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离开大城市的人 到底靠什么谋生？
18号的一场火灾，在**之区又一批低收入人口失去居所。有报道为证。
11月25日，《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地区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地下空间的安全隐患，从11月20日到24日的五天时间里，关闭地下空间房屋450间，拆除房屋300余间。
房间大致在4到10平方米之间，恰恰就是低收入苦力们的最后一片居所。这座大城市最便宜的居住地之一，500到1000元买到一张床。
火灾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一线城市疏散人口是大势。2015年12月7日，《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文公布。到2020年，城六区常住人口将下降15%，约200万人。
2017年3月28日，北京规划国土委发布通知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草案已经编制完成。北京划出人口红线，2020年之后，常住人口稳定在2300万左右。未来人口增长空间不足130万人，在北京落户将越来越难。
从2015年开始，人口流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中国最大的两座城市，2015年末，上海常住外来人口数减少了14.77万人，同比下降1.5%，15年来，上海首次出现常住外来人口负增长。
2016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4万人，增速仅为0.1%。当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减少了15.1万，18年来首次减少。
向一线城市进发的滚滚人口洪流戛然而止。不是一线城市的吸引力不够，而是长安大、居不易。
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拆违、禁止群租，以一切方式把贫民窟扼杀在摇篮里，贫民窟的本质，就是低收入劳动力在大城市里寻找到的成本最低的生活方式。
2017年，北京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十大专项行动，确保明年疏解目标任务不低于去年。根据疏解计划，明年城六区将至少完成1173万平方米违法建设拆除工作，这意味着可能有几十万的人被迫搬迁。
形成对比的是，北京现在房租下降。
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数据统计，2017年10月，北京住房租赁交易量环比9月下降2.7%，8月以来已经连续回落三个月。全月的租金均价为4022元/套，环比9月下降4.2%，降幅为2017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月。
一个北漂在北京的生活费，房租加上交通费加上餐饮费，最低成本每月4000到5700元左右，这对于蓝领是不可承受之重。如果郭德纲现在到北京，指定成就不了德云社。在他以前的生活成本里面，没有加上北京的绿化，蓝天白云。他如果半夜为了省两块钱走回家，可能就去筛沙子了。
如果每个城市都学一线城市驱赶低收入人口，那中国经济就完了。有因才有果，低端产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多数劳动力没有太多技能，我们得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挥之不去。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每年有“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简称CLDS），以15-64岁劳动力为调查对象，收集5个层面的资料：个人层面（个体资源）、人际层面（人际关系网络资源）、家庭层面（代际和家庭的资源）、组织层面（工作单位）、社区层面（村/居环境）。
2014年CLDS样本覆盖除港澳台、西藏、海南之外的全国29个省市，共完成401个村居问卷，14226份家庭问卷和23594份劳动力个体问卷。
调查的结果很残酷。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28年，绝大多数劳动力是初中毕业。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即执业资格）的比例不高。
现在的劳动力在乡镇接受过义务教育，几乎都没有有意识的培训过，洗洗脚，到城里打工，或洗碗，或当泥水工，或自己开个小铺，或者去流水线，糊口而已。
每个城市都想发展高端产业，发展金融服务业，在未来的十年内基本不可能。未来经济发展比较好得话，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前提是，绝大部分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劳动力，都接受过技能培训。
为什么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根基没有动摇？经济学上的解释是，对这些人来说，多子意味着生存的保障，没有孩子，等年纪老了，就是死路一条。
反过来说，孩子对他们来说是对冲风险的唯一手段，大城市要赶走这些人，只要不让他们的孩子在城里读书，就算是绝了他们最后一条上进之路了。
这些人也回不去农村，不仅因为不会种田，也因为中国农村人均拥有的承包地只有巴掌大，根本无法承载如此之多的人口。在低端市场的这些人，不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科技化的主力，农业的变化，靠的不是出来打工的农民。
离开北京的人口，生存技术不会上升，他们要的是一块落脚地，让他们失去生存空间，就是让我们自己失去生存空间。
最好的办法，像80年代的浙江、广东，允许搞活市场经济，动批在北京呆不下，那就到通州呆着，目前华北市场经济不够发达，赶紧在北京主城工周边地区建立市场经济的另一个中心。
这几百万人，起码还有糊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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