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君：好人都是相似的，坏人各有各的坏
这个标题，估计你已经看出来了，是套用了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句式：“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许多年前，我觉得列翁在玩文字游戏：难道不可以说“不幸的家庭也都是相似的”吗？或者，“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吗？现在我已释然，如果那样的话，作者一定不是托尔斯泰，而是托尔斯笨，最好也是托尔斯庸。所以，“好人都是相似的，坏人各有各的坏”，应该不会是笔名为笨庸的作者的随性表达。
说到好人和坏人，我最推崇的一句话叫“爱憎分明”。
说到“爱憎分明”，我总会想起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我母亲叫她“东边奶奶”，于是我小时候也叫她“东边奶奶”。之所以叫“东边”，是因为老奶奶和她丧夫的裁缝儿媳妇原来在我们楼上，后来搬到距离我们百米左右的东边，已可以望见大海，即大清时期挪威驻烟台领事馆旧址的边上。
东边奶奶有三个孙女，最小的也比我大四岁。小时候对她家印象最深的，是她儿媳妇踩缝纫机的沙沙声，另外就是她的家中一个男人没有。
我上小学时，每天上下学都要从东边奶奶家门口经过，很多时候，放学回来时，我都会拐进她的那个院子，到东边奶奶家玩一会。在她家，我和在自己家感觉一样，无拘无束。每次去，奶奶都会用浓重的即墨口音问我，你饿吗？没等我点头，就顺手把挂在半空中的篮子拿下来，从里面拿一个馒头给我。
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太饿的时候少，所以，馒头总是很香。
我之所以把东边奶奶和“爱憎分明”联系起来，不是因为馒头，而是我记得，我在那条街上东方红幼儿园时，有好几次，当我们排着队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走过时，我都看见过奶奶驼着背，从窄窄的人行道上走过，手里通常拎着个菜篮子。
说到“爱憎分明”，我还会想到一个老太太，那时也住在我们楼上。这个老太太和我母亲拌过嘴，从而迁怒于我。只要她赶上我上楼，就注定要紧撵几步走在前面，上楼时明明可以扶住一侧，让我先过去，可她偏偏像足球守门员那样，一手扶楼梯一手撑墙，占据整个楼梯，挡住我的去路，然后慢悠悠地往上走。为此，我经常要在楼梯上陪着她晃悠半天。
我那时虽然小，但是也很清楚她是故意的。于是我给她起了个绰号“老死婆”。这个绰号无疑给我留下了后遗症，多少年来，只要影视剧台词中出现“老不死的”四个字，我就立刻回忆起她的尊容。这不能怪我，因为她给我的记忆实在太深了。
老死婆的儿子是一家工厂的书记，儿媳妇是某机关幼儿园的园长，人都非常好。我搞不明白，人品很不错的王书记怎么有这么个妈。在前后院中，老死婆很有权势，听说她在居委会兼着个不拿工资的差，楼上楼下的妇女都很巴结她。
原因自然是有的：孙家的儿媳妇在机关幼儿园当阿姨，是老死婆儿媳妇的下属；吕家经常和对门打架，占不了上风，就要依仗居委会，所以吕家老婆见到老死婆不笑不说话；有一儿三女的李家老婆经常给老死婆送好吃的，即便当着邻居面也不避讳，后来我才知道，李家儿子曾经因企图强奸少女被劳教，后来交街道看管，其表现如何要以老死婆的鉴定为准……
于是，老死婆在前后院起着准一级组织的作用。而对于我，她的专政手段就是经常看我即将上楼，就抢先一步占据楼梯。不过我也治过她，假装要上楼，当她抢先迈上楼梯时，我早就扭头就和小伙伴们玩弹球去了，让颤颤悠悠的她上下爬着玩去了。
在我小时候，教育的结果让我们坚信，好人和话人都是批发处理的，就一个村来说，地多财多的就是坏人，地最多的第一坏，地次多的第二坏，以此类推。所以，看电影时，只要看到穿着破衣烂衫的，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好人。道理很简单，他要不是好人，不早就穿上绫罗绸缎了吗？
毫无疑问，我们受到了经典作家的阶级归类影响，财产成了决定性的要素，但是却无视了另外一个要素，那就是人的复杂性，一个富人就一定为富不仁吗？一个穷光蛋就一定心底善良吗？当初的真理，如今显然经不起推敲，而我们看到的现实也在告诉人们：人，并非只是财产的拥有者，更是人性复杂的综合体。
比如老死婆，他的儿子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而她的家门上方有一个“光荣人家”的牌子，听大人们说，她的大儿子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就牺牲了，所以，她是烈士家属。如果在老电影中，像她这样的人，一定会被塑造成深明大义的革命群众，可实际上，依她的做派，如果给她更大的权力，前后院的家家户户都得让她给专政了。
人的复杂性被整齐划一的区别给取代了。
其实，世界怎么可能如此简单？其实，人的善良和好坏与他的种族肤色无关，与财产也无关，而只与心底有关，与三观有关。一个好的高官、董事长、教授、工程师、工人、农民和小贩，就正义和善良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同样，一个坏的领导、总经理、校长、医生、技师、渔民和小店主，就贪婪与自私而言，也不存在任何区别。所谓的阶级斗争并不存在，存在的是经济地位之间的差别，好人与坏人的较量。
有钱有地位的人与坏人是两个概念，而底层的穷人未必就是好人，有正义感的富人会认为底层民众的利益应当受到保护，而坏的穷人一旦进入权力阶层，其所表现出的坏有可能甚于他的前任。
在徐贵祥的小说《历史的天空》中，梁必达曾对陈墨涵说过这样一句话：“好人就是好人，放到哪都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放到哪都是坏人。”梁必达所说的好人，是指陈墨涵，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想投奔八路，却阴差阳错进了国民党军队的爱国青年。而他所说的坏人，是指某旅副政委，在文革中当上市革委会副主任，玩弄权术整人，后来被作为“三种人”处理的万古碑。
一个社会最终的好坏，不在乎一个阶层与另一个阶层的斗争，也不在于富人和穷人的较量，而是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的好人与坏人、正气与邪气的博弈结果。一个好人占据上风的社会，仍然会有富人和穷人，但是这个社会是公平的，光明的，有前途的；但是一个坏人占据上风的社会，也会有富人和穷人，然而，那里的穷人是没有希望的，于是有些穷人拼命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其很大的可能性是，这些穷人要么通过各种手段升格为富人，要么还是穷人，但是，其前者中的大多数都无可避免地变成了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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