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晖：请中国电影放过刘慈欣——关于《流浪地球》
在流浪地球就要被木星吞噬的最后时刻，我们的英雄冷锋，哦不，中国航天员刘培强——还是叫他吴京吧，请原谅我在观影时总是出现错觉，以为是在看战狼的科幻版——驾驶携带着30万吨燃料的空间站，冲向了木星的风暴之眼。上一次是拯救处于危难中的中国同胞，这一次是拯救全人类，拯救地球。救世主不再是科幻电影中只有美帝才能担纲的角色了，此乃我中华之绝大荣耀。
电影《流浪地球》的编剧试图超越刘慈欣，关于怎么拯救地球，使之免于太阳氦闪后的覆灭，设计了两种并行方案。主方案如原著所言，给地球装上发动机，让地球逃离太阳系，经过2500年的太空流浪，移民到4.3光年之外的半人马座恒星系（就是《三体》中三体人的家园）；预备方案是搭建一个空间站，一方面给流浪地球领航，另一方面，这个空间站类似于一艘诺亚方舟，搭载了全部的人类文明信息和数百万枚地球生命的种子，如果地球在流浪途中完蛋了，空间站可以独自飘流，继续完成延续地球文明的使命。
吴京同志代表中国人光荣地加入了预备方案团队，而他的儿子则误打误撞地参与了主方案执行。影片的最后一个桥段，吴京劫持并驾驶空间站大无畏地撞击木星，显然是违法违令之举——按照规则，地球即将毁灭，空间站业已成为延续地球文明的唯一希望。如果这个自杀行动没有任何效果（影片中也说了，失败的可能性接近百分之百），地球和空间站都会在瞬间完蛋。
当然，他成功了，也牺牲了，地球因之得救。此时，影片中的地球人和影院中的观众都沉浸在巨大的感动中，泪飞化作倾盆雨，没有人去想，失去了作为领航者的空间站，地球还能在危机四伏的宇宙中航行多久；没有了搭载地球生命种子的空间站，地球一旦遭遇不测，地球文明就是万劫不复。而此时地球还没有飞出太阳系，路远且艰。这些就不是电影所要考虑的了，电影需要的泪水和票房都已到手。
吴京的违令举动需要得到地球上其他组织的配合，因此他在实施自杀行动前，向地球联合政府打了报告。吴京同志声情并茂地打出了两张牌，第一张是亲情牌——他的儿子还在地球上为最后的希望而战，父子连心怎能独活；第二张是人道牌——如果地球没了，人都没了，地球文明纵使延续还有个卵的意义。
联合政府很脑残地被吴京同志感动了，虽然没有明令全球总动员，但不干涉各国群众自发支援。各国群众本来必死无疑，这时死马当活马医，当然个个奋勇争先。而在此之前，吴京儿子用初中化学知识脑洞大开想出来的绝招儿，氢遇上氧会燃烧，因此可以利用地球上的氧气把木星这个巨大的氢气球给点了——有没有计算一下氢和氧的比例问题？木星的体积是地球的1300倍，得有多少氧气助燃啊，你以为是用火柴棒点个二踢脚呢——影片中说，这个法子以色列科学家早就提出来了，但被联合政府否定，明显不靠谱嘛。
这里不谈初中化学问题，单说吴京同志感动联合政府的两个理由——亲情和人道。亲情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美德，人道主义是普世价值，祭出这两个法宝，自然无坚不摧，纵是铁石心肠也要落泪。这构成了影片的叙事逻辑。
但刘慈欣告诉我们，在宇宙和星球文明的尺度上，亲情和人道就是个P。
《流浪地球》原著中，亲情是被忽略不计的。在逃逸时代，由于地球发动机产生的加速度及运行轨道的改变，致使地球上各大陆灾难频发，火山横行，岩浆渗入地下城，人们经常需要通过升降梯向地面撤离。根据联合政府颁布的危急法，撤离顺序是婴儿、幼儿园的孩子、小学生……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父亲和母亲。原著主人公“我”的母亲就是在一次撤离行动中死掉的。
刘慈欣写道：古代曾经有一个伦理学问题，当洪水到来时，如果你只能救一个人，是该救父亲还是该救儿子？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提出这个问题很不可理解。
亲情、爱情这一类在今天被人们视为崇高情感的东西，在未来地球文明陷入生死存亡的时刻，是无足轻重的。用刘慈欣的文字来表述就是——对于这类东西，逃逸时代的人们只是用余光瞥一下而已，就像赌徒盯着轮盘的间隙抓住几秒钟喝口水一样。
至于人道主义，在大刘的很多作品中，相对于星系文明，“人”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至少是不高于其他生命的价值的，不值得拿出来称斤论两。
在《人和吞食者》中，人类与高等级文明吞食帝国派来的使者大牙谈判，希望吞食帝国给地球留条活路。为了达到目的，人类向大牙展示了几千年来人类世界创造的最牛逼的文明成果，希望以此博得同情。大牙指着地球上一处工地说，为了建造这座大楼，人类捣毁了无数个蚂蚁帝国，而蚂蚁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也创造了属于它们自己的辉煌文明。结果人类只好闭嘴。
