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谁在毁掉西方精英灵魂救赎的最后出路
西方现代文明作为一个整体，从对物质世界、其他文明征服的角度，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文明！然而，如果从精神幸福和灵魂解脱的角度──从人的灵魂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个人“精神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精神”如何实现完美合一？却没有公认的权威答案。即从“人性文明”向“神性文明”升级的维度，西方文明是一种未能发育成熟的文明。在文艺复兴后更是退化为“兽性文明”──由于犹太教、基督教源头的“上帝”与“人”的对立，现代科技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人自证为“神”的道路被阻断，那么对外部物质世界的征服和掠夺就必然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主攻目标。而拥有“上帝优选子民”优越感、商业天赋的犹太人，因为其“血缘族群式超级权力意志”必然成为西方的统治者。西方主流精英：把赚钱作为终极目的能获得幸福吗
在人类近现代史中，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但其每个精英作为个体，却难以逃脱灵魂绝望的悲剧。
西方现代文明作为一个整体，从对物质世界征服的角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文明，尤其是作为其主体的资本主义，必须通过与全世界的敌对势力进行较量才能确定它的无上地位。它从西班牙、葡萄牙对外征服开始，到大英帝国领衔，再到美国领导扩张，它已经击败乃至征服了地球上所有其它文明。──包括中国儒释道文明（以及作为其分支的日本、朝鲜文明，和越南、泰国代表的东南亚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教文明等；曾长期殖民了非洲原始部落；彻底摧毁了在美洲的印第安文明，使美洲成为西方人的直接领地；大洋洲土著也几乎被消灭殆尽，领土也被西方人所占有。
西方现代文明在20世纪初对世界的征服和统治达到了高峰，几乎所有地区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日本是一个特例，它在被美国军舰打开国门后，主动嫁接了西方的军事和商业制度；它在二战惨败于美国之后，又被迫接受了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虽然仍残存了一些本土文化，但总体上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西方文明在20世纪初几乎统治了整个地球，西方大国间争夺势力范围，遂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要矛盾，并引发了西方内部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导致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削弱。这给了曾经被殖民和半殖民的其它文明以摆脱西方殖民的机会。而在二战之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内部冲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期对峙，又给了其他文明喘息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的毛泽东就巧妙地利用前苏联和美国的冷战，而团结亚非的发展中国家，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成为常任理事国。
尽管在二战以后，中国、印度、埃及等一大批亚非国家获得了国家独立，但是西方文明，特别是科技、军事、商业；货币、金融和经济规则逐渐主导了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宗教和传统文化或多或少被侵蚀，这在中国尤其明显。除了威权的中央集权传统、中国人的黄皮肤黑眼睛和中国式美食之外，中国人甚至比美国人还更加拜金，更加崇尚商业的成功。印度和埃及的中产阶级也被西方商业文化普遍熏染。而以美国为标准，建立西方式的现代军事力量更是所有文明和国家的共同目标。
当今世界仍在世的最主要明星人物仍然以西方为主。比如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先生，即便他从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已经十年之久，但他每一句话仍会令全世界的金融精英屏息倾听；沃伦?巴菲特在中国等很多非西方国家的崇拜者一点也不亚于美国；东南亚国家的精英们一边咒骂乔治?索罗斯，但一边努力学习如何能像索罗斯那样空手套白狼，成为超级富翁；苹果公司的创办人史蒂夫?乔布斯去世时，在中国为之如丧考妣的果粉，一点也不少于美国；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则成为所有非西方地缘学者研究和学习的对象；而有着美国政治常青树之称的基辛格博士则令其他文明的政治家一边警惕，一边尊敬地聆听他的声音。西方因此得以通过软实力和巧实力的方式，从其他民族获得的财富和供养一点也不亚于直接殖民的时期。
由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格林斯潘、巴菲特和索罗斯所代表的西方主流精英，无疑仍然是当今世界文明竞争中的最成功、最具实力、最有影响力的团队，换言之，他们已经取得了个人在这个世俗世界中至高无上的荣誉和成功，成为西方人乃至世界人崇拜的偶像。不过，截至2016年年底，他们已经分别94岁、89岁、91岁、87岁和87岁了，生命都正在走向最后的尽头（布热津斯基已经在2017年5月去世），如果他们回顾这一生，会感到幸福吗？面对死亡会不会感到恐惧吗？正像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古希腊哲学家）在《国家篇》所记录的：“当一个人开始明白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会想一些过去不愿想的事。从前听到那些关于地下世界以及人在阳间作恶，死后到阴间受惩罚的故事，他会笑着把它们当作无稽之谈，而到了这种时候，他的灵魂就会生出疑心，认为这些故事有可能是真的（注1）。”由于柏拉图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受其影响，或许这种恐惧已经伴随了西方精英2000多年了，现在轮到基辛格们面对了。那么，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否希望灵魂得到解脱呢？
从世俗世界的成功而言，基辛格们在中青年时期都已经成名成家，攀登到这个世界金字塔的塔顶，并一直享受着最高级别的荣耀，显然是可以没有遗憾的；以他们获得的物质财富和背后财团的支持而言，他们完全可以享受这个世界最精美的食物、美女、游艇和私人飞机等奢华生活，特别是巴菲特和索罗斯所赚的金钱远远超过其所需要的。诚然，巴菲特一直住在50多年前花3万美元买的、没有围墙的老房子里，生活简单朴素，对孩子要求严格。儿子彼得?巴菲特曾向他借款买房，都被他拒绝了。截至2015年7月，他已经向社会捐献了215亿美元。而他更在伯克希尔50周年股东大会上承诺，要将99.9%的财富捐献给社会。
巴菲特几乎完美诠释了什么是一位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清教徒。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写道：“这种伦理中的‘至善’就是赚取更多的钱与严格避免任何本能的生活享受的结合，因而它完成没有任何幸福的调味剂可言，更不用说享乐主义了。它使纯粹为了赚钱而赚钱，从个人幸福和功力的视角来看，它完全是超验的，也绝对是非理性的。人们完全被赚钱和获利所掌控，并将其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注2）。”
正像韦伯自己采用的词汇是“伦理”，即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世俗伦理，它与灵魂或者说信仰之间的联系已经相当牵强了──或许只剩下了马丁?路德(1483-1546日耳曼宗教改革家)在宗教改革中的新理论──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履行个人在现实中所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而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马克斯?韦伯们进一步将这种天职定位为“只要能赚钱，就继续赚钱”。这时候，人就变成了金钱的仆人和赚钱的机器，在不断赚钱的过程中，死在办公桌前便成为其临终的“幸福”方式。
与巴菲特的清教徒伦理相比，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格林斯潘和索罗斯都是犹太人，信奉的是犹太教。他们对物质享受的自律、对资本不断增值的追求，更从从每个孩子一出生就开始熏陶灌输。甚至可以说，新教伦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犹太教的世俗规则为标准的改造，或者说看齐。
那么，最后死在办公桌前就可以忘却对死亡的恐惧了吗？西方人就不会扪心自问──人死之后，是否还有灵魂，灵魂会去往何方吗？在传统基督教并不认可马丁?路德“天职”的情况下，上帝会认可路德对“天职”的定义，并会派使者接引遵循资本主义天职的亡灵上天堂吗？
