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论中国哲学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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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论中国哲学问题（二）

导读：

　　不管好坏，中庸之道是中国思想的核心。‘中国’一词，许多人认为来自华夏人‘中央之国’的看法，其实，‘中’代表了中庸、中和、不偏激、‘温柔敦厚’的基本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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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众儒聚会

　　胡鱼一日突发奇想：既然科学家已经证明，宇宙是一个双重阴阳结构体，由显物质和暗物质（隐物质）组成；暗物质占宇宙中的90%，它仅通过引力与其它物质相联系；英国人格林用“超弦论”证实了暗物质；那么应当可以找到一条路径进入暗物质世界。恰巧这时，他遇到高人，学得“隐身功”，经刻苦修炼，悟得真缔，又自我揣摩，发明“天眼隐身功”，方得其门而入。

　　原来，这暗物质世界即是阴间，已逝之人群居于此。这里没有高楼大厦、电视汽车，没有一切现代物质文明，甚至于保持着山无蹊隧、泽无舟梁的原始风貌，人们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到处是鲜花、歌声、笑脸，大家生活得非常幸福。胡鱼有幸得见孔丘、孟轲、荀卿、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人，与众儒多次聚会、交谈，深感阳间生离死别、尔虞我诈、剥削压迫、征战争斗之可怕可恶。一日，程颢道：“胡先生，你教我们‘天眼隐身功’，大家一块到阳间走一遭，如何？”荀子亦道：“是啊。我们离开阳间很久，不知那儿是否太平一些，想去看看”。胡鱼见众人都有这个意思，便欣然答应，教起大家功法来，不日练成。于是，众儒就随胡鱼回到了显物质世界---阳间的北京，这天是1998年5月28日。

　　孔子等人到来的消息立即轰动了北京城和整个世界，各国报纸都纷纷出号外，并引发出深刻的议题，如：“魔幻现实主义的杰作”、“时空之谜已经破译”、“相对论的发展”等。美国总统克林顿很快来电邀请孔子一行访美，电文称：“美国的民主政治源于孔学的人道主义和对人的尊重。儒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人民，同时影响了全人类。1971年，尼克松总统签署了由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定孔子的诞辰日9月28日为美国的教师节。因此，美国人民若能亲耳听到孔子的教诲，将是无比的荣幸”。同时，日本、韩国等也来电盛邀。孔子虽然知道自己被后人捧为“万世之师”，但在异国他邦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则是他始料未及的。所以，他与众人在北京、上海、曲阜、香港等地访问和演讲之后，便分别飞往华盛顿、东京、汉城。孔子与胡鱼赴美，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并回答议员们的问题。

　　一议员提议：“请孔先生讲一讲自己的身世，行吗？”

　　孔子说：“我的六世祖孔父嘉曾为中国春秋时宋国大司马，但在贵族倾轧中被害。后代于是迁到了鲁国，也就是今山东省一带，失去了贵族地位。我的父亲梁叔纥曾做过陬邑宰即县令，但我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进一步陷入贫寒。我母亲颜征知书达理，在困境中培养我读书，使得我在年轻时就被人称赞：‘博学而无所成名’。30岁时，我开始聚徒讲学，整理古代诗书，逐渐被誉为‘圣人’。49岁时做了中都宰，后升为司空、大司寇，‘与闻国政’。我因杀了主张变法的少正卯，朝廷呆不下去了，三个月后便辞职，开始周游列国，即游历当时割据中国的各诸侯国，14年到达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至陈、蔡，曾绝粮7日。我疲于奔命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惜无人赏识。67岁时，我回到了鲁国，继续整理古文献，直到73岁时进入了永生的‘暗物质世界’”。

　　议员们哈哈大笑。一人站起来问：“孔先生是教师之父，您的学问都是自学来的吗？”

　　孔子答：“不是的。我学无常师，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学官制于郯子”。

　　又一议员问：“孔先生能不能讲一讲，什么是‘仁’？什么是‘礼’？什么是‘和’？什么是‘天’？”

