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哥：贾樟柯，浅醉一生
上篇
1
儿子出生后，贾连凯没有给他按族谱往下排，而是取名“樟柯”，樟木做的斧柄，不起眼，但很重要。
贾连凯，一位在天津外科医生的儿子，在唯成分论的年代，这是个坏出身，流落到山西讨生活，他高考成绩是晋中专区第一名，报考了南开大学，但没资格上，只得做了一名乡村语文老师，总是战战兢兢，学校为揪出三个“右派”，让老师们在长椅上站成一排，互相挤，最先跌落的三个人就成了倒霉蛋。
终其一生，贾连凯都郁郁寡欢，对变动充满恐惧，生怕儿子犯错。不过，他聪颖的才华和敏感的情思都深深影响了儿子。
贾樟柯还是毛头小孩时，就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听父亲和他的朋友，两个穿中山装的教师，推着车，长久站立，谈意识流。
贾樟柯还记得父亲带他去爬老城墙的情景，站在上面往外看，一条丝带般的公路延绵于群山中，通往黄河。要很久才能看到一辆红色的长途汽车，从东向西驶过，然后消失在群山之中。他发现父亲落泪了。但那时候太小，不懂得如何询问，更不懂得怎么安慰，只是紧紧拉着父亲的手。
入冬后，深夜寂静，炉肚子里的火苗呼呼作响。贾连凯会捏着报纸，大声朗读着上面的文字，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
贾樟柯约莫感觉到，父亲被困住了，内心有个尘封的秘密世界，很孤独。
贾樟柯1970年出生于汾阳，山西吕梁市平川四县之一，307国道从县城穿行而过，长途车总是扬起阵阵尘土。县城不大，一穷二白，大伙儿觉得最体面的事是能在两个不大的工厂里得到一份工作。
尽管父亲是老师，母亲张瑞英是国营门市部售货员，但贾樟柯小时候的日子并不美好，有一个冬天，全家靠吃红薯度日，使得他心有余悸，至今还对红薯避而远之。
“文革”结束后，经过长久压抑的人们脸上开始复苏了笑容。贾连凯从学校回家再晚，全家人也要聚在一起聊天吃饭，遇上停电，也不点蜡，在黑暗中感受温暖的气氛。这时，他总不厌其烦的讲述拍电影的细节。
那时，贾连凯还是汾阳中学的学生，听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城外拍电影，便与同学前往观看。他们站在摄制组外围，看一群人把三角架挪来挪去，还有一群山民打扮的人在摄影机面前开山造渠。
直到夕阳西下，拍电影的人准备收工，贾连凯和同学们才不得不惆怅的离去。但他似乎得到了拍电影的秘密，很多年后回忆时，他说，拍电影是要光的。
贾樟柯成年后写道，汾阳有着独特的光线，或许因为地处黄土高原，每天下午都有浓重的阳光，在没有遮拦的直射下，将山川小城包裹在温暖的颜色中，人在其中，心里也便升起几分诗情画意，非常适合拍电影。
贾连凯在现场看到的那部影片是由山西作家马烽编剧，著名导演苏里执导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讲山西一群有志青年劈山引水，建造水电站的故事。他们不会想到，拍摄现场会让旁边静默观看的年轻人激动不已，而贾连凯一遍一遍给贾樟柯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一定也没有想到，他已经为他的儿子种下了电影的基因。
1997年，当贾樟柯在汾阳拍摄第一部影片《小武》时，溯源而去，突然觉得选择导演作为自己的职业一定跟父亲这段经历有关。
文化的传承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2
可是，贾樟柯小时候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个有权有势的大混混。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孩子，小学三年级就学会了抽烟，个子不高但热衷于斗殴，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小学五年级听完评书《岳飞传》后，神往不已，拉上十几个孩子结拜成弟兄，他是老二。从此，这十几个弟兄白天打架，晚上偷东西。到六年级，差不多有一半弟兄都辍学了。
贾樟柯被父母逼着继续念书，等他上初一时，辍学的一半兄弟全成了小偷，他们还保持着友谊，每天都蹲在学校外面等贾樟柯放学。他们玩的东西很奇怪，跑到郊区去拣玻璃，拿去卖，不是为了钱，是游戏。还有就是站在电影院卖票的小房子前，用脚踢地上的虚土，每次能踢出一些钢镚，然后买烟抽，站在街上打架。后来终于有了录像厅，总算救了他们。
贾樟柯看的第一部录像是《广东好汉》，第二部是《独臂刀客》，第三部是《少林十八铜人阵》，都是打打杀杀的港片，他一直记得，非常喜欢，看完之后，出来走在路上，就想象自己是大侠，看到同龄的小孩就故意去撞，挑衅打架。
结果真打了，不过是被人打。一次，他与同学（注：后来在《小武》中饰演暴发户）从电影院出来，迎面过来一个小孩，他砰地一撞，然后打起来，那个小孩就喊，七哥你快来！贾樟柯一听就懵了，他喊七哥，说明他有七个哥哥，很快他七个哥哥就过来了，把贾樟柯和同学痛打一顿。
上初二时，换了一个班主任，有一天，新班主任上课之前拿了一摞书，他说贾樟柯，你不用听我讲，你就看这些书吧。有一本是沈从文的小说集，贾樟柯就翻开看，慢慢的，心平静下来，他开始喜欢文学。
还有一天，正在上课，有人叫他出去，原来一个辍学的朋友骑摩托车被撞死了。从这个事情之后，他突然有一种命运无常的感觉，原来是一个混蛋，心里头什么都没有，突然脑子里好像有东西掉下来，腾出一个大空间，人被抽象掉了。
是写作拯救了贾樟柯。
他在县教育局的楼顶捡到了一本被雨打湿的朦胧诗选，被北岛的《我不相信》、舒婷的《致橡树》及顾城的《一代人》深深震撼。跟之前在《读者文摘》上读到的席慕蓉和汪国真那种软绵绵的诗完全不同。于是，几个同学成立了“沙派诗会”，因为汾阳那边风沙大。从那时起，他整个中学时代都在写诗，狂写了三大本。
撒野是一种释放。写诗也是一种释放。
小镇青年对流行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性，它给荒漠一样的心灵带来解放，贾樟柯记得很真切，以前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唱“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等听到邓丽君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变成了我，个体萌动。
他对港台流行乐就此有了偏执的情结，做了导演后，常用作电影插曲。
此外还有霹雳舞，美国电影《霹雳舞》，他来回看了10多遍，然后就学，整天一副霹雳打扮：一头长发、一条大档裤、一双阴阳鞋、手戴露指手套、头扎一块红布。