“上帝死了”：西方主流精英注定了灵魂悲剧
对于西方现代文明而言，这个问题显然没有确切肯定的答案，或者说不可能有肯定答案。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那么远古犹太教的创始圣人，比如摩西（前13世纪时犹太人领袖）；再如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约公元前4—28/33），他们可能因古代的荒凉、禁欲的苦行和纯净的灵魂，可以在宁静和安详中，用心灵倾听到上帝旨意的话。那么马丁?路德对这条传统基督教通往上帝之路的批判；美式资本主义的“圣人”、头像印上100美元钞票的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整天忙于赚钱、发明和从政，均不可能通过摩西和耶稣式的方式，获得上帝对他们的“天职”观的认定。
如果说清教徒伦理仍然是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勉强维持了最后一线联系的话。那么，与现代资本主义相辅相成的科学逻辑，却直接挑战了“上帝”和“天堂”的存在。因为科学技术通过枪炮军舰、机器，通过规模化、可复制，证明了它是一种可以征服他人和其他民族文明的伟大力量，因此科学的逻辑必然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崛起的新权威，它的扩张必然挑战旧的权威──上帝和天堂。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上帝和天堂是不可证明的。尽管传统的基督教称：一位基督徒遵循上帝的旨意生活，爱上帝和爱他人，逆来顺受一切苦难，在其死后将被接引到天堂享福。但问题是，假如他真的这样做上了天堂，他死后灵魂没有办法回来证明给别人看，也无法带着别人活着的灵魂去参观天堂。按照科学的逻辑，因为没有活着的人见过天堂，并将天堂展示给众人看；上帝也从未直接将天堂示现在众人面前；科学仪器也无法证明上帝和天堂的存在，那么，上帝和天堂就不存在。这就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所称：请注意，根据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是证明不了仁慈的上帝的。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不可证明的：认识的怀疑论。而你们所有人都害怕这个结论：“根据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或许可证明一个完全不同的上帝，一个至少并不仁慈的上帝（注3）”。
证明上帝存在的另一个办法是，上帝和耶稣的弟子们──那些教士们，应该有高于一般人的仁慈和清净，他们的灵魂和道德比一般人要高尚干净的多。然而，早期教人柔弱顺从而不反抗、接受现实苦难而追求死后上天堂的基督教，因其可作为驯服奴隶的高明工具，而被罗马皇帝、诸侯和奴隶主接受后，在几百年后终于成功地反客为主，成为凌驾于王权之上的超级特权，教皇甚至可以对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天主教会开始包办一个人从出生的洗礼、结婚的婚礼到死去的葬礼，并成为约束人们律己生活、维持社会秩序的组织。而修道会的成立，也使得基督教成为西欧的学术权威。从耶稣以及后来殉教的圣徒的血用以赎免人类的罪孽，最后演绎为教士们发行赎罪券，用金钱可以赎买。随着教会的特权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教士们缺乏监督拥有绝对的权利，终于导致了绝对的腐败，其道德的腐朽堕落终于令世人唾弃，“上帝”难免也跟着他们蒙羞。这被西方人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在西方哲学史上拥有重要地位的尼采这样严厉批判教士：“道德乃是一个动物围栏；其前提是，铁棍可能比自由更有用，即使对囚徒来说也是如此；道德的另一个前提是：有一些驯兽师，他们对可怕的手段毫无惧色──善于使用灼烧的烙铁。这个承担着与野兽的搏斗任务的可怕种类，就叫做‘教士’（注4）。”同时，他尼采一阵见血地刺破了基督教道德的本质：道德本质上是一种手段，是超越个体或者毋宁说通过一种对个体的奴役而使某物持存下来的手段（注5）。
尼采继续批判那种教人善良和顺从的上帝──“如果一个民族濒于毁灭；如果一个民族感到对未来的信仰，对自由和优势的信仰正在消失；如果一个民族意识到屈从是头等益处，屈从者的德性就是保存条件；那么，它的上帝当然也就改变了。它的上帝就成为胆小如鼠、畏畏缩缩、卑微不堪的，就会主张‘灵魂和平’，主张放弃仇恨，主张宽宏大量，主张对于朋友和敌人的博爱。这个上帝会潜回到私人德性的洞穴里，成为小人们的上帝──它不再是一个民族的攻击性和渴望权力的灵魂，不再是一个民族的权力意志。凡是在这种意志，即权力意志没落之处，每每有颓废的出现。颓废之神性，在割除了它最具雄性的肢体和德性之后，现在就成为善人们的一个上帝了（注6）。”
于是，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了强人权力意志扩张的时代。他预言：“如果我来追问我的天然盟友，那么，他们主要是军官们：身上带有军事的本能，人们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同样的，犹太银行家也是我的天然盟友，就他们的起源以及他们的本能来看，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势力，在一种基于各民族的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可恶利益政治完成义务之后，他们能把各民族重新结合起来（注7）。”
毫无疑问，尼采这个预言是准确的，在尼采死后6年，这本未完成的《权力意志》在1906年出版，它为西方精英剪掉了来自于上帝和道德的最后枷锁，从此强人的权力意志更毫无顾忌地扩张着自己权力范围和资本疆土。西方军人们权力意志的碰撞导致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后信奉尼采的军人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又以他超凡乃至疯狂的权力意志，带领德意志民族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欧洲大国多败俱伤。与此同时，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犹太银行家通过苟合各国各民族自私自利的资本精英，以巧取豪夺（或者出卖）各自种族大众的利益，达成妥协共谋，赢得了对世界，至少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统治权。
西方现代文明通过数百年的努力，终于建立了这个超级的资本特权金字塔，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格林斯潘、巴菲特和索罗斯等都是在这个塔顶的人，尽管他们只是在前台的演员，在他们身后的隐身导演才是这个金字塔真正的主人。他们中或许还有人勉强相信赚钱是他们服从于上帝，并能以之进入天堂的“天职”。但自相矛盾的是，由于他们赚钱的需要，资本发动大众媒体培养的消费享乐主义，又要大众背弃清教徒精神。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一书中嘲讽了这个悖论：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将这两种秩序合二为一。有钱人的最高原则是──“投资！”而其他大众的最高指导原则是──“购买”！大多数人都能轻松达到资本/消费主义的理想。想要进入这种新伦理所承诺的天堂，条件是有钱人应该继续贪婪下去，把时间投入赚更多的钱，至于一般大众则要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热情，想要什么买什么。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信众终于真的能够做到宗教要求的条件。只不过，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承诺的天堂是什么样子（注8）。
显然，如果有钱人的资本主义和大众的消费主义都是上帝旨意的“天职”的话，那么这个上帝必然是自相矛盾的，或者至少天堂有两种，一种是清教徒的，一种是纵欲购物教的。由此，无论是科学无法证明，还是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以及资本与消费的“天职”悖论，对于西方现代文明而言，上帝和天堂即便没有彻底被毁掉，那也至少越来越遥远和渺茫。
那么，人类精英是否还要追问：人死后还有灵魂，它到底该如何解脱？还是继续甘做“鸵鸟”──将操劳辛苦死在办公桌前认定为解脱和幸福？
精神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隔绝西方精英转向现实主义
“上帝死了”剪断了西方主流精英的一切顾忌，成全了对于资本和权力的无休止的渴望和极致获取，使得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沦为资本的奴仆。虽然一代代资本精英终究会因肉体衰老死亡，但资本主义的精神会不断疯涨向后延续（除非出现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阻止他的脚步或其自我毁灭）。恰恰是对上帝和天堂的背叛，对于灵魂出路的绝望。西方的精英们从此无法或不敢面对死后灵魂归处，或者说他们唯有努力赚钱到生命最后一刻，由此忘掉人的肉体死亡后灵魂要到哪里去的终极命题!