　　孔子答：“可以！‘仁’就是讲人道，想着别人，尊重别人，就是‘爱人’、‘忠恕’、‘克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诸侯们不可私心膨胀，为所欲为，应停止相互攻杀，对人民施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不尊重别人？自己不想死，就不要让别人死！自己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就不要让别人这样！”

　　说到这儿，一议员问到：“请问孔先生，你想让统治者想着人民的利益，去爱别人，这不是太天真了吗？你有没有法制、制度上的保证和设计呢？”

　　孔子对美国人的自由提问的风格有些不习惯，楞了一下：“这，我当时没有这么多的考虑，只是相信人的良知”。

　　“你们中国人对人性抱乐观的看法，与我们西方人不一样。请问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哲学和社会的发展？”自报姓名为莫利-斯坦利的议员问到。

　　见孔子有些窘迫，胡鱼忙替为回答：“西方人相信原罪说，认为人类的始祖违背上帝的命令，犯了罪，被逐出乐园；从此，人类堕落了。的确，与这种‘人性恶’的看法正相反，我们中国人大多相信‘人性善’。孔先生的仁义、孟先生的仁政即基于此。孟子还说人人皆有四善端，由此而发展成仁、义、礼、智‘四德’，王阳明则说人人皆有良知，良知是心的本体。只有荀子的观点相反，他有类似于西方人的思想，而不代表中国思想的主流。中国的老百姓一般都是乐观主义者，汲汲于现世的功名利禄、当官发财、吃喝享受，由此形成了所谓‘乐观感性’的中国文化，这与悲剧性的西方文化也不同。有人认为没有悲剧的文化是浅薄的，这如果指世俗文化是对的，但如果指哲学则可商榷。中国禅宗将印度佛教的渐修、悲观主义变成了顿悟、乐观主义，变成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这反映了国民性对哲学的巨大影响，无所谓好坏。不过，性善说对社会的影响则流弊甚大。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都寄希望于统治者、官员、领导人能公而忘私、自我克制、自觉‘为人民服务’，寄希望于出现‘清官’、好官，结果希望往往落空，这不象你们西方人因为认识到人性恶、承认人的自私，所以致力于以制度制衡权力，以法律约束个人”。

　　孔子听到这儿，解释说：“我就反对子产铸刑鼎。以强制措施对付人那有以仁义礼教顺化人来得高明！我再谈谈什么是‘礼’吧。‘礼’就是道德规范、社会秩序。要实行礼治，首先应‘正名’，即各种社会关系都要符合它的称号，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样，臣要像臣样，父要像父样，子要像子样。否则，天下就大乱了。我所处的春秋时期就是礼崩乐坏的大乱时期，那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周礼被践踏，‘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极力主张恢复礼教，‘齐之以礼’。礼教的目标是达到社会之‘和’，这是‘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状态。‘和’的社会极致便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讲到这儿，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刚才还在想：这些老外，一定把我当作人治、专制之祖了，所以不肯拍巴掌。

　　听到了鼓励声， 孔子的精神振奋起来了，提高嗓门道：“为了达到社会之礼，对人民进行教化，我主张‘有教无类’、大力普及社会教育；我认为各阶层人民皆有接受教育的权力，这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科举使平民可能成为贵族，贵族子弟不学习也可能成为平民，这样的贵族与平民的双向流动，避免了社会分化，巩固了封建制度，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的原因之一。在你们西方和日本却只有贵族有权接受教育，贵族与平民之间以及印度不同的种姓之间都是难以变更地位的”。

　　“可是，中国的科举考试只重理论不重实际、重视引经据典、八股文章，形成不实之风，扼杀了人们的创造力”，旁听的‘中国通’斯兰普说道。

　　孔子辩解说：“我的教育思想原本是鼓励创造性的哟！我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还承认学问都是从学习、思考而来：‘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因而师生都应努力，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通过学习、教育，人们变得‘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便可实现社会之礼。大家还问到‘天’，‘天’不是你们西方人的自然之天，而是命运之天，是‘天命’，即我认为生活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天’的力量主宰着人的命运。所以，我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您这种思想不是太消极了吗？一切信命，安贫乐道，难怪‘批林批孔’时指责您不让人民反抗、革命”。汉学家斯兰普用汉语质问。

