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 ：“假笑小姐”被辞退：舆论棒杀为何会脱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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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泰国导游小姐被辞退”的事情，引发广泛关注。事情的起因，缘于泰国的迎宾小姐接待游客时，被拍到“职业假笑”秒变“冷漠脸”，视频被传到社交媒体上，舆论迅速发酵。最终，当事导游小姐被辞退，相关工作人员也被停职处罚。

对于这样的事情，逻辑上并不复杂，但其中我们却能看到“两套规则”在运行。一套规则是现实的情况“可以理解”，一套规则是理想的情况“怎能亵渎”。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常讲的“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特意强调迎宾小姐的工作量和相应的报酬(每日工资仅约300至400泰铢，约合人民币60至80元)，意在说明“迎宾小姐”也很不容易。可实际上，这种给“假笑小姐”解套的逻辑，也并非特别合理。

从职业道德上而言，既然选择这种工作，就要为其付出相应的职能。对工作量和报酬不满，是员工和所属公司协商的问题，而员工将这种不满转向游客，着实就很不应该，尤其还是在工作的时候直接表现出来，着实会让游客感到不快。

不过，从视频中我们却能看得出，“假笑小姐”只是在游客转换的间隙中，表现出“不耐烦”和“冷漠脸”，并非直接负面情绪释放到接待的游客身上。这种时候，实际上也不好确定“假笑小姐”，就是针对某一游客，所表现出的不耐烦态度，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对工作本身有厌烦的倾向。而这种厌烦的表现，如若只是个别情况，也可能与个人的即时情绪有关系。

于此，在面对“假笑小姐”的问题上，就不应该陷入单纯的“职业道德”层面，还应该衡量个体的情绪的控制力。从某种层面上而言，个体在对情绪的控制力上，着实存在差异。影响的原因包括，原生家庭，社会经验，文化层次等多个方面。

当然，不同的人，在具体的影响程度上，也会略有差异。比如有的人文化层次很高，但性情却很暴戾，有的人只是初中文化，但也可以表现的很温和，这种不同人格塑造，着实不是单一变量就可以控制的，很多时候缘于多变量的混合影响。

按照欧文·戈夫曼的讲法：“个人在情景场合里呈现的自己，最明显的表现手段之一，是对个人形象或外观的良好管理（也就是人们常讲的得体）”。而这种“得体”不仅包含衣服，妆容，发型等外在的装饰，更要将态度和情绪与之配合，这样才能达到情景场合里“最受欢迎的自己”。

而“假笑小姐”最大的问题，不是“假笑本身”，而是假笑行为之后的“憎恶脸色”。从实际考量上而言，迎宾小姐与游客本来也不是特别亲近，就算笑的再甜美，关系还是不会靠的太近。但作为迎宾小姐而言，她们本来的身份和体态已经在社会中被制度化，并被人们赋予上基本的含义，这不管是对于“迎宾行业”，还是对于普通游客而言，都已经达成共识。

于此，当迎宾小姐在假笑之后，瞬间表现出憎恶的态度时，即时情境下的游客就会感到被侵犯，被不礼貌的对待，这或许也是这件事情最大的触发点。作为迎宾职业，对于“职业假笑”而言，实际上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从一个人的公域和私域角度区分，在工作时的笑往往就是礼节性的一种态度，或是必要的工作内容而已，但这属于公域层面；而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实际上有个人憎恶也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毕竟在私域里个人只代表自己。

而“假笑小姐们”之所以会被“舆论棒杀”，最大的问题不是社交媒体上的辱骂言行。而是因为她们在工作中（公域），就表现出憎恶的态度（私域）。这从职业的角度上而言，实则算是一种“不敬业”或“不专业”。但要是把这种“不敬业”和“不专业”上纲上线，大抵就有点脱离现实的意思。

一个人的“不敬业”或“不专业”就要“被辞退”，很明显，这是所属公司为迎合公众情绪，所作出的一种处置选择，而非作为对待所有工作者的无差别行为。这种看似舆论得以胜利的情景，却很容易形成意识板结，成为未来个体与群体对话的一种阻力。

而这种阻力只会让个体的情绪越来越向内积压，长此以往，假笑将会更假，憎恶将会更浓，虽然看起来都是甜美笑容，但谁又能知道在心底早已泛起多少更为极端的憎恶。我们支持批评不好的服务和恶劣的态度，但给予的打击一定要适度。

作为对美好的期许，最好的趋向是修正和完善，原谅和打捞，而非棒杀致死，从此一清二白。这个世界如若能解救个体，自然群体就会越来越完善，这个世界如若总是过限打击，那么在处置恶的同时，也会将善一同毁灭。所以，对于“舆论棒杀”而言，一定要慎用，甚至最好不用。

就如刘再复在《天涯悟语》中所谈到的：“尊重人性，包括尊重人性的弱点和确认弱点的合理性。“原罪”的假设，之所以经久不衰，就缘于它确认人的弱点是人的前提。要求人的绝对完美完善，不仅是渴求，而且是摧毁人的前提，消灭人成为人的可能性”。

大抵这也算“人性追杀人性”的一种理论之解，而对于“辞退假笑小姐”而言，便是这种荒唐能量最直接的理想化迫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