然而，对这个西方主流精英一直回避的问题，他们终究是逃避不了的。因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无论是古希腊的神话和哲人，还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它们都认为世界是有神灵的，人是有灵魂的。而通过《苏菲的世界》（注9）这类通俗哲学类的书籍，西方主流精英试图令更多人哲学意识觉醒──“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生从何处来，死到何处去？世界从哪里来？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
但遗憾的是，西方的宗教家和哲人们从未对这些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尽管他们绝大多数承认人活着的时候是有灵魂的，大多数认为死后灵魂不灭的，但是灵魂归于何处，人的灵魂如何解脱，却莫衷一是，没有令人拜服的权威。即从人的灵魂从何处而来，到何处而去，个人“精神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精神”是怎样一种关系，如何实现两者的完美合一？这没有能够被公认的权威答案！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文明是一种未能发育成熟的文明。就像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所指出的：“动物（包括人）是自由的，是大千世界──宇宙──中的一些小世界，而它们又作为小宇宙而彼此分离，且与大宇宙相对。”“醒觉意识是有感觉和知性组成的，它们的共同本质是不断地自我调节，以适应大宇宙（注10）。”然而，遗憾的是，西方人从未能主动自觉地实现与大宇宙精神融合为一，而最多是被动等待“大宇宙精神”的某种代表──比如说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的拯救。
在这方面，东方的佛教、道教和印度教则比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要成熟的多，它们都形成了各自文明和宗教公认的、活着的人通过修行达标后，灵魂主动自觉进入天堂，成为大宇宙精神的局部（或全部）的权威通道。
“大宇宙精神”是人类绝大多数宗教和哲学都公认的，是一种充满宇宙的，但不是任何具体物质的永恒存在。在哲学中，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的“理性”和“绝对”、卡尔?马克思的“客观存在”、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的“存在”与之近似；在犹太教的“耶和华”、基督教“上帝”、伊斯兰教的“安拉”都与之相似。而在中国道教中，“道”和“自然”与之相同；在印度教中，“梵”与之同在；在佛教中，它接近“佛的法身”──比卢遮那佛。
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同的是，道教、印度教和佛教都认为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不灭的。但是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耶和华、上帝、安拉都是各自唯一的真神。世人的灵魂与耶和华、上帝、安拉是相对立、分离的，只能在死后其灵魂被动地接受“神”的拯救，或被动等待“最后的救赎”。而道教、印度教和佛教都认为，人活着的时候，可以通过主动的灵魂净化提升境界，摆脱肉体升入天界，甚至达到与大宇宙精神合二为一的终极境界（佛）。而且它们都有具体的修行方法，都有相当具体的标准和路径──灵魂的修行达到什么标准，就证得何种境界。即人在活着的时候灵魂可以摆脱肉体的束缚成为神仙（道家）；可以实现灵魂与梵天的合一（印度教）；人的灵魂可以成天人、罗汉、菩萨和佛（佛是人的灵魂与大宇宙精神的完美、终极、绝对融合的最高级存在）。而且这些修行通道都是可以被不断重复和验证的，是被各自宗教的大师们2000多年来共同认可的。诚然，其验证的方法不是通过科学仪器，而是通过打坐、瑜伽或禅定。即2000多年来，中国和印度最有智慧的精英公认，通过包括打坐在内的多种净化自身灵魂的方法，人的灵魂是可以自由地升入天堂，主动自觉地融入大宇宙精神。故此，东方的顶级精英更愿意将智慧和能力用于向自己的心灵深处发现幸福，而不是向外征服。
事实上，西方人并非没有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过探索。在西方文明的两个重要源头是──犹太教、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探索。
从犹太教到基督教，这是一条西方宗教文明的主线。大约3800年前，当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已经趋于衰败时，一位名叫亚伯兰（犹太教先知Abram）的人从两河流域南部的乌尔（Ur）经巴比伦（Babylon）马利（Mari）哈兰（Haran）迁徙到被称作迦南（Canaan即巴勒斯坦）的地方，几经辗转后定居在别是巴（Beersheba）。据《圣经》的描述，亚伯兰的这次迁徙乃是受“耶和华”（犹太教的上帝）指使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王，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亚伯兰99岁时，耶和华又与他立约，令其子孙繁多，并赐迦南地为他们永久的基业（注11）。此后，亚伯兰更名亚伯拉罕（Abaraham）。亚伯拉罕生子以撒（Isaac），以撒生子雅各（Jacob）。他们就是通常所说的犹太人的列祖（Patriarchs），也是犹太教的最早奠基人。显然，亚伯拉罕获得“耶和华”的神示不会在闹市之中，而应当在寂静之处、灵魂安静之时。
犹太教另一位重要奠基者是摩西，他是犹太人公认的伟大领袖和民族英雄。在约公元前1290年，摩西率领他的同胞成功地逃脱了法老军队的追击，出埃及，越红海，到达西乃旷野，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新生，揭开了犹太历史的新篇章。在这期间，摩西在西乃山接受耶和华赐予的法律──《摩西十诫》（注12）。它们都指向一个事迹，作为犹太教基础的法律是经过摩西确立起来的，即摩西是犹太教的实际创始人。据《出埃及记》记载，耶和华在火中降临西乃山，亲口晓谕摩西和以色列民众，为他们立下了十条基本诫律和其他诸种法律。其后，耶和华先后两次将摩西召到西乃山顶，让他每次在山上住留40天，然后赐给他两块刻有十诫的石版。摩西下山后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制造约柜，置石版于其中，将其供奉在按照耶和华的旨意建造的会幕里面。从此，犹太人心目中的“耶和华”就与他们同在，指引着他们在旷野度过了40年的艰苦岁月，然后又佑助他们打败了当时在迦南地的七个部族，使他们进入“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建立了以色列王国。
在远古的时代，西乃山顶可以想见其荒凉。如果耶和华真的传授给摩西十诫，必然在摩西孤独寂静中，以纯净的心灵得到了耶和华的神示，即犹太教的核心要义，都是耶和华通过圣徒纯净的心灵相授，或许是在摩西某种形式的入静或打坐中得到的。
基督教创始人耶稣则继承了犹太教的部分教义，如一神论。不同的是，犹太教上帝“耶和华”是“无形而永恒的”，而基督教的“上帝”是人格化的。耶稣自称是上帝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三十岁左右开始传道，其教义也显然来自于“上帝”，来自于倾听上帝的旨意或是上帝在他内心播下的旨意。
由此，犹太教和基督教有着与其它一切宗教共同之处──即其创始人在内外俱为安静的时刻，用内在的心灵倾听，获得了神授或者悟了天道。但为什么同样在安静地倾听内心的道路上，印度教、道教和佛教开启了人可以成为神仙、梵天或佛菩萨，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却半途止步了呢（未完待续）？
谁在毁掉西方精英灵魂救赎的最后出路（二）
神与人的对立阻绝了西方人成神之路
毫无疑问，犹太教的诞生，特别是犹太人与耶和华“签订契约”，作为耶和华的选民，获得了优胜于当时一般人的心理优势和自信之后，他们的灵魂也自然诚服于高高在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耶和华威严之下，或者绝大多数人满足于此后，后人就很难有足够的大智慧能够参透破解这个契约，而使自己成为神。
基督教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按照其教义，除了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和圣灵，就不再有其它的神，耶稣是唯一的救世主。“主我们神，是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它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注13）。”由此，任何人试图探索灵魂自主修行进入天堂，立于上帝之侧；甚至直接成为与上帝同在的神灵，都是离经叛道的。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此人还会受到教会和政权的严厉镇压。
基督教诞生之初，之所以迅速得到普及，那是因为当时的奴隶们受到残酷无休止的压榨，毫无人身自由，奴隶主随时可以让强壮的奴隶上角斗场上杀人或被杀，也可随意地凌辱女奴。虽然奴隶们可以反抗，但强大的罗马军队可以轻易粉碎暴乱和反抗。在这种深深的绝望之中，奴隶和贱民们需要一种活下去的理由，基督教正是他们在此生已经绝望的情况下，给了他们来生的希望──顺从一切压迫和奴役，以待天堂和来生的幸福。后来，当罗马皇帝和贵族们发现，传播基督教有助于消除奴隶的反抗，于是将其立为国教，为此自己也成为教徒。至于最后被反客为主却是始料未及的。
在基督教成为国教，教士们有了足够的供养和时间后，大约4世纪初叶，修道运动开始于埃及和叙利亚兴起，这是西方人主动接近上帝的一次探索。修道运动有两种形式：独居的隐士和住修道院的僧侣。第一位虔诚的隐士是圣安东尼（约251-356），约于公元251年诞生于埃及，并于270年左右开始隐居。他在离家不远的一间茅舍中独居了15年之后，又到遥远的荒漠中住了20年。他实行极端刻苦的修行，把饮食、睡眠减少到仅能维持生命的程度。魔鬼经常以色情的幻象向他攻击，但他却毅然抗拒了撒旦恶毒的试探。他于305年前后出世讲道，在他晚年，他曾隐修的荒野上竟住满了以他为榜样和教诲所感悟的隐士（注14）。
