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殊无二致。一八五〇年代中叶，在美国水师提督倍里叩关日本的同时，即曾奉命调查台湾资源，主张美国占领台湾，并且主张台湾在当时国际贸易与交通上，对美国有实质上的利益。同时，当时美国驻远东外交人员哈利斯，极力收集有关台湾资料，向美国外交当局力陈美国占领台湾之利。美国商人黎基敦力陈台湾对美国之利益，主张美国派兵占据台湾。一八六〇年代末，美国曾一度以应惩杀害美国水手商人之台湾山胞为理由，派兵登陆鹅銮鼻。这些与当时西、法、英各国在东亚的帝国主义行径殊无不同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因为美国对中国事务介入嫌晚，加以美国国内黑奴问题而形成分裂，引发内战而来有具体的结果，但美国对岛屿台湾的帝国主义政策，早在十九世纪业已形成，事实俱在。
一八七五年，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外交接触。当时列强早已纷纷在中国划地独占，美国成了一个迟到的侵夺者。为了阻止列强在华继续瓜分，以便为美国找到插手中国事务的空隙，美国倡言中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其实只是为了能使美国在中国与列强争分一杯羹罢了。 美国和台湾分离主义运动 接着，从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以来，美国和中国，从而和台湾发生了空前密切的接触。但作为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连带地对台湾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延长，使得先是在中国后是在台湾建立和培养了一个亲美、听命于美国的政权，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要核心部分。
一九五〇年，美国对“国府”“恢复”军经援助的同时，主动、连带地执行着台湾政权的亲美化改造政策。以军援、美援为手段，美国企图支配“国府”三军系统、企图培植亲美将领颠覆国民党政府。在此同时，美国一方面以军经支援巩固“国府”在台湾的统治，一方面早在五十年代初，即由驻东京盟军总部卵翼廖文毅在日本的分离运动。一方面对“国府”恢复军援，促成“国府”与日本和约的签定，订立中美协防条约，通过台湾海峡决议案，一方面又公开提倡“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但为了为美国军事力量进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制造法的根据，一方面也是用来制造各个阶段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政策。而正是在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阴影下，滋长了三十年来各派别的台湾分离主义。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三十年来各种主要的台湾分离主义理论，都先由美国或日本政客和“学者”率先提倡。一九五五年，有名的赖旭和倡言协助一个“民主台湾”之发展;同年，美国曾要求李宗仁出面推翻“国府”，建立独立的台湾，六〇年，美国副国务卿倡言一“独立的中台国”之利益;六十年代，美国人柯尔抛出了“台湾人在人种上并非中国人”之论。另外，以赖旭和为首的美国“现代化”派学者，在肯定日本战后“现代化”成功之余，连带肯定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从而谓台湾已因五十年殖民而受日本“同化”，而主张台湾与中国的分离之论，孟德尔有推翻“国府”而使台湾独立，可使中共攻台失去理由，从而可维持台湾海峡之和平论;有国共和谈将危害美国在台湾之利益，而力主台湾独立之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最近两三年间流行于北美的“台湾民族论”，实也无非以上诸论的一个延长。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大改变，在转移对“国府”之外交承认于北平前后，私底下抛出了更多支持台湾成为一“独立政治单元”以永久分离于中国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论。虽然一直到两年前，美国才公开地抛弃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台湾为中国之一部分，并且公开放弃了对台湾独立的支持政策，但在实际上支持台湾自中国永久分离以确保美国之台湾利益的政客、议员、商人和学者，仍大有人在。而海外，尤其是北美的台湾分离运动，其右派如“台湾独立联盟”、“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者，固然公然采取对美附庸的立场，以促成如“台湾前途决议”案之帝国主义法案以骄人，即连自称马克思派的“左”翼分离主义，对美国的对台湾之帝国主义历史和政策，也睁眼、闭眼，装聋做哑。 台湾民主运动和美国 如果“国府”是一个亲美的政权，那么，何以作为“国府”的对立侧面的台湾中产者民主运动，也抱持着绝不亚于“国府”的亲美、媚美、美国庸属的立场?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举出两个因素：
