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华哥：当心：美国可能正在悄然进行一场不齿的战争！
来源：俄《军工信使》2月26日
不然，美国在俄罗斯周边频繁布建生物试验室在干什么？还神神秘秘的，不让当地人靠近。所为何来，为整个人类还是当地人的健康？项目怎么会由美国国防部独家掌控，而不是其他什么卫生健康机构？美国可没有那么好心！俄罗斯专家怀疑：2012-2013年俄罗斯中南部爆发的非洲猪瘟可能是一次人为的破坏。果真的话，那必将是人神共愤！
二十一世纪初，某些政治家、学者、军队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固定思维：人类已经进入基于美国军事优势的世界新秩序，而美国却蔑视十七世纪以来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体系。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提出了更为巧妙的军事行动方法、手段构想。新技术、在信息空间的统治地位使美国陷入了幻觉：现有的世界体系牢不可破，并不择手段维持这一体系，甚至采取生物恐怖主义。
美国领导权的设计者确认，与二十世纪相比，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但是不同国家的许多政治家、学者对这一看法表示异议。例如，美国未来学家斯特林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世界无序状态。有一种构想可以形象地解释他的逻辑，称为“龙卷风”全球化理论：现在并非稳定的单极世界秩序，而更像一种社会“龙卷风”，风眼（美国）中十分稳定，而边缘却存在巨大的破坏。一定领土上，与其说是期望的民主，还不如说是一种可控的混乱。
一、殖民者的被子
通过分析国际恐怖主义的演进，发现这并非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侵略国家（金融集团）用来解决自身对外政治、经济和国内问题的一种工具。国际反恐协作最有效的形式并不是情报机关、军事机构的合作（尽管这并不多余），而是在国际刑警组织框架内警察之间的密切联系、工作。此外，这里不应采取双重标准，特别是如果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生物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威胁。这种情况下，危险传染病原体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工具。2012-2013年俄罗斯中南部爆发的非洲猪瘟可能就是一次人为的破坏。
人类历史上有过侵略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纪录，由此造成了瘟疫、天花的传播。例如，1346年，遵照金帐汗国大汗托赫塔梅什的命令，向克里米亚被围热那亚要塞卡法（现在的费奥多西亚）的水井中投放了死于腺鼠疫人畜的尸体。结果卡法投降，但瘟疫却在整个欧洲蔓延，引发了可怕的传染病，导致2500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对美洲进行殖民时，人为在印地安部落中传播了天花。1763年，白人殖民者故意将沾染病毒的被子作为友好的象征送给印地安人，导致数百万对这一危险疾病毫无免疫力的印地安人死亡。1754-1767年，英军驻北美司令杰弗里·阿尔切尔针对原住民实施了同样卑劣的行径。一战期间，德国人使用了生物武器，传染向军队提供的家畜、尤其是马匹。然而整个二十世纪，与化学武器不同，很少使用生物武器。有纪录确认的只有日本（731部队）针对中国使用了瘟疫病原体和其他细菌制剂。
二、用病毒换美元
近二十年来，大洋彼岸开始十分重视全球的生物学研究，特别是在前苏联、东南亚和非洲各国。美国中央参考试验室，及其各个地区分站，从2010年起在乌克兰、2011年起在格鲁吉亚、2016年起在哈萨克斯坦开展工作。也试图在吉尔吉斯建立中央参考试验室。列入该领域合作计划的还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
第比利斯、基辅、巴库和阿斯塔纳使用前苏联制造的作战微生物菌种换取美国的援助。例如，2005年8月29日起，乌克兰卫生部根据与五角大楼的第840138号协议，开放了位于基辅、奥德萨、赫尔松、捷尔诺波尔、乌日哥罗德、文尼察、哈尔科夫、卢甘斯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利沃夫的危险传染病研究试验室。十三个试验室中的八个在百万级城市（基辅、利沃夫、奥德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哈尔科夫）运转，涉及总人口约1000万。建设的统一承包商是美国Blak& Veatch Special Projects Corp公司。似乎，崇高的使命是与疾病做斗争。但是这些试验室究竟干什么，无人知晓。
在第比利斯郊区（阿列克谢耶夫卡镇）有一处“卢加尔社会健康研究中心”试验室。在俄罗斯多次抗议之后，移交给格鲁吉亚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但是处于五角大楼控制下的生物学目标仍在运转：第比利斯国家传染病控制中心、库塔伊西消除威胁支援中心、第比利斯郊区军事基地中的高危生物酶基库、科布列季的植物试验室、第比利斯的微生物、病毒和细菌研究所。建立了迅速传播危险疾病病原体库。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哈萨克斯坦检疫和动物传染科研中心的基础上，类似试验室的设施正在不断完善。由美国AECOM公司负责建设，这是美国国防部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的承包商。项目经费560万美元。此外，2001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在咸海复活岛成立了跨部门委员会，展开研究工作，防止试验生物制剂传播。美国国防部国防威胁降低局同样参与了该项目的落实。