另一位探索者是边奈狄克特（？-543年），从教皇大格雷高里在公元593年所写的对话集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的神迹──比如通过祈祷而修好了一个破筛子，人们把这个神迹筛子挂在了教堂的门口。他在洞穴中住满了上帝旨意所要求的日数之后，天主便在复活节那天向某一位祭司显现，把隐士的所在地默示给他，并吩咐他和该圣徒共进复活节的筵席。边奈狄克特像其他隐士一样，遭受过肉欲的诱惑，“恶魔使他忆起从前见过的一个女人，这个回忆在上帝仆人的灵魂中，唤起了强烈的淫念。它有增无已，几致使他屈服于享乐，并兴起了离开旷野的念头。然而在上帝恩惠帮助下，他突然清醒过来了。当他看到附近长着很多茂密的荆棘和丛生的荨麻时，他立刻脱下衣服，投身在内翻滚了许久，以至于当他爬起来之后，他已可怜地弄得全身皮开肉绽：他就这样借着肉体的创伤来医治了灵魂的创伤（注15）。”
色情幻想的诱惑是修行道路上的无可避免的关口，有时候也是修行到了一定境界后得到的享乐和鼓励。伊斯兰教的天堂中就有着美女的享乐，《古兰经》曾这样描述“他们（升入天堂者）躺在宝石镶嵌的床上，长生不老的少年端着碗、壶和一杯最纯的酒服侍着他们；他们自己选择水果和喜爱的禽肉。他们还会得到深色眼睛的天堂美女，如同蚌壳里的珍珠一样贞节；这是对他们的行为的报偿……我创造了这些天堂美女并使其成为处女，作为他们的贴身爱侣……（注16）”
在佛教修行的典籍记录中，当修行者精气充足（男性生殖器在睡梦中勃起）之时，吸精气的鬼魂会在梦中幻化为美色，来刺激修行人射精，吸其精气；而当修行人的灵魂通过禅定达到欲界天和色界天后，他身体里的阴阳（来自于父亲精子的阳与来自于母亲卵子的阴）融合为一，他的灵魂会感受到与美女交媾，享受到绵延不绝的性高潮，世俗男女通过肉体交合获得的性高潮难以及其万一。对此，佛教修行经验曾警告说：沉迷于其中，天福享尽，而后会落入地狱，受炮烙（坠入地狱的灵魂总想扑向“幻觉美女”做爱，但真抱到的却是一根烙红滚烫的巨大金属管，会被烙得皮肉焦烂而惨叫。但欲念执着太强，会周而复始）之苦。因此，应该很快地渡过那个阶段，而进入寂静安详的“三禅天”。
由于缺乏类似佛教的这种指导，这些基督教隐士无从判断他们遇到的境界──是吸精气的鬼魂还是欲界天、色界天的享乐？他们显然都会陷入了修行探索的恐惧之中，来自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戒律令他们充满自责和惶恐，这种情况下探索者更难清净自己的灵魂，无法使灵魂更加纯洁强大，以至于可以摆脱肉体，进入自由翱翔的状态。简言之，由于对色情幻想的恐惧，基督教徒遭遇了灵魂自主进入天堂的难以超越的壁垒，因而难以发育成为成熟的，人可以自证为神灵的宗教。即由于西方“一神论”导致了人与神的对立，使得“个人的精神小宇宙”与“大宇宙精神”融通之路被阻断了。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文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源头，古希腊的哲人们也曾试探灵魂超脱肉体之路。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就是这样的人，他无论严寒酷暑都穿着一件普通的单衣，经常不穿鞋，堪称是苦行的圣人。他指出：当心灵沉潜于其自身之中而不为声色苦乐所挠扰的时候，当它摈绝肉体而向往真有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这样哲学家就鄙弃了肉体”。从这一点出发，苏格拉底推论到──绝对的正义、绝对的美与绝对的善都是有的，但它们是眼睛看不见的。“而且我说的不仅是这些，还有绝对的伟大、健康、力量以及万物的本质或万物真实的性质。所有这一切都只能由理智的眼力才看得到。因此，当我们局限于肉体之内时，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我们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注17）。”
苏格拉底认为：真正哲学家的灵魂在出生时已经从肉欲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在死后就要到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去，与众神一齐享福。但是不纯洁的灵魂爱恋着肉体，便会成为荒冢里的游魂，或者各按其特性而进到动物的身体里面去，或是驴，或是狼，或是鹰。唯有真正的哲学家死后才能升天。苏格拉底坚信他的理论，坚信他即便被绞死，他会得到真正的解脱，他的弟子婓多这样描述他最后的时刻“他当时的行为和语言都显得相当快乐，他高尚地面对死亡，视死如归。我禁不住地想，甚至在他去的另一个世界的道路上都有神的旨意在指引，如果人可以去哪里的话，那么他到达哪里时一定会很好（注18）”。
如果苏格拉底能够与佛教经典相印证，他会发现，他的大部分理论都可以得到佛学的认可。不同的是，佛教给弟子们留下了一整套如何修行使得灵魂无数层向上超脱的方法，而苏格拉底没有。在这个方向上，他的弟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继承和开创的非常有限，柏拉图认为：神把理智放在灵魂里，又把灵魂放在身体里。他把整个的世界造成了一个既有灵魂又有理智的活物。柏拉图还认为灵魂是不朽的。
柏拉图对西方文明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引向了世俗秩序。他在《国家篇》中讨论了四种政体：第一种是受到广泛赞扬的克里特政制或斯巴达政制；第二种是寡头政制，人们对它的赞扬次于第一种，因为它有很多害处；第三种是在第二种之后产生，而且与之对立，叫做民主政制；最后一种是高贵僭主政制，这第四种政制超过前三种，也是国家最后的祸害（注19）。
柏拉图对于西方文明最核心的影响是，他论证的“正义观”在后来成为西方主流文明的内核──在《国家篇》的讨论中，大家否定了基于个体利益的正义之后，柏拉图得出如下结论：在建立我们城邦时，我们关注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作为整体的城邦所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这样构成的城邦中我们最有可能发现正义，就好像一个统治得最差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一样（注20）。同时他指出：希腊人对蛮族人开战或蛮族人对希腊人开战，他们是天敌，因此战争是一个合适的名词，适用于这种敌对和仇恨！由此，西方文明奠定了对外扩张的正义──对于天敌的战争是正义的，从获得的战利品中，对城邦内部进行分配，多贡献者多得，少贡献者少分，这样城邦就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总而言之，西方文明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的探索，都无法得到使人的灵魂主动自觉，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觉主动成为神灵，进入天堂的成功实践经验，天堂之门对于活着的西方人从未打开大门，这使得他们必然将精力和能力转向世俗物质世界的开拓和成功。
西方文明超强竞争力的形成
个人灵魂解脱之路的失败，恰恰是西方现代文明超强竞争力的源头。
与中国和印度的第一流精英将智慧和心力更多用于净化心灵，使个人灵魂从肉体中超脱出来，得到灵魂的自由和解脱相比。西方精英由于此路不同，他们只能转向世俗的成功──追求世俗的金钱、权力的统治，追求本城邦、国家和文明对外界征服的霸权，追求人类对自然征服的特权。
火药的使用最能说明这两类文明的差别。火药最早由中国的东汉、晋代（266-420，分为西晋266—316、东晋317-420）时期道士们在炼丹中发明的，据传是葛洪（注21）发明，但难以考证。第一部记载火药配方的书为唐朝人郑思远所著的《真元妙道要略》，成书于八九世纪。书中说“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火尽屋舍”的现象。这里的“蜜”应该是蜂蜜的“蜜”。蜜加热能变成炭。硫磺、硝石与炭混合，这就是火药的配方。所谓“炼丹”，本人理解以为，它是道士们想通过对多种有毒的原料（主要是三类：“五金”：指金、银、铜、铁、锡等金属；“八石”：朱砂、雄黄、云母、空青、硫黄、戎盐、硝石、雌黄等八种矿物；“三黄”指雄黄，雌黄，硫黄，对人体都是有毒的）调配混合，置入鼎中，以火冶炼加工，以获得一种辅助性的温和毒药──“外丹”。这种“外丹”的作用是，它用以配合修道者在身体中凝结精气而形成“内丹”，来提升灵魂能量，以摆脱肉体对灵魂的第一层束缚──体内微生物菌群的纠缠。即用“外丹”毒药杀死体内微生物，而不会杀死修行人。对超越这个关口，佛教主要靠要求修佛者平日里禁肉、禁酒和禁性交，使得微生物菌群失去营养，并通过颂持《往生咒》而超度微生物的亡灵，这种方法风险较小。但一些道士们则平日里仍不想放弃吃肉、喝酒乃至性爱的享受（这其实在喂养微生物菌群），而试图通过服用“外丹”毒药一次性杀死微生物而过关，这必然意味着一定风险，甚至凶险。因此道家经典明确要求，修道者在服下“外丹”毒药时，要严禁吃肉、饮酒和性爱，因为这都会刺激微生物奋起反击丹药毒力，容易致使身体无法承受。但一些自负的中国古代君王认为自己拥有特权──吃下这种毒丸时，不用有内丹基础，也不用禁酒禁欲，这就容易因服用“内丹”导致性欲亢奋而滥交，结果无一例外地中毒而亡或精尽人亡了，其中最著名的是秦始皇。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火药的杀人威力。中国历代人在面对内乱或外敌，需要强有力的武器时，他们就会推动火器的发展，其高峰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朝鲜战争（1592-1598）中对日军大量使用，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一旦长治久安之后，或者传统的武力足以征服外敌或稳定内部后，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百姓都会淡忘这种麻烦的杀人工具，人们甚至懒得记录和流传这些武器是如何制作的，更别说不断增强其威力了。
在一种比较标准的中华盛世中，君主精英们更愿意把硫磺作为炼丹的重要原料，而老百姓则把它做成鞭炮和烟花，成为节日里展示生活乐趣的工具。因为中国顶级精英们的最高人生目标是得道成仙成佛，而老百姓的最大的人生目标是“四世同堂”其乐融融。诚然，这也有地理上的原因，截止唐代，中国人对外开拓探索表明，没有比中国更宽阔、富庶而适于人居的土地了。故此，从唐代以后，中国主流精英就失去了对外扩张的兴趣。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却没有去殖民掠夺，更多为了满足一个通过政变上位的皇帝(明成祖朱棣)寻找被他颠覆的前任（明建文帝朱允炆）的好奇心。