第一，在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两手主义”。美国一方面为了压制各地反美民族主义，不惜维护政治上不稳定的政权，以交换美国在各该国之政治、外交、军事及经济利益。但在同时，美国也深知这种政府不能长期稳定，为了避免被当地反美势力颠覆，美国总是同时和当地亲美的反体制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络。美国一方面以军经援助支持菲律宾马可仕政权压制其反马可仕民主运动，但一旦看见马可仕政权已无法强予维持，就会转而支持像阿奎诺那种基本上亲美的反马可仕势力，就是一个实例。因此，是台湾中产者民主运动过去的原来地主一中产阶级的属性，及今日台湾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规定其亲美性格，促成美国对他们的支持;而这美国支持的自身，又对其亲美。美国附庸性格，促成扩大再生产。
第二，是三十年来台湾在文化、宣传和思想上掩盖美国对台帝国主义政策所造成的矛盾，却同时大力提倡亲美、崇美的思想、情感和教育，使台湾知识界、文化界失去对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帝国主义因素的批判力。对“国府”体制的不满情绪，竟而不但没有造成连带地对“国府”表面所亲倚的美国之批判，反而成为“国府”争夺美国支持的竞赛。
在五十年代的台湾民主运动中，殷海光不论在民主理论、反对风格上，皆有今人尚不能超越的成就。但即使嫉恶如殷海光，尚且不能没有依据力(美国)以达成台湾的民主运动目标之想。美国对当时著名的民主反对派领袖高玉树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早非秘密。一九六〇年代末，美国中央情报局公然私运当时分离主义民主运动学者彭明敏出台湾，在美国进行分离主义运动。同时期，美国使馆介入一个地下分离主义运动案件。
一九七〇年代，从“台湾政论”系开始的台湾中产阶级民主运动，基本上并没有改变对美国依恃的、亲美、崇美的性格。美国对康宁祥的支持与重视，表现在美国与“国府”断交时将消息同时通知“国府”当局和康氏一事，表露无遗。康系三议员于一九八一年访美言行，及返台后发表的声明，表现出台湾中产阶级民主运动在“美国支持台湾合于美国利益”等言论上，和其所反对的“国府”有共同的理论和语言。在近年党外内部“批康”运动中，自称在运动中更为纯粹和彻底的反康一系，在批康的内容中，也丝毫不曾触及康系的亲美方针与立场。一九八二年，以“美丽岛”系家属为中心的党外立委访美，在美遍讼支持台湾的美国“自由派”参议员如罗勃·甘廼廸、索拉兹等，回台以后，在各自的政论杂志上，大篇幅刊登自己和美国政要、学人的合照，甚至以此合照在八二年底的大选中作为竞选的号召。同年，美国参议员索拉兹访台，为了争取参加他的演讲餐会，党外内部竟产生了争执和矛盾。几年来，党外和“国府”一样，为美国是否坚定支持台湾而心烦虑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流泪。他们同为美国与中共间各种公报、文件中的措辞，各搞各的拆字游戏，各自寻找“美国人爱我不爱你”的证据，凄凄惶惶，不可终日。美国结”——台湾结的根本大结 同在一个依附美国的社会基础上，“国府”和党外同时培养并且发展了亲美、崇美，对美国基本上没有批判意识的相同体质，并且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美国结”。而这美国结的具体情感，不论在国府或它的反对体台湾党外，都表现为下述六种心态：
一、各自认为自己是美国最忠实的伙伴。都认为自己最忠实地信仰和服膺美国反共、民主、自由的原则，都认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完全符合美国当面战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
二、都对美国怀抱着哀怨却热烈的情感。都关心上海公报上“认知”和“承认”的差别，都希望美国为台湾“一千八百万居民”的“幸福”与“自由”介人台湾事务，在美国与中共眉来眼去之时，都表现出哀怨的沉默，一厢情愿地抱着美国“不会遗弃我”的热情，而不敢发出怒声。
三、都私下坚信“美国最爱我”。有人凭着在台湾实际有效的统治和三十年来各种具体合作的历史经验，有人凭着三十年来美国“暗”中伸出来的手，各自相信美国“对我最好”，死心塌地，再大的考验，都忠贞不渝。
四、都对美国的富裕、“民主”和“自由”、强大的国力，高大漂亮的形象，有发自内心最真实的崇拜。美国国会、舆论对自己的一褒一贬，都足以使自己陶醉或悲伤。与美国相接，尊崇、敬服之心油然而生，与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相接，则欣然有骄美之色，不知不觉间，在美国人面前自动地流露出谄笑之色而不自觉。