为了训练身体柔软性，他去体育场翻单杠，被一个体校老师给瞄上了，问他愿不愿意加入举重队。
他和十来个喜欢霹雳舞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叫“害虫队”的舞蹈队，到处跳，去汾阳各个学校切磋。到了假期，就跟草台班子去走穴，这些经历他后来都拍进电影《站台》。
走穴时跑遍了山西下面各个县，但贾樟柯对未来生活并没有什么具体打算，只是有一种强烈的离开脚下这片土地的愿望。
一个女同学刺激了他。她突然“失踪”了，全校的人都在找她，后来自己回来了，原来她偷偷跑去西安看费翔的演唱会。
贾樟柯很崇拜她，因为他也想去，但不敢。外面世界对他来说有无穷的想象，他意识到只有走出汾阳这个封闭的地方，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高考落榜给了他契机。他很清楚，自己的成绩完全没任何指望，尤其是数学，连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都分不清，所有选择题都选了C，差生都觉得那样概率更大。
父亲戴上老花镜，一本正经地给他填志愿，全报了天津的大学，第一志愿南开大学，问他是喜欢国际贸易还是新闻。他说，听老师讲，国际贸易毕业都去外贸局卖兔子，还是报新闻吧。
成绩出来后，他总分刚过300 ，还不够上中专。父亲让他去参军，他不想去。父亲又打听到，美术生不用考数学，鉴于他曾学过画画，就干脆去考美术院校。
山西大学有一个美术考前补习班，就这样，贾樟柯打包去了太原。
很多年后，他还记得离开汾阳时的情景，那天是八月十六，因为头一天，八月十五，是他母亲的生日。临走时，母亲去送他，两人没有说话，他在路边截了一辆从陕西过来的长途客车，那车特别高，开动后，就看到黑压压的房檐在走，很快就变成田野，再往前开就是陌生的地方。
贾樟柯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也特别地失落，但他打定主意，走了就不再回来了。
3
在太原，一场电影改变了贾樟柯的命运。
学画之余，他还写起小说，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太阳挂在树杈上》，初步显示了文学才华，山西省作家协会还发来入会邀请。
如无意外，他将是一个作家或画师。
山西大学旁边有一个公路电影院，是山西省公路局的一个俱乐部，大学生常去看电影，有一天下午，贾樟柯约了一个朋友，结果朋友失约，他没地方去，正好电影院放映陈凯歌的《黄土地》，他不知道讲什么，反正是打发时间，就买票进去了。
那是1991年，《黄土地》拍摄于1984年，贾樟柯第一次看，“黄忽忽的一片土地。我们家出门走几里路就是那种地貌，那不就是我们家吗？那不就是我大姨妈、二姨妈，我舅舅他们村里的吗？一下子就激发了我的亲近性。”
走出电影院，他就明白，要干这个。“如果将来见到陈凯歌，我要感谢他。”
他问一起学画的同学，怎么样才能当导演。同学告诉他，学张艺谋，去考电影学院。
贾樟柯打电话给父亲，说不想考美术了，要考电影学院。第二天一大早，贾连凯从汾阳赶到太原，说他发疯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所有的亲戚和邻居也都说他疯了，居然想当明星。在他们看来，考电影学院就是想当明星。
贾樟柯没有放弃。早年生活让他学会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但是不属于你，它永远不会朝你走过来，你得朝它走过去，你得伸手拿，生活要主动。
他走遍太原的书店，才找到两本跟电影有关的书，一本是《美学原理》，大概有十几页介绍电影，还有一本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
可想而知，就靠这两本书，贾樟柯第一次考试肯定挂了。他后来连考两年，专业课排名分别是第一、第二，但文化课始终都没过线。
1993年，北京电影学院进行改革，允许每个班有一名旁听生，当时文学系主任胡滨，以及教务处处长赵奋喜都很欣赏贾樟柯，于是贾樟柯就以第一批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那一届文学系学生总共12人，七女五男，号称“七侠五义”。贾樟柯和同班同学顾峥、王宏伟成为好友，被老师评为毫无表演天赋的王宏伟后来主演了他的“故乡三部曲”。
上大学时，贾樟柯已经23岁了，比同学们都要大，他自觉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学习很认真，每晚去自习室写剧本，完成了五万字多字的《站台》。
大二快结束的时候，他和十来个不同专业的同学组建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互相交换录像带，那时DVD还没出现，看电影并不方便。到后来，又有了一起拍片的想法。他们都在外兼职打工，主要是做枪手，写电视剧，挣了一些钱，再就是拍广告，也挣了一些钱。大家一起凑了大约一万多块。
贾樟柯自荐写剧本以及做导演，这就是《小山回家》，一个河南民工回家的故事，他们从《光明日报》租来器材，用四天半的时间拍完，但没钱做后期，就拖拉下来，断断续续到1996年上半年才做好。他们在宿舍搞了一个首映，邀请同学们过来看，看到一半，大家摇头离开，就剩三四个人，对贾樟柯说，你还是继续搞文学理论吧，干不了这个。
这对贾樟柯的打击很大，信心全无。过了三个月，他心里又不忿起来，觉得总有一点可取之处吧。找人联系场地，再放一场。当时北京大学有一个电影兴趣小组，200多个会员，贾樟柯忐忑地带着《小山回家》去了，结果引起热议。
贾樟柯一个师兄当时在电影行业报做记者，对学生合伙拍片的模式很感兴趣，写了一篇小报道，又被香港的一个电影记者看到了，他过来采访，告诉贾樟柯，香港有一个纪录片比赛，贾樟柯就把片子送过去了，但一直没有回音。直到1996年圣诞节前，他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去香港，《小山回家》获得了故事片金奖。
命运女神就这样亲吻了贾樟柯，他还没毕业，就在境外成名。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他认识了两个重要的合伙人：制片人李杰民和摄影师余力为。
一年后，《小武》开拍，一部运用平等、朴素的写实视角表现社会底层生活的当代中国电影。又一年后，《小武》在国外频频得奖，他被赞为“亚洲电影的希望之光”。只是，荣耀还没来得及回味，他就不得不饮下苦酒，他被禁拍片。
贾樟柯的电影生涯遂从“地下”开始，如熔浆流淌。所过之处，将会留下什么？
中篇
贾樟柯“故乡三部曲”
1