但是，西方人一旦发现了火药的威力就截然不同。诺贝尔（1833-1896瑞典化学家）发现火药能成为征服自然和别国的利器，他通过制造和贩卖火药而赚了大钱，又设立了诺贝尔奖去激励更多科学技术去创造和发明──再从自然挖掘更多的财富，杀戮更多的外敌，征服更多的土地，掠夺更多的财富。
这符合西方主流精英的逻辑，本来西方宗教和哲学源头就不能提供主动自觉地上天堂之路；中世纪天主教很多教士的道德堕落，尤其是对信徒打着禁欲旗号，却放纵自己的性欲，被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文学家）的《十日谈》放大嘲讽，反而成为世人排斥传统基督教的离心力；马丁?路德领导宗教改革──人人在上帝和《圣经》面前都是平等的、世俗权力高于教权，进而建立本国教权后，传统基督教的教义、道德和法律约束体系解体了。
当宗教改革帮助西方人从中世纪基督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在上帝和《圣经》面前平等的人，均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和自由，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就变的简单了，就像法国思想家卢梭曾指出：“自然状态的人似乎彼此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大家公认的义务（注22）。”因此，贵族特权并非天赋，人应当生而平等。当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利益个体时，相互间交易签下的你情我愿的契约，个人与政府间也通过契约建立双方平等的权力和义务，就成为一切公共合法权力的源头，也成为西方民主选举政体的理论基础。
由此，宗教改革虽然推翻了教会的至高权威，使国王和封建贵族成为一时的受益者，但这也决定了国王和贵族们失去了役使民众的合法性基础。当王国之间因为战争而使税收大增，超过了民众承受能力，或者说远超过民众通过王国获得的好处后，推翻国王的封建统治便成为欧洲的大浪潮。而新兴的资产阶层则成为领导力量。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从1640年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国王）召开新议会的事件开始，到168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宫廷政变（又称光荣革命）结束，它推翻了国王的实际统治权。1689年，《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对王权进行明确制约，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为英国资本主义道路扫清障碍。由此，资产阶级成为新贵族，建立起英国资本主义制度。
相比于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开明贵族的妥协，法国大革命则更彻底。1789年爆发的大革命使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所取代。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的统治，宣告了市民革命的结束。而美国13州在1776年联合建国，通过独立战争在1783年赢得独立，也建立了资本主义共和国。
在革命后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时，在文艺复兴中也呼唤政治制度的复兴，同时大众普遍要求人人生而平等、反贵族反特权，作为对古希腊联邦、共和时期罗马式民主选举的继承和发展，民主选举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内部政治分歧的主要方式。虽然英国式君主立宪与法国、美国政体模式有所不同，但公民凭票选举议员或元首却是相似的，实行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游戏规则。这决定了西方现代民主政体必须考虑选民的利益和感受，统治者不可能肆无忌惮地进行内部剥削。但是，西方人被文艺复兴释放出来的欲望洪流必须释放，因此战争、掠夺、剥削转向异族国家和文明就成为必然。
这时候，西方人通过以火药枪炮为代表的先进科技使用，使得他们屠杀异族人和掠夺财富的效率很高，这就将西方现代文明内部竞争压力转移到外部征服的超级竞争力上，这是其它注重于心灵幸福和解脱的文明所不具备的，比如中国和印度文明。当不断改进火药使用以表达美满诗意生活的中国人，遭遇不断改进火药以杀戮征服的西方人之时，中华传统文明的最后一个政权──满清政府的溃败就在所难免了。
最完美的内部民主与最血腥的外部杀戮
显然，“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一组美好的词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数百年的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史中，这组词汇在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之间表现出了惊人的反差，这在被称为“最完美革命”的美国表现的最为明显。
与欧洲所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国家里贵族仍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发挥作用相比，美国式的民主则是最为理想的，因为它更近乎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的图画──在这里新移民人人都要白手起家，通过运用劳动、技术或资本，进行商品交易而谋生、发展，当时根本不存在特权阶层和强大家族利益，也就是隐秘的力量去操控这个民主体系。这就使得人人生而平等（当然局限在白人）可以得到较彻底的贯彻，遂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理想国”。这正像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所评价的：美国是“从经历过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到一个使这场革命发展的最完美和最和平的国家”（注23）。
托克维尔在总结西方主要国家民主时指出：“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于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注24）。”正是这种原因使得美国内部资本主义发展剥削的血腥程度，远低于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在欧洲，1848年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欧洲劳工开始了有组织的反抗运动，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一度建立了短暂的工人阶级政权，这给了欧洲资本主义以极大的警告。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也与资本主义学者卢梭、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思想家）和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等主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伦理背道而驰，也一度动摇了欧洲民主选举的政治体系的基础。
出于内部缓和资本对劳动贪婪剥削的需要，也因为选举政体面临的巨大压力，无论是欧洲的还是新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将这种内部竞争的压力，转向对外掠夺，这不仅有着快速而巨大的利益，符合民主政体对外释放内部竞争压力的逻辑，更从西方人的道德源头──柏拉图而言，是符合城邦的正义的。因此，无论是英国人对中国贩卖鸦片，还是美国白人和西班牙人对于印度安人近乎灭绝地屠杀，他们在面对上帝时，都没有丝毫的道德内疚感。
在对外殖民中，枪炮军舰很快成为比鸦片更快捷有效的抢劫工具，它可以确保西方人在他国他族的领地上消灭一切抵抗，并抢劫对方积累上千年的财富。比如英法联军在中国皇家的圆明园中，在他们抢劫了无数财宝后，为了掩盖罪行，将这座融汇了东西方建筑精华的庞大绝美建筑群付之一炬。而西班牙人则用枪炮掠夺了成舰队的黄金和白银作为战利品，运往欧洲。西方人在美洲大约屠杀了3000万的印第安人，几乎使这个种族彻底灭绝。
而在北美，“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他们在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一百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五十镑！’（注25）”这种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屠杀在美国建国后仍被继续。
由于印第安人被屠杀殆尽，新殖民者不愿辛苦地劳动，于是，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开始，到英国人后来居上，他们手持武器，用捕猎野兽一样的残忍卑劣手段，从非洲狩猎捕捉青壮年黑人，将他们贩卖到美洲。由于狩猎的野蛮残忍、运输中为节省空间常将黑奴肩并肩、一人左腿与另一人右腿锁在一起，船舱狭小空气污浊，再加上饥饿虐待，只有少数幸运者能够到达美洲，再加上美洲奴隶主的残酷压榨，每10个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后大约只有一人能够活下来。在400年间，黑奴贸易使非洲损失了约1亿人口。而从欧洲航海到非洲猎取黑奴，将黑奴贩卖到美洲；再在美洲屠杀印度安人，抢劫其财富，运回欧洲，这个“一本万利”的血腥三角贸易，很大程度上帮助欧洲资本主义完成了原始积累，缓解国内对劳工的压迫，并收买分化工人运动的首领，以确保资本主义政权在西欧能够压制工人阶级运动，从而使西欧资本主义得以顺利发展。
