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流浪地球》：关于人类选择的想象
不管你作何评价，《流浪地球》无疑是一部中国电影中罕见的引发了相当大的震动和影响的科幻电影。中国的科幻电影其实一直很难说作为一个类型具有完整的谱系，只有一些零星的作品。这部作品无论从制作到故事，都相当地完整和成熟，体现了这些年中国电影工业本身在类型电影的制作上所达到的水平和显示的能力。在《流浪星球》轰动的时候，在多数人为了这部片子而欣喜的时候，为什么它触动了很多人的敏感？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为了这部作品进行争论，感到不适？这其实也很值得思考，也值得深入地认知。有一点很简单，其实就是他们被这部电影背后的那些支撑的观念“惊呆”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也难以接受这部片子背后的那些设定，这些设定其实是刘慈欣最引人注目的东西。过去刘慈欣再红，再轰动，其实还是在一个科幻圈子里的事情，那时的大刘崇拜还只是一些毕竟还小众的群体，一般人知道他的成就，但其实对他没有什么真的了解。现在刘慈欣却是已经真正成为大众文化的明星了，也引发了公众对于中国的科幻的强烈的兴趣，让中国科幻获得了极大的大众的认可和了解，刘慈欣的影响现在彻底公共化了。他的那些故事也开始引发了更多的兴趣。这些人对于他的反感就非常强烈，这种争议就在大众文化的领域中进行了；
其实这里的分歧并不仅仅在于现在一些人抨击的，有人厌恶刘慈欣或《流浪地球》成功了，这些人其实是觉得只有美国才能在这方面成功，是这些人崇洋媚外的结果。这种反击当然也有道理，但其实并不深入。这里所凸显的其实还是刘慈欣的那种内在的观念和他们格格不入，让他们很反感。其实《流浪星球》已经相对很温和了，但他们还是觉得难以承受。这部电影所呈现的和他们现在所理解的一些观念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
这其实是一种伦理观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是刘慈欣和现在一些人接受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开始流行和主流化的观念的很大的差异。那些观念其实常被中国的网友视为“白左”。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目的论和义务论的差异。这是一个和伦理学相关的议题，有学者简化地介绍目的论和义务论的差异，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一个小艇上，有一位关键的科学家和一位普通的工人。小艇遇险，营救时只能救回一人。关键的科学家掌握着攻克艾滋病的关键的方法，他活着对于人类社会有重要的意义，关乎整个人类的福祉。普通工人当然也有自己的对家人和社区的价值。你如果认为应该选择救回科学家，你就是一个目的论者。你如果认为应该是抽签决定，你就是一个义务论者。这个比喻可能很不恰当。但目的论者要的是最好的结果，过程是为了这个结果服务的，道德的善其实是结果的好。而义务论者要的和这个正好相反，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高于一切。道德的善是过程的好。这样的介绍当然是相当简化的，但也可以约略的看出两种不同的选择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当然这样的讨论也显然并不仅仅在伦理的范畴之内，它其实是一个人类处境选择的问题，各个不同的领域都从不同的角度要对其进行认知。我们只是在此用极为简化的方式约略地涉及这个分歧的所在，而不是探讨这种分歧在伦理学史上的意义的变化。
从这个分歧看，其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很多观念都是从义务论来立论的。对个体生命的价值的绝对性的高度关切现在是非常流行的。实际上，刘慈欣的观念里，在一个相对很大的尺度上，目的论还是人类不可少的。他的观念在很多方面是支持目的论的。如《流浪地球》里的地下城中的居民只有过去人类的一半，另一半则消失了，韩朵朵就是那消失的另一半的最后的遗存。这种观念里有很强烈的不可抗拒的伦理选择的意味。其实刘中校最后的抉择，和木星的火焰同归于尽，也是这种目的论的最直接的表现。当然，电影的《流浪星球》其实已经将刘慈欣的很多在小说中的想法温和化了，也从某些方面很多地把义务论的关怀融入。当然有些解释可能是将这部电影浪漫化了，如说中国人的观念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所以要救整个地球，而西方人则往往是方舟脱离。这个说法当然也有自己的角度，但似乎未必把握了这个电影的中心。地球去流浪，已经有无数人为此而消失，代价和牺牲已经足够多，哪里可能整整齐齐？那种浪漫的说法其实很可能没有把握这部电影本身。
刘慈欣的小说的目的论的伦理的认知，往往是在将人类或一个社会推向绝境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他通过这样的情境去看人类本身。这种想法其实在《流浪星球》中还是有所表露的，刘慈欣对于“大历史”有其关怀，这种关怀和义务论的美好温情之间其实是有差异的 。有些人指责刘慈欣的其实也是这一方面，因为来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西方主流的那些观念所包含的和义务论相关的意识，其实是很深刻地影响着一些人。刘慈欣的观念其实和现代中国的奋斗里的那份悲壮感有关，为了一个民族的富强的大命运，中国人曾经付出过无数个体的牺牲，这种个体的牺牲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这其实和一些义务论的观念是有差异的。有个流行的微博说《流浪星球》其实体现了一种奋不顾身的个体牺牲的决绝，一种要为最大化人类的最终成功而奋斗的决绝，这其实和西方这类科幻电影的个体性的表现很不相同，其实这说的有道理。在中产社会，人们对于生命的牺牲等有一种很隔膜的态度，一般会认为个体生命具有绝对的意义。如现在的西方式的战争，其实是在很远处的电子操控下的精确控制的战争，残酷的牺牲已经难以被接受。那种死亡的恐惧似乎只有很遥远处的第三世界的人才能感受。而刘慈欣则用科幻唤回一种英雄的为大目标牺牲的勇敢。
刘慈欣常常表现出的那种悲壮其实往往是来自一种为了大目标的历史的最终的选择，是一种以整体的最终的成功为目标的伦理，当然这里也有义务论的对于个体的更多的同情和悲悯，但最终是选择了一种目的论的方向。这种目的论其实有一种人类古典的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人类的成长的很多故事中都有体现。这是一种相对传统的目的论的思考。这里的悲壮其实就来自目的论所带来的那种悲情的状况，也来自目的论和义务论的选择的紧张。而这些正是刘慈欣和那些人的根本性的分歧的一个关键，那种来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现在全球主流的以一种义务论为基础的流行观念，其实就是和刘慈欣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刘慈欣的小说其实有一种古典式的悲剧英雄般的气概，一种来自传统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由于对于人类的命运的目的论的大关切而变得有其自己的力量。这个角度其实是《流浪星球》最终凸显给我们的。这样的观念所引发的讨论对于我们有相当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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