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智：美国遏制的是中国“反向崛起”而非和平崛起
中国重要官媒《人民日报》8月9日发表了重要评论《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其核心观点是：“哪个国家的实力全球第二，哪个国家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地位，哪个国家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美国当年遏制苏联、日本，就是如此;由于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无论怎么做，美国都会遏制中国崛起，这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这篇评论，集中反映了中国官媒以及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乃至普通民众，对当前中美贸易战乃至中美严重对抗的认知。
笔者认为：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位国家(当前为中国)的认知，其理论依据并不充分;历史上的美苏冷战与美日矛盾，都不能证明这一点;当前中美贸易战与中美对抗的浅层与深层根源，也不能从这一角度解释;美国是否遏制中国崛起，取决于中国的崛起方向。
一、“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的理论依据不充分。“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的认知，其理论依据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理论最初来源于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其核心观点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会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两者的矛盾“多数”最终通过战争解决，例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与斯巴达战争。
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则总结出：自1500年以来，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包括1914年与1939年因德国取代英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而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日本为取代欧洲殖民者在亚洲的统治地位，而发动的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以从西方手中“解放”亚洲各国为名)。他还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来定位21世纪的中美关系。
但是，无论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修昔底德，还是其发扬者艾利森，都只是强调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发生严重冲突(通过战争解决)的现象，在统计上看可能性较大(“多数”或11/15)，而没有强调或论证其逻辑必然性。
从历史事实看，也的确有大国关系没有经历这一陷阱。最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末期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时，两者并没有经历战争或严重对抗。
从规律上分析：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严重对抗甚至战争)的例子中，至少其中一方是非民主化国家，例如前面例子中一战与二战时期的德国与日本;而当两国都是民主化国家时，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例如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时，由于两国都已经是民主国家，就没有经历严重对抗。
笔者认为，这一观察更具有逻辑与理论说服力。当事两大国中有一方为非民主国家时，其专制领导人想当“世界老大”的愿望，一般而言会比较强烈，且会通过控制舆论、激发民众的这种民族情绪。
而一旦其成为“世界老大”，由于其控制他国的欲望较强，对另一个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的威胁都比较大。因此，两国发生严重对抗乃至战争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而当两大国都是民主国家时，由于言论开放、民智开化，民众一般会注重追求自身的发展与改善，而不会将本国是否能当“世界老大”作为刻意追求目标。而由于政府由民众自由选举产生，政府也不会有很强的霸权企图。而且，由于它们都遵循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谁当老大，也不会对对方构成致命威胁。
因此，两国的竞争有可能在公平友好的情况下进行，而不会发生严重对抗与战争。
总之，从理论上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并不必然成立的理论假说。以此来论证“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理论依据不充分。而且，中国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也告诫中美两国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官媒之一，为何还要以此作为论述两国关系的基础呢?
二、美苏冷战与美日矛盾不能证明“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美苏冷战时期，美国的确千方百计遏制前苏联的对外扩张以及与此相关的内部发展(对其实行武器与高科技产品禁运)。应该说明的是，当时的苏联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的确位居世界第二，但经济实力不及日本，并非世界第二。
更重要的是，美国遏制苏联的核心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军事、政治影响力位居第二，而是因为苏联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与美国是完全对立的，而且两者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为争夺世界主导权而发生冲突(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论”，只不过是缓和气氛的幌子而已)。
因此，美国遏制苏联，是对“敌人”的遏制。如果军事、政治影响力位居第二位的是与美国体制相同的日本或德国，美国基于维护自身老大地位的考量，可能也会对其有一些防范举措，但绝对不会采取对苏联那样的全方位遏制措施。因此，美苏冷战不能证明“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
至于1980年代的美日矛盾，其性质与美苏冷战根本不同，更不能证明“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首先，美日当时的矛盾，主要是对外贸易矛盾，即美国认为日本对其顺差过大，因而要求日元升值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普通的贸易矛盾，谈不上遏制日本发展。
其次，美国的确没有采取其他措施(包括技术禁运等)遏制日本发展，更没有阻止日本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相反还积极鼓励日本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对外援助与维和行动。再次，美国当时不仅要求日本、而且要求其他盟国(德国、英国、法国)采取一致行动(美元贬值)解决其贸易逆差问题，著名的“广场协议”也是由这五国共同签署的，总不能说美国遏制所有其他四国的发展吧。
如果将视野放宽一些，美国遏制哪些国家、不遏制哪些国家，其首要与核心着眼点显然在于意识形态与政经体制，而不在于对方实力;对方实力只是影响其遏制决心与力度的次要因素。美国大力遏制委内瑞拉、伊朗、叙利亚、朝鲜的发展，却不遏制实力比他们强得多的日本与欧洲各国的发展，就是明证。
三、当前中美贸易战与中美对抗的浅层、深层根源及其性质。中美贸易战的浅层原因，是两国之间长期积累的贸易不平衡，以及美方认定的造成这种不平衡的根源，即中国长期以来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出口导向”为特点的对外经贸政策，包括各类补贴、贸易壁垒、人民币低估等。
美国对中国施加贸易战压力，目的是迫使中国改变这一模式与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因此，从浅层次上看，中美贸易战与当初的日美矛盾非常相似。但如前所言，这个矛盾只是贸易矛盾，并不表明美国必然会遏制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或崛起。
中美贸易战乃至中美对抗的深层原因，主要是中国近年来的政经走向，与美国预期的改革开放方向相反，而且开始对外大力宣传中国模式、道路和智慧方案，并通过实施“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组织等国际计划与组织，对外扩大影响力，因而导致美方认为中方与其争夺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实际掌控力的世界领导权，并进而采取各种措施对中国进行遏制。
这些措施不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还扩大到了双边投资、知识产权、高新技术战略产业、台湾与南中国海、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遏制。特朗普在前不久的公开演讲中，更是公开宣称中国是“和前苏联一样的强大的敌人”。
因此，应该客观承认，美国的确是在面遏制中国崛起。如前所言，这一遏制的核心根源与首要因素，是美方认为中方的发展方向与其相反;中国经济实力世界第二，只是影响其遏制决心与力度的次要因素。在美方看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关系到谁当“世界老大”，更关系到未来世界向着何种方向发展。因此，从深层次看，更准确地说，美国是在遏制中国的“反向崛起”，其性质与当年美国遏制苏联是类似的。
中国官媒一再宣称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无意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一再重申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问题是，各国判断其他国家的战略方向与意图，是通过它的语言宣示还是通过实际行动?中国近几年的政经走向与外交战略，会让美国及其盟友相信中方的语言宣示吗?
四、美国是否遏制中国崛起，取决于中国的崛起方向。最后，回到文章标题中的问题：美国必然遏制中国崛起吗?答案：不是必然，这取决于中国的崛起方向。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与美国同方向的，不危及美国价值观与体制，则双方和平竞争的可能性较大，不一定产生大的冲突;即使发生贸易摩擦，也会局限在贸易领域，类似于美日矛盾。如果中国崛起是与美国反方向的，威胁到美国价值观与体制，则美国必然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反向崛起”，类似于美苏冷战。
总之，美国是否、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中国崛起，中美两国能否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方向。球，在中方这一侧。
作者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原题《美国必然遏制中国崛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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