由此，火药在西方成为杀人、掠夺和暴富的利器，西方人竭尽全力地进行科技创新，以使其更具杀伤力。而在西方人彻底击败和征服了世界主要文明后，世界成为西方大国的殖民和半殖民的版图后，为争夺殖民地和财富，又展开了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故此，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注26）。”──绝非夸张和污蔑（未完待续）。
谁在毁掉西方精英灵魂救赎的最后出路（三）
犹太人必然成为民主政治和市场竞争的最后赢家
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秩序中，在政治领域中最重要的是三权分立和民主选举，在经济领域中则是自由市场经济，其内在推动力量（或者是发动机）则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之所以被称为“资本”主义，是因为在理论上人人平等，自由竞争、自愿签订契约的社会制度中，资本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之一，它天生就具备不断增值的本能（利息理论），而与其他生产要素，比如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相比，资本天生就更加集中，一个企业如果有1000名工人、100名技术人员和10名管理人员，却往往只有一位老板。从企业经营角度，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其实，老板就是这家企业的“独裁者”。因此，在内部博弈中，老板作为独裁者，可以比较容易地分化其它生产力要素，利用管理者对付工人；而工人们要团结起来对抗老板，则要困难的多。同时在外部竞争中，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随着交通便利和市场一体化，特别是商品进入剩余阶段后，为避免恶性竞争导致资本家多败俱伤，资本的相互吞并和集中便势在必然。由于资本家之间兼并和妥协效率也会大大高于其他生产力要素，这使得资本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中不断强化其优势，最后必然导致产业资本寡头的垄断，再进而升级为金融资本寡头的垄断。
经济上的独裁制度与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这对根本矛盾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之初就埋下了。对于资本独裁和不断增值膨胀的这种魔法力量，西方资本主义政体在建立之初，几乎是毫无防范的。换言之，资本独裁是民主政治的“天敌”。
就美国而言，其民主主要防范的是两种情形，一种针对传统贵族的专制和独裁，它设计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总统（政府）、议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和法院系统相互制衡；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在竞选总统和议员层面的相互制衡；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上下层级的权力制衡，这的确保障了美国不可能被个别强人，或者类似欧洲传统贵族家族掌控的可能性。第二种是防范多数人选举和舆论的暴政。托克维尔说，他们（美国的立国者们：麦迪逊、威尔逊、富兰克林、华盛顿、杰克逊等）规定了权力分享的原则与“控制与反控制”的制度，“清楚地认识到……除了人民的权力以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执政权力的当局。这些当局虽不是完全独立于人民的，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因而既要被迫服从人民中的多数的意志决定，又可以抵制这个多数的无理取闹和拒绝其危险的要求（注27）。”在政治舆论的统治方面，托克维尔说：“多数既拥有了强大的管理国家的实权，又拥有了也几乎如此强大的影响舆论的实力，多数一旦提出一项动议，可以说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对此，美国设置了总统选举中的中间层──选举人，而不是以公民直接投票的总数多寡直接选出总统；而参议员也是由各州议会所选举出来的。此外，美国的大法官是终生制的，由总统提名，国会任命，这样可以避免他们受到选民的压力。
然而，在美国的宪法和政治社会制度的设计中，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遏制资本力量的不断自我增强。直到1890年，资本寡头在商业、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垄断局面后，美国国会才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主要为禁止限制性贸易及垄断贸易的行为。但这为时已晚，不仅是因为该法仅限制领域仅为商业和贸易，不涉及制造业，更重要的是，那时顶级的资本已经升级到金融寡头的阶段。1916年，美国首次正式征收联邦遗产税，以削弱资本通过家族继承的方式不断自我强化，但是超级富豪们，特别是金融寡头们很容易通过新国际金融秩序──比如说瑞士、伦敦和纽约的三角结构逃避税收，或者采用信托基金等方式规避税收。其实，基于资本主义中“资本”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限制“资本”的措施根本不可能发挥真正效用。
在资本力量和权力的扩张中，基督教徒要转化为资本家，是要经过心理的挣扎，毕竟基督教从源头上是让穷人“逆来顺受”的，其基本精神是建立在基督教上帝信仰之下的克己与利他，这是与追求个人资本利益最大化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则要求资本家为了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地剥削和对外战争掠夺。为了适应资本的需要，基督教徒从三个方面做了调整。1.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从宗教上提出了新教理论，以清教徒的简朴生活为最大程度努力赚钱（资本意志）的“天职”赢得合法性；2.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和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从哲学上开创了经验认识论，对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则、理性）进行了彻底批判，认为人类认识是个人经验的总和，因此，个人经验（体验）的幸福（也可以称为有用或功利）是真正值得追求的，痛苦则要回避，即增进快乐和避免痛苦是人生唯一终极价值或者“善”。而国家则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3.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论证了人的利己是本性，每个理性人通过自由市场的竞争，使“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从而达到“国民财富最大化”，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物质幸福”。这些都给西方基督徒对自己贪婪功利行为进行了辩护，进行心理安慰。然而，基督徒们只要还有礼拜天，还要进行祈祷，其内心深处的矛盾和不安很难彻底消除。
在西方社会中，有一种人是完全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自我心理和理念调适，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天然适应，可谓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中如鱼得水，他们就是犹太人。这是因为：1.犹太人在“耶和华”面前的诉求是简单而纯粹的，耶和华是无形而永恒（十诫的第二条就是耶和华要求不可为它雕刻神像）的，对于犹太人而言是唯一的神，他们等待弥赛亚在世界末日到来前拯救犹太人，而不承认基督教的耶稣是弥赛亚。2.犹太人有着最纯粹的契约精神，他们与耶和华确立了契约之后，就世世代代地遵循它，在男婴出生第8天就实施割礼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履约的誓言；3.在“十诫”中，没有任何条款是阻止或限制犹太人赚钱的，相反，由于遵守与耶和华的契约，不愿意臣服任何其他宗教和世俗的权威，犹太人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受到很多次的敌视和迫害，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没有固定国土依靠的种族。在这种不断的动荡迁徙中，“上帝”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支持，而可以随身携带的金钱和珠宝能保障他们肉体延续，因此做生意赚钱便成为犹太人世代传承，不断积累的能力，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做不到的。换言之，犹太文明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视商业的文明。4.犹太人在生活上是自律克制的，不允许牛奶和牛肉同时食用，不准吃懒惰动物──猪肉（这被伊斯兰教所继承）。他们不会像其他西方人或多或少会受到古罗马帝国放浪形骸纵欲享受文化的影响。这帮助犹太人更容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5.最重要的，犹太人相信自己是“耶和华的优选子民”，且犹太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是母与女的关系，因此犹太人在西方和中东拥有无以伦比的种族优越感和文明自信心。
