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林：重庆公交事件当头棒喝：中国的大病在社会
重庆公交案有三方主要当事人，一个是坐过站便大打出手的女乘客，一个是手握方向盘还奋力回击施暴者的男司机，另一个就是目睹整个事件的一步步发展却始终不加参与和干涉的、最终一起同归于尽的一大车乘客。谁是谁非、谁的责任更大一些、谁谁谁如果怎样就不会令这样的悲剧发生------这，不是我等非就事论事者所关心的话题。我要请大家注意的一个基本关键点是：历数这些直接加害人、被直接加害的人、以及漠然看着加害者与被加害者间的争斗就在眼前展开而无动于衷的人们，哪一个、哪一方是没有问题、没有责任、没有毛病的？！
直接施害于司机的周姓女子，病在只顾自己、且歇斯底里；直接受害者男司机，病在以暴抗暴、失了本份；其他一车人病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用冷漠酿造了一场过激与偏狂的大祸！
人常说：“社会嘛，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其实，一个社会中，有几个出了问题的人，有一些没有责任感的民众，有为数不要太多的人得上各式各样的病，这本也属于正常。可当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出了问题、都病了，且没有任何机制令公共道德正义足以导引和规制各种自发多发的失德邪恶时，真正得大病的便是这社会本身了！
看社会是不是患上了大病，就像看一个人是不是病得不轻一样，还有一个最简单且显见的指标就是，看其是否全然“失能”了。一个人，丧失了自身正常生活的基本能力，那无疑是病得非常严重了；一个社会，若是丧失了自身本应具有的基本机能，那她也肯定是得上了大病。重庆的这辆公交，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在罪恶之举、甚至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发生病态过激行为时，整车人或这个社会，无法调动自身的机制与能力以施应有效的抑制与矫正，这就是一种整体上的“失能”，就是一种整个系统出了问题的“大病”。
我们说，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一个聚合各方与多元人们的一个大场子。社会其一切功能、机能中的最根本与最基础能力，就是使所有各专业、各阶层、各团体、各类别的自然人得以聚合与归化-------聚拢为社会、归化作具有社会能力的社会人。
做个形象地比喻：社会，就像个长久不散的开放性大宴席。不管谁承认不承认、也不管有多少人主动被动参与其中，她都开着门、提供着场子、始终存在着。正常情况下，只要是人类集群、只要还有人与人关联交往，这个场子或大或小、或冷或热、或兴盛或破败、或有味或乏味地就会这么一直开着。这如此这般的社会，最可怕的是什么？是这个叫社会的场子，虽然总是有各色各等、各式各样的人流来到、驻留、走过、穿过；却没有人在意她，没有人愿被她所召唤、所归化，没有人能站在她的位置上为她站台说话------这样一来，她自身的主体性便没了，她的作用价值也没了，她也就大大地“失能”了。
我们说，社会，不同于职位与权责十分明确的国家行政系统，也不是各人管好个人的个体单元。社会，完全是靠着居于其中的每一份子，人人都是一半私己之个体、一半依存于社会的社会人，才得以关联聚合、群洽而生的。若人人都不在意她了，都没心参与她了，都肆意践踏她与不愿站出来为她承担责任义务了，一切一切的社会秩序、社会道德、社会机能、社会作为、还有社会的人与社会力量，统统便都是一条干涸河床里的鱼跟鳖，即便一时半会不至于干死，最少也不可能活得痛快舒心。
中国社会今日之大病，根本地看，正在于此。如果，我们的社会，仅仅是多了几个挥拳以向的互殴者，仅仅是有一些人出现了精神不正常，仅仅是一部分人不热心、不参与、不负责和不把社会当社会了，这还没有什么太可怕的。因为，一个发育良好的大社会，还是会如大海般，在不断地风起浪涌间归化和涤荡之、并形成与维持一种自然恰适的秩序的。可现在的问题是，就像这整车人一样，个个都病了。尤其是最该代表社会、代表社会秩序与道德的一车乘车者，谁也没有站位到社会的立场上、谁也没有为社会站台发声、谁也没有把自己视作是社会人安身立命之社会的维护者！
呜呼！中国社会之大病，我们知道了，是在于：所有人社会人都不知自己属于社会，是所有天天享受着社会之阳光雨露的人们、个个都不认为自己对她负有责任与义务，是所有人从来都没把社会当成一个不关心不参与不建设、就会患上大病且以这大病传染和拖累到每个人。
在我看来，社会病了，社会中的所有人都病了，既要从社会自身找原因，要令社会中的一切参与方都自觉地承担起各自的应有责任来；也还必须从社会的外部环境上，尤其是我们国家、民族、文明与我们这一两代人如何看待与如何对待社会的更大更高层面上找原因。因为，一个大系统病了、出问题了，诉诸对其有着直接统摄性与影响力的更大母系统，多半时候是一种进行根本性改变的最管用做法。
简单地说，我们在给当今整个中国社会“看病”时，应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与理路：
首先是，要有一种社会是独立生命共同体的基本理念，要以依托社会重建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理路来高度重视社会文明的建设。