名导谢飞说，一个新导演，推出第一部片子后，要一鼓作气，再推两部，三片在手，才能歇口气，要不然迟早得完蛋。除非，你像贾樟柯一样能写。
中国导演中，贾樟柯最会写文章，真真切切的高手。
幸运的是，他的汾阳往事就够他写出三部电影，是为“故乡三部曲”，如果按时间逻辑来讲，第一部是《站台》，1979年到1990年；第二部是《小武》，1990年代中后期；最后一部是《任逍遥》，2001年的故事。
这三部电影连起来，正好是贾樟柯对山西，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印象。汾阳，成为他电影永恒的母题，故事都是以小城镇为背景或者主人公来自小城镇。
拍完《小山回家》之后，贾樟柯想了很多事情，在《今日先锋》第5期写了篇文章《我的焦点》，谈到影片的叙事背后作者的态度，他认为东方人的叙事艺术应该有着东方的特点，特点决定形式。与人格相似，电影要有电影的品格。
《站台》早已写完，但最先开拍的却是《小武》。凭借《小山回家》扬名香港后，制片人李杰民给了贾樟柯15万，去拍一部短片《夜色温柔》。李杰民毕业于巴黎第八大学电影理论系，对电影有独特理解。
1997年2月，贾樟柯带摄影师余力为一起去汾阳看外景，那时他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结果他发现，汾阳的变化让人震惊，主街拆掉了，县城边上弄了一个新开发区，全是歌厅，县城里的人都在谈论歌厅里的小姐。更要命的是他那些同学，陷入精神困境，或者闹掰了，或者离婚了，或者跟父母分开了，人际关系都崩塌了。
贾樟柯被现实触动，放弃了《夜色温柔》的设想，同时报告给李杰民，看能不能用原来的预算，拍一个长片。他连夜赶写剧本《小武》，写好后，马上传到香港，李杰民看了很激动，立即拍板拍摄，追加了5万投资。
小武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偷，脸上总是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他羞怯而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990年代小镇青年的代表
故事全部来自真实。贾樟柯本来想写一个手艺人被多变的时代淘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一个朋友，在当地看守所当警察，谈到另外一个小学同学，是个小偷，被抓起来，关在看守所里，他们每天都能见面。小偷同学天天跟警察同学聊哲学，聊人为什么要活着。
贾樟柯听后，开始觉得好笑，慢慢地觉得小偷也有尊严，不管他道德上背负着怎样的枷锁，他仍然在思考。在这样一个丧失的年代里，把主人公的身份变成小偷，可能会略微带来一点戏剧性。
生活非常仓促，整部电影我就想拍出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来。每一个变革的时代，损害的都是那些小人物的利益，都是以牺牲他们作为代价。……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你不能因为要往前走而无视被你撞到的那个人。
《小武》是贾樟柯第一次真的拿摄影机去拍一部电影，对电影的好奇和激动，往后再也没找回来。他早上六点多起床开始拍，一直拍到晚上十点钟，然后跟摄影师喝酒，喝到两三点，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但到了现场，没问题，脑子“哗——哗”在转，是一种迸发，所有的能力、精力、激情总体的爆发，拍得非常愉快，21天就拍完了。
这部处女作奠定了贾樟柯的电影风格：主人公是小人物，节奏不紧不慢，呈现生活原生态的真实，从而具有了一种纪录的功能。
1998年初，28 岁的贾樟柯携带他的第一部故事片《小武》奔赴德国，参加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同时获“青年论坛大奖”和“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
国际评委在阐述贾樟柯的获奖理由时说：“我们在同一时间不但发现了一部电影更发现了一个作者，这种发现并非常有，我们相信贾樟柯一定会和莫蕾蒂、阿巴斯、伍迪。艾伦一样，能够成为帮助我们保持人的本质的导演。”
“因为他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电影媒介，正确而现实地描绘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和道德的异化。”
真算得上是一鸣惊人，可贾樟柯还没来得及品味喜悦，就遭当头棒喝。
《小武》的片头没有龙标，字幕打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业”。这意味着，他携未报审的影片出国参赛，违规了。
《小武》无法公映，首映是在北京三里屯的法国小学，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组织了一次小范围的内部观摩。贾樟柯用一个扩音机为大家同步翻译影片中的山西方言。放映之后，影视文化界人士在附近的一家酒吧里热烈地讨论。
次日，《小武》获比利时皇家电影资料馆98年度“黄金时代”大奖。该片前后在国外拿了八个奖。
1999年1月13日，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领回一纸通告：他被停止了拍摄影视作品的权利，并且没有提到期限。
当时，《站台》正处于筹拍阶段。
2
《小武》杀青的那天，剧组全喝多了，然后开车在县城外的公路上狂奔，一边开一边唱歌，唱成长过程里面的歌，一首接一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的中国心》、《霍元甲》、《血疑》……，大家都跟疯掉了一样。
贾樟柯唱的时候，就在想，这些音乐就是自己下一部电影的音乐，一定要拍《站台》。
可这时禁·令来了。
贾樟柯找北影副厂长史东明为他沟通，北影厂向电影局打报告，称《站台》“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决无问题”。
他自己也三天两头往电影局跑，从早上八点等到晚上八点，终于有了转机：交一万块罚款，并写一封检讨书，承认自己“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小半年过去了，准拍证还是没有下文。顾峥后来打听，原来是电影局高层出访日本时，有日本导演建议解除对贾樟柯的禁·令，结果又一次“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北影厂建议贾樟柯再等等，但他拒绝了，决定开拍，做好了第二部电影不能公映的准备。创作的激情让他迫不及待。