犹太人的这些特质与资本主义天然地吻合，当基督教徒们在宗教改革后的一两百年中尚在不断为自己赚钱行为开解时，商业精神和财富扩张早已成为本能的犹太人可谓如鱼得水，捷足先登，成为商业战场上的必然赢家。故此，尼采断言：犹太银行家和军人一起成为他权力意志强人思想的盟友。尽管犹太银行家与军人强人间也会产生冲突，比如德意志的军人希特勒嫉妒犹太人的财富，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歧视和屠杀，但最后军人意志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崩溃了，而犹太银行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并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犹太商人和银行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必然成为领导者，除了上面5个独特优势外，最核心、很难被复制的优势是──犹太社会的自我封闭性与家族传承制度，它与资本不间断扩张膨胀的魂魄高度吻合，即犹太人的排他性家族传承，使得资本有了以最小损耗方式得以延续膨胀。或者说，在犹太人内部封闭继承的资本增值效率远远高于其他任何种族和文化的资本传承模式，这使得犹太资本家必然成为最后的资本寡头。
这种独特优势来自于犹太内部通婚制。3000多年来，犹太人坚信自己是耶和华的选民，与耶和华立约，既不将犹太教传与外族，也不与外族通婚。为此，他们几次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其中，曾被沙俄杀戮了200多万，被希特勒屠杀了600多万，他们的生存可谓千年迁徙史、一把辛酸泪。犹太人口增速可谓世界各种族最慢的，起先雅各（以色列）带领全家下埃及，400多年发展为200多万人。如今几千过去了，全世界的犹太人也只有约1600多万。也正是犹太人坚守了宗教和血统的双重传承，犹太文明才未被其他民族和文明同化，其血缘家族继承制度的强大与绵延流长甚至超过了中国封建君主制的家族传承，人类文明史中能与其相相提并论的唯有佛教。诚然，佛教与犹太人血脉传承不同，佛教是法脉传承，它令昔日那些最高智商的东方精英心甘情愿地成为其弟子，不惜一切代价，一代一代地继承弘扬佛法。当然，由于佛教无意于世俗权力。故此犹太人在资本主义世界是无敌的。
由于犹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如鱼得水的文化优势，更重要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灵魂在现实中必须要有附着体，犹太人的经商传统和严格神秘的家族传承成为其最佳寄寓之所。从此，犹太人不仅成为“耶和华”的优选子民，更成为“资本”的优选子民，或者可以说，“耶和华”之选和“资本”之魄在犹太人这里和谐地共生了。
由此，犹太银行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真正的统治者也就势在必然。因为资本主义秩序两大天生的缺陷──政治制度上民主，但经济制度独裁；政治制度设计更多考虑反对多数人的暴政，但难以抗拒金钱的收买和威慑。因此资本的魔力必然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块领地──不仅仅是经济的，也是舆论的、政治和法制的。因为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与体现耶和华和资本双重权力意志、以百年为基本时间周期的犹太资本力量相抗衡。
以犹太人资本封闭的秘密传承为样板，至上的犹太资本力量逐渐建立以犹太人为核心，并吸纳了盎格鲁?撒格逊等各种族精英的隐秘政治力量──诸如共济会、骷髅会和彼德伯格俱乐部等，遂成为资本主义幕后核心的政治统治力量。
三权分立、党派选举、媒体自由背后是资本“权力意志”
犹太人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功绝非偶然。
生殖力+权力意志是人类社会5000多年发展史的真正统领力量──这是笔者对于人类文明演化的基本认识论。文明的演化与发展是一种时间+空间的结构。生殖力是延续家族乃至文明生命力的本源力量，它决定种族的时间生命力。即任何文化和文明，如果其族群的生殖力终结了，其文明的死亡势在必然，只有这个族群生殖力不衰，才能不断发展和壮大；权力意志则决定空间结构和秩序──从家庭、社区、国家乃至全世界，它决定谁是真正的领导者。在任何一个社会的空间结构中，拥有最强大的权力意志──坚强控制意志且具备实现它的智慧和实力者，必然成为最后的领导者。历史已经屡屡证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与人性善、恶无关，却无一例外是精神上是超级强大坚定者，而行动上是冷静无情的。
生殖力的强大虽然可以使子孙后代繁衍昌盛，但它必然带来的一个副作用──人口的扩张与既有领土自然资源的有限，必然推动对外侵略，这可能引来外部文明的反击，甚至被灭族；另一个重大隐患是，如果同族人口过多，内部也更容易因为利益争夺而分裂，甚至有个别和少数人向外族出卖本族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获利，这些人就是最具伤害力的内奸。东方传统的权力意志的主要弱点是，它的承载者大多是某个英雄、枭雄或者是极端自私的“超级小人”，当这个人的肉体因为衰老或被刺杀而死亡，权力意志就会瞬间灰飞烟灭。然后需要再建新的核心权力意志。如果新核心建立失败，就往往意味着国家社会四分五裂的灾难。
犹太人在3000多年的流亡和生存史上，他们在无奈被迫之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软肋。由于他们没有固定的疆土，这避免了对外扩张引发仇恨和被外族吞并领土时被屠族；他们不对外通婚，使得他们的血统纯正，也避免了人口过度繁衍而出现较多出卖同族的内奸。这使得他们的生殖传承力得以长久而稳定地延续。
最关键的是，犹太人形成了一种族群式的权力意志，善于经商要赚天下之财，对学者的尊重也是无以伦比（犹太富人女儿如果嫁给学者，会陪送大量嫁妆），即对财富和知识的无限渴望。同时作为上帝优选的子民，他们又建立了共同的自信，和相互扶持共赢的习俗，因此形成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族群式权力意志，这就像尼采曾经指出的“一个没有归于毁灭的种族就是一个不断生长的种族。生长意味着成为完满的。一个种族的此在（Dasein）的延续，必然地决定着它的发育高度：最老的必定是最高的”“在现代欧洲，唯有犹太人接近于至高的精神性形式”（注28）。简言之，犹太人所具备的连续不断、不断复合的族群式权力意志，在弘扬个人主义、鼓励自由竞争、追求今生物质幸福享乐的资本主义显然是无敌的。且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基于巨大财富和知识影响力的族群式权力意志必然越成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力量。
因此，虽然美国实施了三权分立、两党竞选和言论自由的政治制度，但这只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资本顶层设计下的次一级结构，都可以被资本所侵蚀和控制。特别是当犹太资本（比如众所周知的默多克家族）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媒体──从报纸、广播到电视，可以像广告重树公众的消费观那样，重树公众的政治观，或者说形成了一种貌似民主却实际代表资本利益的舆论环境。对于那些基于基督教道德论的抵抗者，或者平等人权的信仰者、公正平等契约的坚守者，资本可以先通过收买；再通过舆论的压制和排斥；如果还不行，还可以通过谋杀；最不济的也可以通过岁月消灭其肉体来有效遏制。而在美国建国迄今240多年的时间，已经足够这种超级资本力量控制这个国家，乃至控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
犹太资本控制世界是一种“犹太式血缘生殖力+族群式超级权力意志”必然逻辑，它以“天敌”的方式潜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唯一影响它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唯有时间，而时间越长对其越有利。2007年，《货币战争》一书在中国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作者宋鸿兵试图用历史还原的方式揭示这个过程，但他显然不可能实现证据和逻辑的完美闭环，因而被国际金融主流人士斥之为“阴谋论”。而更早的时候，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则从理论上推论了资本主义这种发展的必然性。这也符合尼采的理论：“我的看法是，每一个特殊的物体都力求主宰整个空间，力求扩展自己的力量（它的权力意志），并且推斥一切与它的扩展相违背的东西。它会不断碰到其他物体的相同追求，并且最后会与那些与之十分相近的物体达成妥协（“达成一致”）：──然后它们就这样合谋权力。而且这个过程将不断继续下去（注29）。”
因而，在资本势力的扩张中，或者说资本权力意志的扩张中，犹太资本禀赋和犹太族群权力意志合二为一，他们是没有对手的，统治资本主义世界是必然的。这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否拥有50万亿美元财富并不重要，尽管不少主流人群为此否认。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超凡领导力在阿里巴巴上市时，还是偶尔露出峥嵘。阿里巴巴的上市保荐团队可谓豪华空前──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银行等六大金融寡头联合保荐，为协调这些高傲的超级金融寡头的合作难题，欧洲罗斯柴尔德集团作为独立财务顾问进行协调，可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威足以令这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寡头们信服。
