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要改变美育教育现状，从扔掉丑八怪校服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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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文化学者、批评家、小说家、同济大学教授。这位祖籍客家、生于沪上的评论家，凭借“一剑封喉”的犀利话语，被视为中国文化批评界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这柄剑指向过谢晋的电影模式，对准过余秋雨的“文化口红”，也刺向过卫慧的“文学叫春”……“守望是守门员的职责，而前卫是寻找突破的契机，这是文化重建的两个方面。我是那种守着文化之门，又忙着把改变之球踢进这门的神经病。”朱大可在接受齐鲁晚报专访时，对自己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1986年，朱大可发表的《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在那篇原名《告别谢晋电影模式》的文章中，朱大可认为谢晋电影具有确定模式，恪守从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到善必胜恶的结构。“总有一些好人不幸地蒙受冤屈，接着便有天使般温柔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软弱者和出卖朋友者。”

1999年，朱大可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毫不留情地评判当时极其流行的余秋雨散文，认为余的散文充其量是一种都市里的“文化口红”，暂时麻醉读者的心灵，但不能深入剖析人生，缺乏正视社会丑陋的勇气。他写道：“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气。如果我没有弄错，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化时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显然，历史和文学正在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麦加曾这样评价朱大可：“他让有些人害怕，因为他拒绝媚俗；他让害怕他的人依然对他心怀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此后，王朔、卫慧等诸多作家的作品均遭到过朱大可的犀利点评，他认为当市场和资本袭来，知识分子开始剧烈转型，作家则主动或被动地调整着自己的写作策略，要么把自己变成主流作家，要么把自己变成商业写手。

颇具玩味的是，最近十几年，曾高调宣布“与文学离婚”的朱大可，却从评论家“跨界”到了文学创作。近日，朱大可首部长篇小说《长生弈》出版，中短篇作品集也将陆续面世，此外他还在写作话剧剧本、音乐剧文学大纲以及电影文学剧本。当代文学批评非常耗费精力，而做文学批评的同时创作小说，两者之间切换写作状态，更是不易。作为学者型作家的朱大可，为何会呈现出如此的“多样型存在”？惯于以第三只眼把脉文化的他，如何看待近些年资本与市场对文坛的影响，又如何定位自己文化守门员与前卫的双重身份？

谈文学评论>>对文学生长的影响力正在变小

齐鲁晚报：您曾说客家人有高度精神分裂，一方面追求迁徙与变革，一方面又尊奉古训。在刚出版的《长生弈》小说序言中您说，“我的写作面临着一个自我分裂的格局”，能具体谈谈这种分裂，随着您个人经历的丰富成长，有没有变化？

朱大可：分裂是无所不在的。但我今天只想谈谈我的个人写作。在小说书写的过程中，我能深深地感知到这种外部世界分裂对我的精神投射。我必须一方面捍卫自己的思想主权，一方面又要顾及普通读者的趣味。在个人精神和集体的欲望之间，出现了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缝，但正是这种分裂制造了某种张力。我试图用某种传统类型文学技法引诱读者，但内心却充满不安和焦虑。写作，就是向人们裸露这种分裂，并把它变成小说本性的一部分。

齐鲁晚报：少年时您曾因为缺少“鼓励”放弃了喜爱的音乐，也因为“鼓励”而开启“青年文学评论家”之路，并说选择主要是取决于鼓励。为何最终选择成为一个批评家？

朱大可：对“批评”这个语词，世间充满了各种误解。就其汉语的本义而言，“批评”是指评论、阐释和解构，其间没有任何褒贬之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语词现在成了“指责”的同义词，以及“鼓励”的反义词。也许我需要花时间来研究这种语义变异的历史原因。话要说回来，我不仅面对大量“鼓励”，也曾面对大量“指责”，过去如此，现在也依旧如此。除了对我的文学选择产生过一些作用，但在其他方面意义不大。大多数情况下，我总是在屡教不改的路上一意孤行。

齐鲁晚报：进一步说，文学批评在当下的文坛现状如何，作用如何？

朱大可：优秀的文学批评是文学生长的重要营养剂，但文学评论的那种传统影响力，正在变得微乎其微，它几乎无法影响作品在文学市场里的营销，因为除了作家本人，几乎没有人在倾听评论家的意见。文学评论早就进入了用以自嗨的卡拉OK周期。它的影响力，大约只限于推动作品评奖，因为只有那些评委还在阅读各种评论，因为他们就是评论家本人。当然，他们也只是在读自己文章的时候，顺便读一下同僚的意见，如此而已。