2013年，巴库成立了三级生物安全中央参考试验室，致力于人、动物来源病原微生物研究。又是DTRA赞助其建设。
2016年夏，埃里温开设了中央参考试验室。2017年，在洛里、格哈尔库尼克、休尼克州、久姆里也开设了类似机构。2016年春，伊杰万在美国的支持下完成了亚美尼亚卫生部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试验室的重建。
2008年，摩尔多瓦根据“预防艾滋病和乙、丙型肝炎”项目，在USAID的支持下，基希涅夫开设了中央参考试验室。
在塔吉克斯坦，与美国军工集团有着联系密切的西方公司在下列地区建立了细菌试验室网络：索格狄亚那、哈特罗州，杜尚别和瓦赫达特的共和国结核病医院。仅允许联合国的专家、代表进入上述试验室。
2007年，在USAID经费的支持下，乌兹别克斯坦开设了国家参考试验室。2011年，DTRA为位于安集延、费尔干纳两个二级生物安全诊断试验室的建设提供了经费。乌兹别克斯坦领土上此类设施共有10处。
问题来了：难道美国爱心泛滥，对前苏联边缘地区居民的健康特别关心？是的，宣称这些设施是民用的：用于保证这些后苏联共和国的生物安全。但是，据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前部长吉奥尔加泽宣称，中央参考试验室有可能用于敌对俄罗斯的目的。
所有的试验室使用美国国防部、却不是卫生部的经费进行建设。造价方面，这是美国政府在这一地区拨款最多的设施（中央参考试验室在乌克兰的支出是1.75亿美元，在格鲁吉亚—1.5亿，在哈萨克斯坦——1.3亿），这充分说明上述计划对华盛顿而言具有优先性。正是美国军方为中央参考试验室下达科研目标，同时也是其系统化信息的获取者。不仅旁观者，即使各地科研工作的直接执行者也可能不清楚，这些生物研究是否具有最终的和平或进攻性质。只有用户、即五角大楼在专业领域心知肚明。
美国使用类似设施的实践表明，摆脱了所在国的监控，以保密状态运行。试验室里充斥着外国公民，包括拥有外交豁免权的人员，而当地卫生部门的代表却无法从事“研究”。中央参考试验室工作人员的数量（50-250人）远远超过按照宣称目的、类似设施所需的服务人员数量。
美国在后苏联空间资助的试验室是华盛顿在全世界展开全球试验室体系的一部分。这些设施出现的许多国家都产生了典型问题。例如，2010年，印尼坚持关闭了美国海军的医学科研分队NAMRU-2，因为尽管其工作在该国卫生部大楼展开，却根本无法对其活动进行监控。雅加达认定他们在从事秘密试验，并对印尼的研究工作进行未经批准的监测。关闭的原因还有美方要求为试验室人员提供外交地位，拒绝无偿移交在印尼领土上选择H5N1禽流感病毒样品的研究成果。印尼卫生部部长苏帕里忧心忡忡：美国可能利用NAMRU-2的当地病原体样品工作成果制造生物武器，或把西方制药公司的疫苗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商业推广。
三、特洛伊菌种
经常任命忠于华盛顿的军人或情报人员担任上述设施的负责人。例如，第比利斯的中央参考试验室由格鲁吉亚情报局长日瓦尼亚领导。阿拉木图中央参考试验室的领导可能是阿利别科夫—前苏联“叛逃”的微生物军事专家，曾长期在美国工作。
中央参考试验室位于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奥德萨、哈尔科夫、阿拉木图）或近郊。从保证安全的角度看，地点十分危险，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处于可能导致极端威胁风险升高的地区。
令人生疑的还有下列事实：尽管危险传染病通常在非洲、南亚爆发，美国军方却对疫情相对稳定、处于自己地缘政治对手边界附近的国家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俄罗斯周边建立的试验室体系可使五角大楼遂行下列任务：
1.搜集情报（关于当地的微生物、传染病原体、消灭手段、疾病传播渠道），对于制造有效针对俄罗斯、伊朗、中国的新一代选择性进攻生物武器，有着巨大的潜在价值。
2.实施破坏活动，旨在给俄罗斯的经济（导致牲畜大批死亡、损害俄罗斯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声誉）和人力资源造成损失。降低免疫力和再生能力。2012-2013年俄罗斯中南部爆发的非洲猪瘟有可能就是最初的破坏活动之一。病毒对北纬条件的异常稳定性可能是美国中央参考试验室在格鲁吉亚的工作成果，病毒来自格鲁吉亚，那里开展了相应的菌种研究工作。此前美国针对古巴也开展了大量类似活动。
3.在接近潜在敌人的各个地域进行生物研究成果试验（跟踪危险疾病病原体毒性、传播途径和其他特性）。
4.加深俄罗斯、伊朗、中国对西方制药业产品的依赖程度，未来只能寄希望于借助中央参考试验室网络的人工合成、改良治病药剂。这样美国的基因工程将突飞猛进。
5.绕过1972年日内瓦公约关于禁止细菌和有毒武器的限制，禁止外国核查人员进入境外的设施（美国人随后避免建立核查机构，包括拒绝签署相关协议），不必担心美国公众的抗议和违反该领域法律的后果。
6.可以接触到前苏联军事生物计划的成果。例如，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将自己的危险疾病病原体标本（包括前苏联制造的作战微生物菌种）交给美国以换取援助。上述标本是前苏联科学家们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积累的独一无二成果。此外，可以了解俄罗斯当前的军事生物潜力，研究相应的防护手段。
7.俄罗斯周边这些试验室的产品可以用于造成俄国内的紧张局势，成为“颜色革命”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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