《站台》是一部史诗般格局的长片，讲述了小城文工团里的一群年轻人的成长和漂流的青春。
在这部电影之后，贾樟柯成为中国新生代导演中的一面旗帜，被国际影评人称作“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也是这部电影之后，贾樟柯觉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表达方法，能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讲述出来。
那很多人也问我，你拍电影是为什么？是为观众拍还是为什么拍，有很多假想的那种拍电影的目的，我觉得我是很单纯，我觉得我是为我的过去，为我的那些朋友们在拍电影，因为他们都是没有表达能力的人，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内心的世界表达不出来。
这不是矫情。
《站台》中有这么一段，目不识丁的矿工，让表哥帮忙看看煤矿要求签订的《生死合同》：“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本人自愿在高牙岗煤矿采煤，如遇万一与煤矿无任何关系……”
矿工的扮演者叫韩三明，是贾樟柯的亲表弟，现实中就是一个矿工。
这段戏来自表兄弟之间的真事。韩三明不认识字，让贾樟柯帮他看合同。合同条款和电影里一模一样。贾樟柯读完，问韩三明要不要签，韩三明说当然要签，他需要钱。
签好合同之后，他们一起回家，翻过一个山。在那条山路上，贾樟柯情绪特别复杂，他和表弟小时候每天一起玩，无比亲近，可长大后，两人的世界却差得特别远，他就看着一个亲密的人，在生死线上挣扎。
走着走着，韩三明突然蹲下了，看远处。贾樟柯以为他累了，就站在旁边，也不想说话。韩三明把帽子摘下来，拿出一张相片给表哥看，相片上是三四个小伙和三四个女孩的合影，就是傻瓜相机拍的那种灰糊糊的合影。
韩三明没说为什么让表哥看相片，但贾樟柯后来明白了，这些女孩里面一定有一个是表弟喜欢的人，而且他一定没有跟这个女孩表白过，他只是珍藏相片，一直在看。
贾樟柯看完就还给表弟，韩三明放进帽子里，戴上，然后一声不吭地接着走，贾樟柯跟在后面，情感涌动，真的想拍成电影。
在这么混乱、复杂的众多的声音里面，我希望人家能听到我的声音，能注意我的声音，然后透过我的电影，能看到我表弟是怎么生活的，能看到我那些朋友们面临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经历，他们有什么样的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痛苦，因为那种生活我觉得是被隔绝的。
韩三明自后就成了贾樟柯电影中的常客，表哥需要他几天，他就跟矿上请几天假，拍完，回去继续挖煤。
他还凭借《三峡好人》获得了第63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圣马克金狮奖。影片上映时，他请工友们去看，大家看完，咂咂舌，这就是演电影呀，谁不会，每天的生活不就如此嘛。
三明表弟
2000年春天，贾樟柯回到北京，每天待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剪片，6月初完成初剪。一个月后，《站台》剪成3小时10分钟。
电影里讲述的十年正好是贾樟柯的整个青春期，那时父亲根本不了解他。影片拍好后，贾樟柯觉得需要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告诉父亲，遂在开头打上字幕：“献给我的父亲”。
法国《世界报》说，《站台》“是部天才的影片。两个半小时不断让人吃惊，《小武》已然让我们惊讶，但里面的各元素在此俱皆延伸放大。结果是幅一整代坠落的全景、一小撮年轻人紧咬的牙关。时间是1979至1989。终点处，理想不在。”
3
《站台》除了给贾樟柯带来美誉度，更重要的是，他挖掘出赵涛，从那时起，她就成了他的唯一女主角，最后成了太太。
1996年，赵涛进入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学校里，总很多人经常拦住女学生：“我要拍个电视剧，我给你拍几张照片。”
这帮姑娘们一般都回答“很好，可以”。毕竟都希望有成名的机会。赵涛经历了十几次，可没有一次成功，她也就对拍影视剧无所谓了。
1998年，大学毕业后，赵涛到太原师范大学当舞蹈老师。有一天，一帮艺术人士来学校挑演员。最后，却挑上了她。导演说，要拍电影，她说，那就拍吧。接下来两个月没有任何消息，她觉得可能又是那类不靠谱的事。
突然一天，有人给她打电话说，要拍戏了，去跟学校请假。赵涛这才知道，导演叫贾樟柯，不过完全不了解。那时，太原文化生活贫乏，看电影很奢侈，都是美国大片，她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艺术电影。
贾樟柯觉得赵涛不信任他，于是，给她带了很多电影杂志，里面都有关于他的报道，说他拍的《小武》很成功。他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赵涛后来回忆说：“很多年来，我几次从学校走出来，走进这位导演的电影里，从而，了解到了许多我生活环境之外的中国人。”
即使结婚了，赵涛也一直称呼贾樟柯为“导演”。
在此之前，贾樟柯有一段婚姻，对方是北影摄影系的老师朱炯，年纪比他小，但入学比他早，看完《小武》后，仰慕他的才华，主动示好，走到一起。
贾樟柯自己也说：“拍完《小武》后，约我出来见面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自不敢怠慢，也不想错过任何人。江湖上讲，多个朋友多条路，像我这种拎一只箱子来北京找活路的人，突然得到别人的注意，总是心生感激。阅人胜于阅景，况且那时穷有时间，即使只是扯淡闲聊也乐于奉陪。”
贾樟柯爱电影胜过爱女人，朱炯后去法国留学，长久分离，感情变淡，这段婚姻于2006年结束。
5年后，贾樟柯和赵涛结婚。
赵涛陪贾樟柯捱过了艰难的“地下”岁月。
2002年，贾樟柯完成了影片《任逍遥》，是讲几个19岁的小城青年的青春迷茫故事，此片依然没有公映。
那时，贾樟柯不得不支持盗版，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渠道，他才能和国内的观众交流。有一次，他走进一家影像店，翻翻捡捡，店主问他，最近“贾柯樟”的片子很火，要不要？
他把这件事写进文章中自嘲，得到一个外号“贾科长”，“贾柯樟”的谐音。