谈“跨界”>>写小说只是工作台的一个角落

齐鲁晚报：历史和神话似乎是您目前最关注的两个领域。从批评余秋雨、卫慧等文学现实现象，转向小说创作，这是您个人的自觉转变还是对文学衰退的失望？

朱大可：对我而言，这不是转型，而是一种拓展。我没有放弃批评，也仍在继续从事神话研究，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文化史。预计今年十月间，会有一部大众版的文化史问世。小说写作只是我工作台的一个角落而已。除了《长生弈》，还有一部名叫《古事记》的集子，六月间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由《字造》《神镜》《麒麟》构成。明年，还会有一部包含六个短篇的集子问世。此外，我也在尝试写作话剧剧本、音乐剧文学大纲以及电影文学剧本。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我在尝试着拓展叙事样式的边界。我把这种状态叫做“多样性存在”。我正在填补生命的各种空白。但我的小说书写跟当下文坛无关。我基本不看别人的小说。我有严重的文学自闭症，事实上我无法成为符合标准的文学批评者。

齐鲁晚报：您研究《华夏上古神系》耗费20多年，了解神话的历史意义何在？

朱大可：神话是民族精神的起源，也是历史叙事的起源。但在儒家长期的压迫下，它早就沦为“怪力乱神之说”，成为荒诞、虚妄和无稽的样本。研究神话的动机，除了指望厘清中国文化的源头，还指望它能成为一种儿童想象力的修复工具。当然，我也指望对民族传统神话的整理，会有助于电影工业在题材上的拓展，并获得一种精神性的深度。从今年下半年起，我跟电影界会有基于《华夏上古神系》的多层面合作。

齐鲁晚报：在评价文化现象时，您多次提到过市场和资本对其的影响，也提到过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较量，怎么看这些年文坛思想的起伏？

朱大可：文坛就像一个秋千架，我们始终在意识形态和市场这两个引力源之间摆动，被它们的力量所拉扯。在这样的钟摆状态中，作家将被迫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要么把自己变成主流作家，要么把自己变成商业写手。这些年的中国文坛历史，难道不就是一部荡秋千史吗？中国文学到今天还在玩着这种秋千游戏。

谈文化守望>>期待达成守望和变革的双重目标

齐鲁晚报：您自己一直坚持“文化守望”的态度，可您的微信公众号名为“文化先锋”，这两者之间体现了何种理念？

朱大可：守望是守门员的职责，而前卫是寻找突破的契机，这是文化重建的两个方面。我是那种守着文化之门，又忙着把改变之球踢进这门的“神经病”。我自己都觉得这很可笑。我如此笨拙地想要达成守望和变革的双重目标，而特体的力量又如此微弱，就像随时会熄灭的烛火。我所能做的，只是“一个人的文艺复兴”而已。

齐鲁晚报：具体谈文化守望时，您认为其根本在于培养对美的饥饿感。这种对美的培养，有没有具体的方法？

朱大可：目前正在流行的做法，要么是为农民建造一座艺术村，或者用诗歌诵读和写作去影响一座乡村小学的生态，还有利用音频课程去重构作文写作教育，这些努力都是值得赞许的。但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事。我家对面是一所全国名列前茅的著名高中，有些学生每天穿着丑的校服，戴着黑框眼镜，驼着背，表情木讷地穿过马路，令我感到非常心痛。一所如此著名的中学，甚至无法提供一套像样的校服，又怎么指望它能教导出有美感的学生呢？据说，推广丑服的理由，是故意使用宽松、色彩黯淡和无性别化的丑服，来防范学生性意识觉醒。要想改变美育教育的现状，我看就从扔掉丑八怪校服做起吧。

齐鲁晚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您曾经把余秋雨的作品指为“文化口红”；今年，余秋雨与音频节目合作，怎么看待余秋雨的这种回归？

朱大可：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我已经把他从我的关注名单里删除了。

齐鲁晚报：阅读在您的青少年时代占据着重要位置。如今从微博到微信、有声媒介、视频媒介，似乎向公众提供了许多阅读经典的可能，这能表明国民阅读习惯的好转吗？如何看待新媒介带来的文化守望方式？

朱大可：新媒介符合青年人的阅读习惯，但媒介只能提供阅读的通路，而不是阅读的习惯和动力。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媒介再多再先进也是白搭。我们的整个中小学时代，都被大量的作业时间所占据，学生根本没有时间展开广泛的课外阅读。这种题海教育挤压自由阅读空间，彻底摧毁了阅读的基本习惯。十年前，人们曾经痛切地谈论国人读书之少，但十年之后，这种情形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