美联储的成立标志着犹太—盎格鲁?萨克逊的私人金融寡头集团对资本主义世界统治权的确立。他们在1913年建立并控制美联储，构成它的12家储备银行都是私人银行，虽然美联储主席和执行委员表面上由总统提议，由参议院通过，但由于真正的推荐提名权在美联储手中，被提名者都是私人银行家或其代理人，绝非经公众推举选举产生，且一个任期长达14年，超过了总统（4年）和参议员（6年），美联储还有权抵制总统干预，拒绝参议院的询问。即美联储与其背后的金融寡头们成为凌驾于美国民主政治之上的终极权力。这是资本意志从产业资本升级到金融资本，再升级到控制政治，再控制货币发行的必然。本质上，美联储成为美国的终极统治力量，它不是民主的产物，而是资本世袭制度下的内部秘密决策机制。本质而言，随着美联储的成立，美国民主政体实际上已经蜕变“僭主政体”──即金融寡头集团僭越了公众平等民主的权力，成为国家的真正统治者。
在美联储成立之后的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拯救大危机的名义，决定对美国人民取消金本位──这意味着金融寡头在僭越了民众赋予政府的印钞权后，撕毁了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平等经济契约──民众赋予了政府（印钞者）印钞权，但政府必须以黄金(白银)对其保值，即印钞者如果滥印钞票，导致钞票贬值，民众（钞票使用者）有权用纸钞赎回黄金（白银）。随着美国人民用纸币赎回黄金的权力被废除，特别是1971年美国对外也放弃了美元纸币兑换黄金的义务后。美联储及其背后的金融寡头就只拥有权益没有义务了──它以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抵押，发行钞票，而这些钞票经过银行系统后放大N倍（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货币乘数高达30多倍）；进而通过压抑物质商品的价格，而将货币膨胀消化在资产货币化和金融衍生品中，即用严重注水的资产证券和金融衍生品可以换到别人辛辛苦苦生产的货真价值物质商品，这压低并剥夺了物质商品的生产者（国家）；通过美联储货币的放水和收缩，从而制造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进而使金融寡头和对冲基金容易洗劫那些缺乏冲浪能力的边缘国家和弱势人群的财富。这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无本万利的超级商业模式，即国家和国际财富分配上的独裁体制。
这种体制必然导致国内外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阶层和种族冲突；在外部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化。而当以犹太金融家为核心的西方利益秩序也越来越固化，越来越不容和无法挑战，“占领华尔街运动”作为对金融寡头势力表层──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反抗，虽然一度都得到奥巴马总统的支持，但还是轻易地被镇压了。
由于金钱和家庭背景差距所导致的社会鸿沟越来越大，弱者和弱势种族、文明被置于越来越不利的局面中，且失去了反转逆袭、进入上流社会的希望。美国内部的种族冲突必然越来越激烈。加上主流舆论有意向大众消费和享乐主义引导，在越来越多人丧失了未来希望后，吸毒麻痹自己就成了美国社会的不治之癌。
摧毁中华文明或将毁掉通往弥赛亚时代的路
西方现代文明由此陷入了双重的绝望。对于大众来说，他们绝大多数失去了在世俗社会获得物质成功的希望，而他们恰恰被灌输了最多物质享乐的渴望；而对于精英来说，他们虽然获得了世俗功业上的巨大成功和享用不尽的财富，但恰恰在他们最需要精神幸福和灵魂自我解脱上，却是绝望的。
对于犹太精英而言，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真正的主人，重建黄金的第三圣殿对他们来说已经易如反掌，但他们并没有建造，他们等待弥赛亚已经超过3000多年，他们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在漫长等待的过程中，一代代人肉身死亡后的灵魂到底归于何处？
或许犹太和西方的精英们还可以追求对世界最后的征服，即彻底征服了伊斯兰、印度和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在汲取了西方的科技和市场竞争，激发出了新竞争力，特别是一批中华精英顽强地坚守着文明自信，不愿向西方现代文明屈服，甚至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挑战西方传统优势的能力。于是，西方主流精英是否要彻底摧毁中华文明，使其丧失竞争力和生命力，终结其5000多年的历史，就变成了既有路径下的最后一个战略目标。
与西方现代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抵抗显然是破绽不少：其人口众多导致内部利益的纷争，有着出现内奸的传统；其政治体制也不如西方那样──通过民主选举能较有效地遏制权贵官僚利益的扩张，致使国内的官民矛盾比西方更直接突出；民众的物质享乐拜金主义的欲望被不断刺激膨胀，但内部天赋资源现已几乎被消耗殆尽；而最大的弱点是，中华民族的权力意志在过去30年来不断衰弱，即便现在红二代贵族的权力意志再度崛起，但这种个人色彩较重的权力意志，比起犹太族群式的权力意志，也是很难长期抗衡的。
换言之，如果犹太和西方主流精英们下决心摧毁中华文明，他们还是有较大可能的。但问题是，摧毁了中华文明，他们就能解决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困惑：我活着到底为了什么？老死在办公桌前真的是幸福的归宿吗？如果肉体死亡了，我的灵魂会到哪里去？拥有肉身的弥赛亚何时会降临人间？
按照犹太教《圣经·旧约》的记载，弥赛亚的降临将带来一个人类美好的时代。不同生物和平共处：“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那时充满了灵性的知识：“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注30）。”不同族群和文明和平共处：“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注31）。”
弥赛亚拥有很高的智慧和灵性。“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中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注32）。”即弥赛亚有超凡能力可以看穿世间的伪善和欺骗，有能力认出每个人的灵魂，知道每个人的灵性状况，判断人是否有罪。这是我们认出弥赛亚的重要标准。而和先知的恩赐一样，这个“大能”只能够逐步成长。
与犹太人3000多年历经的苦难沧桑相比，弥赛亚的时代是实现了犹太人所有梦想的时代。然而，可悲的是，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如此之大──现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恶性竞争不断升级，甚至面临同归于尽的灭顶之灾；人类对于动物的虐待和屠戮毫无底线；肉欲的享乐成为大众的狂欢之处；人的灵魂越来越污浊而非清净灵性……虽然犹太人已重建了以色列国，但现实的此在与梦想的彼在仍是如此遥远！我们不禁要问──犹太人目前对世界的统治方式真的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吗？
按照《圣经·旧约》的记载：（弥赛亚是）“从耶西（大卫家族始祖）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本的枝上必结果实”、“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正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注33）。”即弥赛亚是从一个婴孩长大的，他的大能也要逐步成长。那么，他该如何成长呢？他依照怎样的智慧，用何种证悟的方法成长呢？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已记载的方法近似于此，那么就是大乘佛学了。犹太教和大乘佛教无论是世界观、理想追求和信仰方法都有契合之处。比如说犹太教的耶和华，是无形而永恒的；在佛教之中，虽然佛、菩萨和阿罗汉有无数无量，但是，他们都是无形而永恒的“佛法身”──比卢遮那佛的化身；弥赛亚时代的人与人、国与国，不同动物间的和平共处，也是佛教的追求，其中蕴含的“众生平等”价值观如出一辙；弥赛亚将人心中的污秽除掉，与佛教最核心的要义“自净其意”，可以相辅相成。有趣的是，弥赛亚的能力可以看穿世界的伪善和欺骗，而不是凭眼见和耳闻──这正是大乘佛教中“菩萨”境界的“他心知”神通，修行到大菩萨境界的人，在行走坐卧时，一念之间，可以知道婆娑世界（地球）所有众生的心念。而在佛教的经典中，记载着如何从常人修行到菩萨地位的方法。更神奇的契合是，菩萨法是一种入世修行，普度众生的方法，正像弥赛亚要在人间所做的那样。
与犹太教只能被动地等待弥赛亚降临拯救不同，佛教提供了至少三条人的灵魂解脱之路：第一，虔诚信仰，不断念想“阿弥陀佛”，以清净灵魂，灵魂在肉身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二，人在活着的时候，通过禅定清净灵魂，转化肉身的能量为灵魂的能量，最后灵魂能够突破肉体的牢笼，而自主升入天堂享乐；第三是入世修行的“菩萨道”。修行者将越来越多众生的利益放在心中，而将自我、自私、自利最后挤得没有空间了，最后成就为慈悲广大的菩萨。如果再升级，连最后一丝善与恶；我与他的分别心也没有了，灵魂达到无形、永恒的广大无边状态，就成佛了。这其中的第二条道路，也可与中华文明中的道家修行之路相印证，其实也可以为基督教信徒的灵魂升级提供出路参考。
简言之，以犹太教的“优选子民”、古希腊柏拉图的“扩张正义”为源头的西方现代文明，在对中华文明100多年的侵蚀和挤压后，可以选择对中华文明赶尽杀绝，但这要冒两个大险：1.中国有可能全力反击，最后导致中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同归于尽；2.在摧毁了中华文明后，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佛教和道家的智慧会被西方主流精英弃为敝履──一个彻底失败的文明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胜利者学习的吗？就像当年英法联军在圆明园抢劫了金银财宝，而将佛经随意丢弃焚毁一样。
即西方主流精英们大有可能就此彻底断绝了自己主动自觉追求灵魂解脱和精神幸福的道路！截断了“弥赛亚”降生成长的通道（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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