我们不能将社会视作是任由私己力量与国家权利侵蚀践踏的荒原草场。我们必须以人世间独立大系统的主体性思维、以一种自主发育生命共同体的基本理念，来对待社会的坚实丰厚与健全健康。
关于中国社会，我们要有不一样的参照与追求。我们的参照系，一个是中华主盛文明期（也就是自两周到唐宋）担纲大道中合之重任的社会；一个是极分道上经历数百年探索走向了自身高峰的当今西方社会。
简略地讲，在迄今之前各主要的人类文明中，社会之道行得最好、社会系统建设得最好的，是中华主盛文明期那一段。那时的社会，在总体上是被当做国家天下的中道兼合之主场、大场来对待的，不仅形成了比较坚实全面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等多元一体社会资源配置；而且还构建起了高于家国王朝政治的文明体天下统系，铸定了被上至帝王、下至平民所推崇和因循的天人之道“大道统”，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具独立社会代表性和最具文明走向影响力的士人阶层或“士之组系”。
西方近现代以来，大行人神分离、种族国家分割、私己公有分裂、学科专业细分的极分之道，在道的基本理路上虽说偏离、瓦解了社会“中心场”的整体构建与良性发育，却毕竟以其数百年的科技物质文明探索及人权人性努力和累积沉淀，所以也有在贫瘠社会之地、培育文明正义与道德的一系列成功经验。
反观今日之中国，遭受自身后期集权之道跑偏向专制与西方推行全面殖民化的双重野蛮摧残，伴随着独一无二的文明体国度削足适履于现代民族国家，整个传统社会的基本形态与质性，早已发生了毁坏性的改变。文明体文明圈不存了，天人合一文明道统不在了，乡村士绅社会荡平了，“士之组系”消陨了，甚至中华自身固有的“天下之治”的治统、“传道受业解惑”的学统、“立心立言继往圣开太平”的本土学人群体都成了我们这个发育不全“新社会”的稀有文物标本了！
不要说“中国社会病了”、“中国的大病在社会”这话言之过分，若以这样的大视野与文明体社会之高度来看，更为客观的表述，完全可以说是“我们的社会倒塌了”、“我们的社会整体毁坏了”。我等之所以一再讲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社会的重建，我此前之所以提出在经济改革基本完成后应尽快转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重建，都是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与理路的。
其次是，我们在“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总体布局中，应该优先选择、且战略引导性地搞好社会文明的改造与建设。
从建国初期到今天，我们可以说相继围绕着几个重点领域、或者说是以几个领域的发展为优先与统帅，进行了循序渐渐且颇有成效的建设和改革。
第一个，可以视作是政治的国家政治性的改造与建设。这项任务，主要是在建国之初和继续革命时期得以展开与基本告一段落的。第二个，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改革与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化建设。此一任务，现在也已基本实现。更多地面临着的是进一步深化、矫正与微调的问题。近些年来，尤其是确立新时代发展方向以来，我们又在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上，进行了大力地探索、并初步取得一些成效。然而，直至今日，关于社会建设或整个社会系统的重建，关于新型社会文明探索与创新，可以说从国家到社会方面方面，都还没有引起足以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重视，更不要说现实的进展与作为了。
这种集体性地关心不够、不重视不足、摆位不正，很大程度上不能怨大家。主要的根源在于，一是，如我们所说，真正立于社会中道、且足以站出来为文明主体性之社会孕育思想和发出声音的“士”们，在现今的中国，本就没有遗存下来多少，更不要说有影响力、甚至主导力的阶层性或统系性存在了。
二是，现今所谓中国的话语引领者与“社会良心”们，多为遍布学术界知识界工商界国内外各大场合的公知精英们。他们关乎社会的直接概念与仅有的一点认知，大多都是来自于被我们称作“贫瘠社会”或娘胎里带着“社会贫血病”的西方。他们能为中华社会、能为担负着中华文明基础重任的多元洽合社会，提出一系列中肯、像样的出路和方案来吗？东施效颦，也得有可以效仿的呀。西方，本就没有中华这般坚实丰厚和位中兼合的、承担着大道使命的多元一统社会，他们从哪里去仿效呢？！
三是，国家层面上，没有更多的理论支撑与中华大道学人的帮衬，便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了。我们说，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还需要来一次大的升级跟飞跃，这不是一时半晌便能轻易实现的。若没有文明发展的基本理路与重心矫正，对中道大合社会的作用意义就不太能够看个清楚明白。也就是说，在没有文明视野与文明大道理路的情境下，我们是难以看到社会改造与新型社会文明重建对我国各项事业之中合统领作用的，也很难将其作为中西方主导权争夺中获取比较优势的基础核心来对待，从而也就几乎不可能着手为人类多元一统文明体搭建国际性的新型社会文明建设平台了。