贾樟柯在汾阳拍《站台》的时候，有天非常冷，他正跟演员说戏，一转身，看见了以前高中的女朋友带着她的孩子，他们打了招呼。贾樟柯觉得非常难受，他想起了女同学们，念完初中就顶替妈妈的班，进工厂工作，然后很快结婚生子，当你在人群中再看见她们时，跟中年妇女没有区别，花刚开就败了。
我是难受我现在的生活……完全变成没有根的草，在到处飘来飘去，挺不好过。但是你选择电影也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站台》里主人公有句话贾樟柯自己听了都非常酸楚，那句话是：“不要多想了，我们是艺人，我们是戏子。”
话虽如此，但哪能不想。长期的“地下”身份，让他难以忍受。
有一次放《站台》，那天下雨，放映厅漏雨了，就只好改到外面的走廊上去放。走廊上漏光，本来就放投影，效果不好，要漏光的话效果就更差了。大家就开始找布，拆了窗帘，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有问题。突然我就难过起来：为什么自己的电影要在这样的条件里给大家看，为什么就不能在一个有空调的、椅子也很舒服的电影院里放？对我自己来说，这样才能真正享受到工作的价值和乐趣，毕竟你拍电影是给别人看的。
如一个老人所言，个人奋斗固然重要，顺应时代进程更重要。
1997年，这位老人说《泰坦尼克号》很不错，从此开启了外国大片进口的历史。电影局批准每年引入10部。
就是这10部影片愣是把中国电影市场搅得人仰马翻，华语电影几无招架之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承诺“入世”后将放开每年进口10部电影大片的限制。为应对冲击，2003年，电影局在北影召开座谈会，贾樟柯和部分第六代导演应邀出席，他们被解禁。
但电影局领导也撂下一句狠话，大意是，政策层面虽然解禁，但市场的“禁令”会更残酷。
商业大片时代正呼啸而来。
4
2002年，《任逍遥》角逐金棕榈，有评论认为“以第五代导演为支点搭构的中国内地电影格局业已改变”。
但贾樟柯并不愿意被称为第六代，“拒绝被命名，拒绝被定义。”他认为第五代、第六代的划分是具有体制心理的，是潜在的出身论，很荒唐。
他和第五代导演们交流很少，某种程度也看不上，声称张艺谋缺乏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所以朝着商业方向一路狂奔。
如果有现代的文化意识和民主意识，是绝对不会拍《英雄》的。他也不是故意要这样，这是种一脉相承，比如《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最终解决问题的一定是一个体制的代表人物——都是权力的拥有者，都是权力的化身。
而从《小武》开始，贾樟柯电影的积极意义在于，用小成本和非职业演员证明了大成本电影神话的虚妄，在媚权和媚钱之外，提供了"第三种电影"的可能，而这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本土电影的希望。
终于等到拍摄《世界》，这是他恢复导演身份后拍摄的的第一部电影，他平静地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事，不应为正常的事激动。它的意义是我能从容地拍电影，这种状态对导演来说是很重要的。”
《世界》讲述北京郊区的一个微型世界公园里的男保安和女演员的爱情故事，他们都是飘在北京最底层的外省青年。
这部电影缘于赵涛的亲身经历。学舞时，学校曾经组织学生去深圳的“世界之窗”呆了一年，北方姑娘第一次见识南方的花花草草，惊叹不已，她们每天游荡于人造景观之中，充满荒谬。
男女相对竟无言，看，飞机
那段时间，贾樟柯几近癫狂，胡子不刮，“为了保持清醒的状态，不敢洗澡，饭也不敢吃得太饱”。
也许是普通观众不习惯他的平实风格，大量非职业演员缺乏号召力，《世界》在国内票房只有100多万。
但贾樟柯对此有清醒而明确的认识，在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已获得内心的平静。
早在中学时，他就做生意，借助母亲在国营门市部工作的身份，倒条子卖白糖，赚了一万多块，那可是1980年代，这造成了他拍电影没有钱的概念。钱的渴望很早就透支掉了。
我现在从来不去夜店，从来不混。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黑咕隆冬的，七八个导演围几个老板在那弄几个女演员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感觉很有势力，那个我中学都试过了。我现在过得很素淡。我明白，只不过那时我有一万块钱，现在他有两个亿而已，感觉是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贾樟柯不依靠国内票房，更多是来源于海外发行的版权收入。
1998年，贾樟柯在柏林节青年论坛遇到了制片人市山尚三，经他牵线，北野武工作室与贾樟柯开启了长达20年的合作。
仅凭《小武》的海外版权，1999年，贾樟柯就收到500万，但他全扔进去拍《站台》。《三峡好人》斩获金狮奖后，他名声大噪，影片更是畅销。
国外大奖拿到手软，国内从“地下”走向“地上”，贾樟柯进入主流，还能不忘初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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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的灵感更多来自法国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的理论：摄影术令时间永恒。
拍摄《世界》期间，他常在夜里给大学同学马宁打电话，反复只说一句话：“月亮真好。”
兴许是醉了。月亮升起来，洒下诗意的清晖。
1998年，贾樟柯带着《小武》去参加柏林影展青年论坛。那时，德国统一差不多八年了。一个夜晚，他坐公车穿城而行，遥望一栋大厦上的广告牌，是奔驰车的广告，在旋转闪烁。他顿时充满恍惚，《小武》拍摄于家乡，可在资本主义的柏林，观影者能理解社会主义的汾阳吗？
那届电影展，土耳其导演锡兰带来了一部《小镇》，也是拍自己的家乡。贾樟柯去观摩，尽管语言不通，但片中镜像，一点一点滴在心上。
电影语言超越了语言的电影。如果说拍《小武》时，贾樟柯的艺术观还是朦胧的，那么这时他已经抓到了自己的旨趣，那就是诗意。“我不喜欢跟踪电影的情节，对我来说看电影最大的乐趣，是看导演描绘的诗意氛围，没有诗意的电影对我来说是沉闷的电影。”