　　孔子迅速答道：“非也！我是主张革命的，我曾称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一词恐怕都来源于我呢！不过，我反对动不动就进行残酷的革命，这是非仁义的、不人道的，‘以暴易暴，不知其非”，革命使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人民的思想意识、文化传统却不是瞬间能改变的，因而，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换汤不换药。我主张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盲目革命，应当通过和平的、渐进的、全面的变革或称改革来消除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中的弊端，这样可达到革命所达到不了的目的：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进步。我前两天听说，邓小平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是正确的”。这时场内有不少人鼓起掌来，孔子继续说：“我相信命，并不是说因此就不要尽人事了，恰恰相反，我认为‘谋事在人’；而且，我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因而，心胸开阔，不患得患失，不害怕，不气馁，正所谓‘成事在天’，‘君子坦荡荡’，‘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我曾在匡地遭人围攻，但我并不害怕，坚信‘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喝了一口水，示意大家继续提问。议员克利斯问：“孔先生的‘天’中有没有神活动的空间？”

　　“没有。我不相信鬼神，‘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我是重生的。别人相信鬼神，我不反对，但我‘敬鬼神而远之。’虽然如此，可我祭祀祖先。”

　　旁听的尚慕杰道：“你们中国人太注重世俗，没有对死后的想象，几乎没有对神的信仰，太缺乏想象力了。祭祀只不过是家族社会为了团结的需要。”

　　孔子回应道：“是啊。我听说美国的国家哲学是实用主义，可我认为它应当是中国的国家哲学”。

　　“不对！实用主义主张真理的多元性，强调个人的主观意志、自我中心，崇尚奋斗、创造和冒险，这与中国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尚慕杰说。

　　“不过，实用主义也是工具主义，认为真理只当有用才是真理，这与中国人的认识一致。”胡鱼插话。

　　孔子颇觉难堪，但听胡鱼一说，觉得挽回了不少面子。

　　女议院克列奥尔说：“请孔先生谈谈你的中庸之道和出世思想”。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即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不偏不倚是中庸，稳柔敦厚、不激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也是中庸。另外，‘庸’就是平常，中庸之道就是保持平常心。”

　　一黑头发的议员发问：“中国人经常讲保持平常心，让人不要有野心、雄心，要磨掉人的锐气和创造性。西方人却经常讲超人、英雄，歌颂不平凡的创造。鲁迅早就指出：‘读中国书让人消沉’，这其中也有您的过错吧？”

　　“我在书中的确讲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类的话，也主张平常心是道，但不是不要雄心壮志，我自己就有救世补天之志，并说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的意思只是要大家看轻功名利禄、努力的结果。”孔子辩解道。

　　“看轻功名利禄，社会如何能发展？现代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合理主义的基础上的。人人谋取功利，在增加自我财富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了增加个人财富，他要选择合理的手段，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最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造了福。所以，现代文明是肯定人的欲望、肯定人性的胜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极左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否定人性的失败，是浪漫主义的失败。”“黑头发”在抓住孔子的破绽后慷慨激昂地阐述着。

　　孔子无奈道：“不管好坏，中庸之道是中国思想的核心。‘中国’一词，许多人认为来自华夏人‘中央之国’的看法，其实，‘中’代表了中庸、中和、不偏激、‘温柔敦厚’的基本国民性。可以说，没有一个词比‘中国’更能准确的反映我的民族了。中国人的入世、出世两面文化也是中庸的表现，我们入世时不坚决，随时准备出世；出世时也不坚决，时刻惦记着现实政治。我曾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我这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人物也有道家的想法，亦儒亦道，此亦中庸。”

　　讲到这儿，孔子坐下休息，议长宣布：演说、讨论到此为止。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孔子，孔子站起，回谢致意八次。

　　以后几天，孔子、胡鱼游览了芝加哥、纽约、旧金山、迈阿密、夏威夷，然后回国与众儒相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