五、都对贫穷的中国大陆有鄙夷之情。有人对“匪区”的贫穷落后、专制暴政，长期做鄙夷的宣传，有人对“中国民族”传统中的落后、“残暴”、“黑暗”，怀有深刻的蔑视和敌意，甚至发展成一种反华的情感。这种对中国大陆人民、历史和文化的鄙视，和五十年代冷战时代由美国推动的反共论调，有极为密切的关联，而不知不觉间，在这种宣传下，中国大陆竟成了他国，大陆人民竟成了他族。
六、对美国文化、政治、国力的崇拜，造成了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崇拜，并且同时在它的对立面，都发展出对东亚邻近穷国、第三世界贫困国家的轻蔑意识。因此，不论“国府”或党外，对第三世界都不约而同地忽视、鄙视。在他们的眼中，能说欧美语、日语的人种才是高等的民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以色列和南非，在亚洲，除了日本，他们只看得起会搞独裁、也会搞钱的新加坡……总之，崇拜欧美、轻视第三世界，成为同时并存的二重结构。
在这样的“美国结”的世界中，人们在偌大一个地球上只看见一个巨大、光辉的美利坚共和国，以及在这共和国旁边的台湾。除此而外，对整个欧洲、东亚、中东、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甚至中国大陆皆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此，虽然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这个思想体系中，很早地表现出挣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远见，今日的“国府”，甚至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对广受第三世界诟病的美国、以色列和南非的“亲善”态度。而党外的视野，在这个问题上，也决不比“国府”当局高明。把落后国家的疆界胡乱重划，恁意促成许多不必要的“独立”国家，以利对它的控制和掠夺，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杰作。非洲大陆上无数“独立”的国家，彼此互相杀伐，正是非洲大地上从前的殖民母国一手炮制的。不认识在这“世界体系”下台湾近代史的展开，一味提倡“台湾民族”以使台湾“独立建国”的海外台湾分离运动，其实便是在“美国结”的狭小而荒谬的世界中所产生的错误认识。
事实上，认识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朴正熙、全斗焕专制体制下，勇敢地为韩国民主和自由崛起的韩国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从战后以来，一直把美国看成韩国民主、自由和人权运动的有力后盾。特别是在卡特总统的“人权外交”时代，韩国的“党处”和青年学生，对美国有坚定的信赖。一直到美国雷根政府无情地允许全斗焕以美援武器、弹药和情报器材对光洲的学生蜂起进行毫不掩饰的血腥镇压，韩国的反对派和学生，才学会了一课沉痛的功课。
在一个绵密的、由新旧殖民主义所交织成功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东亚和整个第三世界的近现代史，至少应该使这一件事实无从隐蔽，即为了争取自己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政治的民主和自由，只有一个可靠的依靠，那就是自己的同胞。任何想援引外国——特别是强国来达成自己追求独立、解放、民主和自由的目标的企望，几乎毫无例外地会遭受到悲惨的失败的命运。时至今日，在整个辽阔的第三世界中，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一样，不论在朝在野，那样地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缺少批判的认识，而对于美国的一切，还怀抱着几近幼稚的幻想。而这一切，从台湾的反体制运动的角度来检讨，只是愈益显现出这样的事实：台湾的中产阶级党外运动，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在历史、思想和文化上是如何的贫困和幼稚。如何在中国、东亚和第三世界的近现代史的结构中再思考台湾前去的道路，努力从“美国结”和亲崇美国、轻视第三世界这个二重结构中挣脱出来，在中国历史的现代中，在中国自己的民主、自由、独立的运动中，争取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台湾中产阶级党外运动今后阶段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吧。
(参考：南方朔：《帝国主义与台湾独立运动》，南方朔：《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狄纵横：《驻台美军三十年沧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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