他恒定的主题是：个体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力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尽管常常徒劳无功。这些个体包括游民、下岗工人、躁动青年，他们陷于飞速发展的边缘，外面的世界可供一瞥，却始终遥不可及。
电影中人物原型则多来自他的少年玩伴，“无知，粗糙，但如路边野草，生机勃勃。”
概言之：见人性，有烟火气。
侯孝贤曾去拜访黑泽明。黑泽明问助手，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侯孝贤的电影吗？助手讲了很多哲学意义。黑泽明摇头说，不是，我在他的电影里，能看到尘土。
贾樟柯被称为“大陆的侯孝贤”，他从侯氏电影中汲取了许多养分，等到《三峡好人》完成后，他们还有一场专门的对话。
《三峡好人》是贾樟柯急就章成就的巅峰之作。
《世界》投资成本100多万美元，尽管在欧美好评如潮，但国内反响平平，贾樟柯倍感失望，西行到“三峡”库区，为画家刘晓东拍纪录片。还在山西大学学画画时，他就看过刘晓东的个展，特别喜欢。
当时，刘晓东正在画当地的拆迁工人。纪录片《东》十几天就拍完了，贾樟柯却有了一个难以抑制的冲动，要拍一部关于三峡的故事片。
他后来回忆说，走进三峡库区，“一下子有一个潮湿的感觉，站在街道上，看码头，船来船往，各种各样的人在交会，中国人那么辛苦。”
作为游客，只能看到不老的山和灵动的水。但是如果上岸，走过街道，进入当地家庭，会发现古老的山水里的这些现代人，却家徒四壁。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城瞬间就要拆掉，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动里，所有的压力、责任、以及所有那些要用冗长岁月支撑下去的生活都是100万移民在承受。
这些看似与手持照相机的游客无关，但是这种巨大的变化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也有。我们每天忙碌地挤地铁，或者凌晨加完班坐车一个人回家时，那种无助感和孤独感是一样的。
在中国社会里，每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承受着所有的变化。那些改变了的时空，那些我们睡不醒的觉，那些每天日夜不分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仅是三峡人民。
贾樟柯拍得很快，可三峡库区拆得更快，许多街景白天还在，夜里就没了。为赶在旧城消失一瞬之前留下影像，他把自己关在小宾馆，用三天时间赶出剧本。
《三峡好人》的英文名是“Still Life”，意为“静物”。贾樟柯说：“静物代表着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虽然它深深地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旧沉默，保守着生活的秘密。”
影片以“烟”、“酒”、“茶”、“糖”来区分故事段落，在中国传统生活中，过年就要置办这四种物品，它们象征幸福感。
正如一位豆瓣网友所总结：
“沈红”等了男人两年，见面却只淡淡说了句我喜欢别人了；“三明”等了女人十六年，重逢也只是蹦了句你比以前更黑了。三峡不断标注的水位线浇灭了一个女人的冀望，重燃了一个男人的期望。喝你放了经年的茶，喂我一块藏了许久的糖，历史变迁的背景下，半世爱恨化作一缕芒果烟、一杯团圆酒，被定格在了纸币上。
乔治·萨杜尔说：“诗意现实主义是1930年至1945年间把克莱尔、维果、雷诺阿、卡尔内、贝盖尔、费代尔等人联结在一起的一条共同的纽带。”
进入21世纪后，贾樟柯在中国把这条纽带给接上了。
侯孝贤这样评价，自从《小武》后，贾樟柯就一股脑把积累的东西全呈现出来，把人放到一边，专注形式，反而太用力、太着痕迹了。不过到《三峡好人》，又是活生生的人，是现实情境下的直接反应，贾樟柯变了，回到从前了。
贾樟柯对《三峡好人》充满信心，以至于跟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同一天上映，公开打擂。
对于曾经仰望的前辈，他如此批评：“在喧嚣的商业片的包围中，在太多以黄金为名的影片的轰炸下，在娱乐为重的氛围中，中国银幕正在丧失思想力，这是非常可悲的，因为这只会让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贫乏，让人们对电影失去判断力。”
《满城尽带黄金甲》制片人张伟平回骂：“我要他把嘴闭上，少他×说话，有本事，就让观众都来看他的电影。”
其实有无本事，贾樟柯内心很清楚，“最起码应该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银幕上不应该只有一种电影！两个电影没有可比性，争不到票房。那么就请允许我们殉情吧。”
从国内票房来说，《三峡好人》真真切切地殉情了，才30多万，而《满城尽带黄金甲》是2.9亿。
但《三峡好人》荣获2006年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纽约时报》影评人Manohla Dargis称贾樟柯为“你可能从未听说过的当今最有才华的导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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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国外影评家也称张艺谋为“最有才华的导演之一”，可他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裸奔不休。
同为“第六代”代表人物的王小帅说，张艺谋很了不起，可他本应该更了不起。
这就是贾樟柯对“第五代”不感冒的缘故，“或许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假装忘记……有时候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生活或者这样的电影，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
他心中就像憋了一口气，必须要发泄。这就是《天注定》，一部至今没能公映的影片。
《天注定》中的四个故事全部来源于真实的社会新闻，包括胡文海事件、富士康工人连续跳楼事件、周克华事件及邓玉娇事件。
这些故事都弥漫着暴戾的氛围，贾樟柯打心底里熟悉。
高三时，他一个好朋友被高二学生给打了，他们拉上一个瘦高的同学去“复仇”。三个人冲进打人者的教室，企图“用眼光秒杀”那个倒霉蛋，哪里想道，对方掏出小刀，直接捅了好友一刀。血染红了白衬衣，贾樟柯吓傻了。
