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 | 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为最大权贵服务
知识分子是一个介于权贵与穷人贱民之间的群体。他们不富有，但是他有足够的余裕把统治者的统治方式、统治工具学会。作者简介：摩罗，本名万松生，1961年出于江西省都昌县农村，1978年考入九江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在都昌县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12年。1997年获得华东师大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从事教学工作。2004年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2008年被邀请担任都昌论坛(都昌文苑)版块特别客座教授。现为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目前正在从事原始宗教、民俗学、语文教育、文化政治学及人类学的研究。其作品《巨人何以成为巨人》收入江苏高中语文教材。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站起来》、《中国的疼痛》、《圈子决定格局》等。
通过为最高统治集团服务，谋求自己的生存资料和荣华富贵，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性格。为统治者的权力、利益论证正当性，为统治者的政策论证合理性，是他们的基本工作内容。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知识分子不是社会的权贵。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结论。如果是权贵，他就不做知识分子了，他就执掌朝纲、发号施令、搜金掠银、嫖赌逍遥去了。其次，他也不是最穷困的人。如果他是最穷困的人，天天要像古希腊奴隶一样，为奴隶主干活，他也就学不会统治者用来治理国家的那一整套知识体系，以及由这知识体系所提炼出来的那一套语码。
你想中国古代五、六万个汉字，治国的知识要么由精英群体口口相传，要么记载在木牍竹简上，搜读极其艰难。你如果天天在农田里干活，你哪有机会学习、掌握这么多知识来为统治者服务呢?你没那个时间那个精力那个成本啊。
所以知识分子既不是权贵，也不是最穷困的农民或奴隶。权贵和贱民都成不了知识分子。周代的阶级划分是很有依据的，诸侯就是诸侯，农夫就是农夫，士就是士。士不可以是诸侯，也不可以是农夫。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个介于权贵与穷人贱民之间的群体。他们不富有，但是他有足够的余裕把统治者的统治方式、统治工具学会。 以前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认字、书法、奏章、礼仪、外交斡旋和辩论。现在的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技能有所变化。
除了会认汉字之外，还得会认英文。 除了熟悉孔子孟子之外，还得熟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 除了能念仁义道德礼智信之外，还得会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 除了会总结历史经验治国之道之外，还得会讲解现代性的奥秘。 除了会写字之外，还得会用电脑和自动办公软件。 除了在中国学校受过教育之外，还得在洋人学校拿过学位。
因为今天的世界不是中国人的世界，而是由西方人掌握的世界，今天的中国甚至也不是完全由中国人掌握的中国，而是一个被纳入西方人建构的全球统治框架中的中国。
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既要学会为中国的统治者服务，更需要学会为统掌全世界的西方统治者服务。只有善于同时为两个统治集团服务，才能得到最多的好处，才能拥有最显赫的地位。
在中国统治集团与西方统治集团产生分歧时，中国知识分子又增加了一重选择的机会：像当年张仪、李斯那样野心越大、志向越高的人，越是选择为西方统治集团服务，因为他们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是各国事务成败、命运好歹的最终控制者。
今天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资源的配置，就是把“士”打造为这样的服务群体。古代的中国教育，把中国士人培养成天子(掌握当时世界命运的最高统治者)的服务者，今天的中国教育，把中国士人培养成西方国家（掌握今天世界命运的最高统治者）的服务者——这些人在被西方统治者看中之前，暂时顺便为中国的统治者服务。他们在被西方统治者看中之后，依然栖身于中国统治者的国家机器、社会制度中，通过批评中国的统治者、否定中国的国家机器、推翻中国的社会制度，来为西方统治者服务。前者叫儒生，后者叫汉奸。我们可不要从道德上谴责汉奸，今天的汉奸，是我们用国家力量培养出来的，我们的整个国民教育，都在培养这样的汉奸。
士的阶级地位不高不低，这是一个充满变机的地位。因为不高，他具有高攀的动力，因为不低，他具有高攀的条件——真正的穷人和贱民是没有机会向上流社会晋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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