其三，中国的大病在社会，但中国的希望与中华文明之道的大行畅行于世界，重要核心突破口也在社会。
大病处，需要大手术；大毁坏，更能成就大重建。放在中西方文明、中西方之道相较的大背景下来看，除非基于国际敌对势力的某些特殊需要、把批判中伤的火力集中锁定于政治制度与国家体制之外，其实国内外更为多见、更加客观的非议与批评，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国社会身上的。这一点，我们自身也感同身受。什么道德沦丧、贩毒制假呀，什么坑蒙拐骗、丧尽天良呀，什么乖张暴戾、缺乏公德呀，什么不讲规则、投机取巧呀等等，几乎皆是社会的乱象。即便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也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结到全社会的利己主义泛滥和物质享受之风盛行的病态发展上去。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人们富足了起来，中国人的文化水准文化自信越来越跟上了、提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越来越走向讲规矩和风清气正了，甚至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逐渐开始受到重视与再现绿水青山了。可社会呢，还不能说完全摆上重要议程了。她是所有中国人感触颇深且有难言之隐的一块心病，更是我们直不起腰杆跟西方文明比上一比的一个大软肋。
按理说，中国人从来就是社会动物，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以社会文明见长的，今天很多人在西方国家呆上较长一段时间，就会因社会生活的贫乏而深感“好山好水好无聊”。简言之，我们中国社会本身的底子很好，我们中国人关心参与社会活动与建设的潜在动能非常地强劲，我们昔日曾拥有令域外各国甚至西方羡慕不已的高度发达社会文明，可到了今天，为什么却偏偏问题百出、百病缠身呢？
说到底，除了前面说的国家与社会公众的关注重心还没有真正转移到这上边来之外，有几种错误的认识也在阻碍着我们倾力于社会与社会文明的重建。最具危害性的，一种是社会的健全与发育、会威胁政权稳定与国家安全的观点；一种是再怎么搞、也搞不过西方的观点；一种是社会建设是务虚、是出力不讨好的事；还有一种是政府不应干预、引导、建设、改造社会，就该让其自在自发而不受干扰干预地自由生长。
这里就不一一批驳了。我想要说的是，社会，固然是多元驳杂的，是自然演化与生长的，是千道万道、道自洽合的，但社会同样需要体现全民意志与最具现实资源整合力的国家政府，来进行相当程度地主导、引导与关注、投入、规划、参与的，尤其是当社会从大破走向重新大立的特殊转换时期、或是从无序上升到有序阶段的系统构建与开局推升阶段，国家政府不能不对社会给与特别的关照、不能不积极作为。当年重点致力于社会规划与社会建设的儒家学派，之所以能成为后世万代的显学和中华道统的代表者，就跟多数朝代治国理政者们的支持与推行分不开的。
社会，尤其是行大道文明之中道兼合的中华社会，是建立在生养、均衡、秩序、信任、平等、恰适、同处共享、道德文明等原则基础上的，是总体上讲协调协助、讲道理正义、讲奉献担当、讲身心愉悦的多元动态聚合场。社会之立、之盛、之正、之能，不仅对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就像天空、阳光和大地；对我们实现国家抱负、保持民族长盛不衰、回归文明体国家的文明之道并以中道兼合姿态引领世界走向多元一体新文明来说，都是事关千秋万代与不可不尤为重视的。
必须看到，国家若能重视社会、出手促进社会的更新重新，不仅必将有助于重拾中华文明之道的优良传统，必将有助于积极回应高度依赖社会生活之普通民众的关切与国内外各种用意的批评责难，必将有助于中国在社会建设与社会文明领域尽情发挥出对西方的固有比较优势来（因为西方偏平化与社会文化传统贫瘠的社会，总体上看是无法跟中华社会相提并论的），必将有助于未来中国蹚出一条携手上下、贯通公私、兼合东西、多元一统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大道（社会是非公非私、容公融私与总体上更有益于所有人与所有阶层集群共处共享的一条中合之道）。
展望未来，若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架构搭建得够好，多元一体的有序格局得以很好地实现，个人在私己与共享、群体在自利与利他、阶层在恰适与流动、国家在干预与被制衡间找到了一种动态的配置平衡，以其自身的悠久传承、丰富多元、坚实可靠、融洽和谐、包容共享、文明道统、新境引领，必将成为今后整个国际社会的聚焦场与新标杆，成为融合东西方社会与文明的主要道口方向。人类未来新文明时代与新文明的共同体大厦，必将扎根与依托着这块坚实、丰厚的土地，高高地矗立起来。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