是夜，他骑车一直在县城游荡，看万家灯火，看情侣归巢，看牛群过街，决定把今天的事情忘记，从此以柔软面对世界。是啊，少年无知的强硬，怎么也抵不过刀的锋利。
多年之后，他在北京南城“湖广会馆”听昆曲《夜奔》，看林冲的苦逼遭遇，不仅潸然泪下，本该在高三时流下的眼泪，这时挂满脸颊。“逃出去，活下来。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我们都奔命于风雪的山道，在黑暗的掩护下落荒而逃。”
可同样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一再上演，伤人或自戕。
一个夜晚，当北京喧嚣起来，贾樟柯突然想要远行，去山西的一个千年古城，明月高挂，他要写东西。于是，夜奔大同，一路思绪万千，一笔一划，一字一句，遂有《天注定》。
2013年，《天注定》获第66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那是他最容易读懂的作品，让人不寒而栗。
直到今日，贾樟柯还会想起高中那个手握小刀的少年。“感谢他，让我收起了凶狠的目光，收起了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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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恶，贾樟柯给外界的印象是“有绵羊般温柔的眼睛”。
他小时候有一个奶妈，是隔壁县人，丈夫去世后，来汾阳谋生，靠在长途汽车站卖茶水，两分钱一杯，养活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奶妈的大女儿在山区林场工作，每到周六，奶妈和贾樟柯坐在炕头，听西北风呼啸而来，把电线吹得呼呼作响。
到下午三点，奶妈就会说，你姐姐该下班了。过了三十分钟，她会说，你姐姐有可能走到公路上了。然后又过半个小时，说她可能在西门外下车了。
他们就这样一直在猜想亲人一步一步地，在一个大风的下午怎么回家。
那时候人和人的距离，不会被手机拉的这么近，但是会被思念拉得很近，拉得很紧。
后来贾樟柯读大学时，有一天，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食堂。那时从太原去北京，晚上七点半发车，要在山里转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才到。
贾樟柯问他，吃完饭想去哪里玩？朋友说晚上就回了。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
这份情谊，一直铭记于心。成名之后，过年回家，贾樟柯都会跟当年的好朋友坐下来喝一杯。
2006年，贾樟柯父亲过世。他回老家操办后事，守灵的夜晚很冷，都是小时候的朋友在陪他，就那样一夜一夜地坐到天明，他们很自然，很从容。
这是一群陪他一起面对生死的人，别人比不了。“我们在过去失散于山水之间，唯有通过电影在时光中相遇。”他要拍《山河故人》。
香港作家陶杰说，《山河故人》讲一个“变”字：中国人的命运，由大的经济环境到个人家庭婚姻，生命的旅途上，悲欢离合，有人上车，有人下船，有喜有哀。
《山河故人》采用三段式，从1999年的世纪末狂舞，到2014年的分崩离散，再到2025年的隔岸遥思，就如一曲哀歌。
2015年，戛纳电影节将终身成就“金马车奖”颁给了贾樟柯，组委会甚至拿他与安东尼奥尼相提并论。
华语电影终于有了可比肩世界顶级电影大师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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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河故人》路演的时候，贾樟柯得知，汾阳一位“大哥”中风了，连走路都困难，令他无限感慨，路演结束后，他去看那位“大哥”，有了创作《江湖儿女》的想法。
1980年代，内地县城里有很多这样的“大哥”，讲义气、能平事儿，年轻人都很崇拜他们。
贾樟柯就曾经跟过一个叫小东的“大哥”，他是个工人，女友是同一个工厂的，两人同居。在那个年代，不被社会容忍，闹得满城风雨，但小东每天用自行车带着女友大摇大摆地出入，那个女孩坐在后座上，眼神镇定，怡然自得，不慌不忙。
女孩的神态，贾樟柯终身难忘，《江湖儿女》中“巧巧”的部分原型就来自她，而“斌哥”的原型则结合了小东和那个中风的“大哥”。
贾樟柯说过，“如果有一天重放我的电影，我觉得次序是《站台》、《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我可以把它剪成同一部电影”。
《江湖儿女》则与这些前作有或明或暗的勾连，情节依旧不是最重要的，电影里填满各种发型、流行歌曲及背景暗示，时间似乎被装在此时此地。
电影取名《江湖儿女》，有三个原因。
首先跟费穆导演有关。2009年，贾樟柯拍完《二十四城记》之后，想要拍关于上海的历史纪录片，去香港采访《小城之春》的女主角韦唯，从她口中得知费穆有一部筹拍于1949年左右的的遗作，就叫《江湖儿女 》（后于1952年被朱石麟搬上银幕，但故事是关于马戏团的）。贾樟柯采取同样的片名是向费导致敬， “忘了那部电影的故事，但记住了这个片名。‘儿女’好理解，‘江湖’这个词可能很难翻译成外文，江湖意味着险恶的冒险旅程，复杂的情感经历，秩序之外的世界，规则之外的情义。那拍电影呢？我想我们也是江湖儿女。”
另外两个原因，与贾樟柯当时的处境和过往经历有关。一方面，他认为江湖是处在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边缘社会，而自己坚持拍摄的独立电影在行业中有着同样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小时候的生活中就有很多“大哥”，深受港台电影影响，有武侠情节。
所以从写剧本开始，中文名就是“江湖儿女”。
2001年初，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了轰动全国的“3·16特大爆炸案”，导致108人死亡，38人受伤，我国随即开战了“第三次严打”，这是《江湖儿女》的时代背景。
对于经历过世纪之交的观众来说，这个年代不远也不近，给人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佩里·安德森说贾樟柯是结尾的大师。