在《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中，仅存的五艘人类飞船自相残杀，数千具尸体横陈太空。如此非人道的惨烈景象，被刘慈欣赋予了某种正当性——由于燃料、配件和食物的缺乏，只有死掉大部分人，才能让少部分人借助死者残存的资源（甚至包括以死者尸体为燃料）活下去，否则大家都得死；至于谁先发起攻击并不重要，此时不存在道义上的高下；率先作出攻击他人决定的人，甚至比那些纠结于道义、考虑是牺牲自己还是消灭同类的人，在延续地球文明的意义上显得更有责任心。在这场黑暗战役过后，屠杀者为被屠杀者举行了太空葬礼，刘慈欣写道：“所有人的心情都是平静的，太空新人类已经度过了婴儿期。”
刘慈欣的笔触是理性而冷峻的，甚至是冷酷无情的，但你不能说他是反人类的。大刘科幻作品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理性，而理性是科学的基石，也是人性中最可宝贵的东西。
在大刘看来，理性才是人类文明、地球文明乃至宇宙中一切文明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这正是刘慈欣科幻作品的超凡脱俗之处。他的很多观念都是超前的，相对于时下地球人所推崇的价值观显得有些离经叛道。他是在用科幻小说的形式告诉人们，那些今日被我们视为金科玉律的、崇高的东西，伦理道德也好，社会制度也罢，未必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大刘作品中多次宣告人类婚姻制度的解体。其实在今天，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婚姻制度的“非人性”，随着科学的进一步昌明和社会组织的健全，婚姻制度之于人类传宗接代和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已经大大弱化，它必然走向消亡，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大刘的冷静和理性可能让那些胸中充盈着激情和热血的人感到恐惧，似乎这是一个不具备人类情感的人，不知善恶为何物。其实，大刘作品对于是非善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理性就是最大的善，而违背理性的煽情是最大的恶。
如果说电影《流浪地球》中有什么是至善，那就是空间站的控制程序“莫斯”，AI，它是真正背负着延续地球文明希望的“人”，但是被一腔热血的吴京用酒瓶打碎了。这很像个隐喻——失去理智的人类，怎么可能有未来？当然这不是电影所要表述的，电影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碗心灵鸡汤：大爱无疆，有爱就有未来。
大刘作品并非不重视对人性的描述，但他更多是对人性的阴暗面进行批判，而非讴歌人性的美好。《流浪地球》原著中，地球流浪了许多年之后，人们发现太阳仍未爆炸，于是传言四起，很多人都在说联合政府为了建立“独裁帝国”欺骗了他们，结果全球起义，武装起来、众志成城的人民群众包围了联合政府，5000多名“死硬分子”、“全民公敌”被执行死刑——在零下一百多度的地表被解除了所有防护设备，活活冻死。然而就在罪犯伏诛、全球亿万民众高唱《我的太阳》、欢呼胜利、准备掉转地球航向回归太阳系家园的时刻，太阳在遥远的星空中爆炸了，蜕变为一颗红巨星（死星）。这是原著最惊心动魄、最发人深省的段落，在这一刻，大刘对“多数人暴力”、“平庸之恶”的批判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比电影中吴京同志大义凛然的撞击木星，相去不知凡几。电影和小说之间的距离至少有十万光年。
这样一部以刘慈欣为卖点的中国科幻大片，诸多价值观都是反刘慈欣的。
我们的电影要弘扬主流价值观，亲情，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等等。这是时代要求，也是中国电影人的宿命。
但大刘作品的许多价值观是非主流的，是超前的，非现世的。这也是刘慈欣科幻小说的重要价值所在。
二者的使命不同，一个立足于现世，一个着眼于未来。所以，当你读过大刘作品之后再去看根据其小说改编的中国电影，有一种深刻的违和感。
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会把电影当成小说。人们会说，那就是刘慈欣的《流浪地球》。
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一个刘慈欣。而中国电影有很多题材可以拍，哪怕是科幻。为什么一定要拍刘慈欣呢？
请中国电影放过刘慈欣吧，以文学和科学、理性和良知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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