《三峡好人》的结尾简直是神来之笔：在废墟之上，一边是工人继续拆迁，一边是一个拿着横杆的人在两座废墟之间的高空中走钢索。云中漫步，韵味无穷。
《天注定》结尾的那句“你可知罪”，无比震撼。
《山河故人》结尾是即便山河破碎、故人飘零，赵涛也要一个人在雪中跳完一支舞。正如张艾嘉在电影里所说：“不是所有东西都会被时间摧毁”。
而《江湖儿女》的结尾同样耐人寻味，原始剧本是，2018年元旦那天，“巧巧”又买了9种白酒，打算和“斌哥”再喝一次“五湖四海”，回家却发现“斌哥”离开了。可拍摄的时候，贾樟柯把结局改了，改成“巧巧”在门口看着“斌哥”离开的地方，然后镜头摇到屋里的监控画面上，人影逐渐放大，最后一片模糊。这呼应了《江湖儿女》的英文名“Ash is Purest White”，所谓江湖儿女，都是最纯粹的炮灰。记录他们的影像，完成功用之后，注定要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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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者认为，华语电影世界中，杨德昌、王家卫、李安代表三种创作方向：杨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
贾樟柯作为新旗帜，表达的是个人经验。
可从“地下”走向“地上”后，对他的非议也纷至沓来。最集中的火力着眼于：他前期的电影具有批判性，现在的电影越来越温和了。
在过去几年中，贾樟柯的新身份包括电影家协会理事、上海世博会纪录片总导演、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创意小组成员。他似乎正在走向他曾经的反对面。
音乐人颜峻评价说，“这位独立电影曾经的旗手，一夜间主流起来。”
《纽约客》驻华作家欧逸文曾对他进行过近距离的观察和描述，然后用了一个值得玩味的说法：“在中国导演的政治·谱系里，贾樟柯很难定位。他既不是持·异·见者，也不是娱乐大众者。他拍的电影隐藏政·治·性，但又足够隐晦，可以公映。”
对于自己的批评，贾樟柯心知肚明：
我的表达，我的历史观，一定要是独立的，但我告诉自己不要太边缘化，因为边缘意味着你什么也做不了。边缘化是一种惬意的状态——我仰慕很多那样的人——但我宁愿消耗巨大能量，尽力与我们所居这个时代的多个层面共舞。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贾樟柯之所以在海外屡获成功，是因为“卖弄了中国的阴暗面”。
2002年《任逍遥》戛纳首映后的记者会上，一位央媒记者怒斥贾樟柯，“我特别讨厌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个谎言！我们现在大陆年轻人学电脑、学英语、出国，生活多姿多彩，为什么你不去拍那些人，而只是拍这些人呢？”
这位记者用中文说完，又用英文说了一遍。
16年后，《江湖儿女》上映，《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条微博，“别被《江湖儿女》这个名骗了，那是个用灰暗镜头讲的好人不得好报的平庸故事，既不会让你愉悦，也不会让你掉泪。”
贾樟柯回应说：
关于“灰暗镜头”，您平时眼睛是不是自带美图秀秀了？由真及美，接受多样性，这个世界会更美。
关于“平庸故事”，我一直对神奇故事有好奇心，但总是倾向于尽可能去理解平庸人生，常被平凡人的生命历程打动。
对失败者， 他有种与生俱来的情愫。他认为，因为种种无奈放弃理想的人，其实比坚守理想的人要勇敢得多，前者剩下的只是和时间做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
贾樟柯把自己当做流氓和书生的结合体：
没准儿费穆生到这个时代当不了导演。在中国，一个流氓想拍电影，拍不了，因为他可能不懂这个，然后一个书生拍电影，他也拍不了，因为他没法应付这个社会。只有一个人兼具流氓和书生的双重人格才有可能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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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儿女》中，当所有曾经的“江湖人”都猥琐不堪时，只有“巧巧”这个最初不当自己是“江湖人”的女子，在坚持道义。
“斌哥”问“巧巧”：你不恨我吗？
“巧巧”说：我不恨，因为我无情，但是我照顾你，因为我有义。
这源自贾樟柯的亲身体悟。他曾同奶妈的儿子一起去学形意拳，师父给他们讲《三国演义》，说，关羽对刘备是有情有义，对曹操则是无情有义。
关羽是山西运城人，贾樟柯那时突然明白，“原来我们山西人是可以把情和义分开的。”
师父说，情义是可以分开，但情义放在一起才是最高境界。
2015年，贾樟柯搬回了故乡贾家庄，骨子里他还是那个汾阳小子。虽然他在北京的生活非常好，可缺了一种味道，就是亲情。“我从北京开车回老家，我依赖的是地图，但是古人，他们是看着山川的走势，是看着日月，然后抵达他们的目标。我们要挪动，来调整我们的思想。”
他有一个小名“赖赖”，山西话中，赖是坏的意思，父母这么叫他，带有正话反说的亲昵，盼望他顺利长大。
归乡后，年近50岁的的贾樟柯，还被儿时伙伴或邻家奶奶叫做“贾赖赖”。两个名字就像是两种人生，他在其中切换自如。
贾樟柯说：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一个浪子。有一天我还会卷起铺盖去到一个地方，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可能是把家包在我的行李里面……但是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辘辘把街5号的小贾。
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1979到1989年”，他的生命，是跟“小县城的小人物们”交融在一起。
贾樟柯写有关于《小武》的一个重要片段：“小武”跟比他高出一头的舞女“梅梅”走在街上，“梅梅”说：我今天不应该穿高跟鞋。“小武”走上了台阶。“梅梅”说：你咋不往楼上爬，那不更高？“小武”又爬上了二楼。
在这段描述边，他写下备注：自尊、冲动以及深藏内心的教养，是我县城那些朋友的动人天性。
这何尝不是他的动人天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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