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骑电动车坠渠溺亡：家属的“维权追问”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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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陕西渭南市一对母女骑电动车，途经一灌溉渠时“坠渠溺亡”。事后，死者家属追问“护栏缺失”的问题，事情便瞬间升级为一场“责任归属”之争。这其中，大的方面是死者家属与路桥管理方的争执，小的方面是路桥管理责任方内部的管辖推诿。依照家属的说法，事情发生时，路桥一侧护栏缺失，所以母女的坠亡，应该追责“路桥管理方”。

不过，就具体的事件发展过程来看，家属的“维权追问”，使得“路桥管理方”很快开始“推诿责任”。当地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说，路桥归“防汛排涝”方面管理，“防汛排涝”方面工作人员却将责任推向路桥承建公司，路桥承建公司最后又将责任反推回去，整个事件陷入“踢球局面”。

只是，人命关天，出现这样的局面，难免让人感到悲愤。不过，就母女溺亡的责任来讲，也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是自我的责任认定，作为死者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能够观察清楚路桥状况，及时的去止损，自然算是一种主观责任；另一方面是路桥管理方的责任认定，在路桥出现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维护和修理。

对于这两个方面的考量，孰多孰少，本不应该陷入“偏见逻辑”和“道德范畴”，但在具体的事件处理过程中和舆论围观上，却还是没有很好的掌控和平衡。从而让死者及死者家属，无辜的卷入“舆论范畴”，而非是真正的“维权通道”。

就如媒体报道中所强调的“新闻眼”，家属强调“护栏如果不缺失，母女就不会坠渠”，言外之意就是“母女不会死亡”。这种逻辑，很明显是“媒体逻辑”，稍有判断力的家属，是不会这么维权的。但是，就媒体而言，却能很好的挖掘情绪，推动新闻报道走向头条。

然而，我们要清楚，作为骑电动车的母女，就算“不掉入水渠”，“有护栏保障”，也不见得一定就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有护栏的保护，一定程度上，保住性命的可能性较大一些，但也不是绝对性的安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承认无护栏的“危险性”，也要承认有护栏的“局限性”，要不然很容易对事情的处理和评价有失公允。

某种意义上，这关乎责任的认定和划分，如果含糊处理或极端解决，很容易以情绪为主导，陷入是非难分的道德审判之中。因为，就家属的“维权追问”，已经在舆论情绪上，处于一种“道德困境”。普遍的舆论认为，死者家属是想索赔，所以才会出此“维权追问”，但却忽略了事情本来的是非认定，着实是一种尴尬。
当然，比起家属的尴尬，“路桥管理方”的互相推诿更让人觉得无奈。一面是人命关天的悲愤，一面是责任归谁的追问，这似乎将人们潜意识中的“国人逻辑”再次描摹的清晰可见。有利可图都是拼命往上靠，有祸来临都是想办法推诿。而这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人性善恶，而是大环境根本没有相应的规则和具体责任划分意识。

只是，就算舆论对于死者家属，有偏见性的质疑，也难以掩盖事情本身的发生逻辑。从根本上讲，家属的“维权追问”没毛病。当然，也不得不承认，有一些死者家属会见机进行讹诈。可是，我们也要清楚，讹诈归讹诈，事情的责任划分要是清晰，讹诈也只能哑火。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责任划分明确，事实分析清楚，不管是有意讹诈的死者家属，还是无心担责的管理方，都很难使出脱壳的手段。坦白讲，所有的可恶和坏水，都是因为它们本身处于一种无边界状态，使得它们容易被唤醒，并成就各种恶果。

回到“骑电动车坠渠溺亡”事件，其实因果关系很明确，“缺失护栏”确实可能促使事故的结果更恶化。但我们也可以假设，就算“护栏双全”，也有可能造成重大事故。只是可能性相对小一些。这就说明，“有护栏”出事和“无护栏”出事的意义完全不同。

“有护栏”出事，言外之意是“安全隐患消除，出事是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无护栏”出事，言外之意是“因为有隐患，所以出事变得可能性大一些”。因为，我们要知道，就算“无护栏”情况下，有很大一部人还是能正常的通行，而非每个路过的人都会出现溺亡的情况。这就说明，作为“死者本身”在具体的事故中是有一定责任的。

不过，对于路桥管理方的责任，并不能因为“死者本身”的责任就能被视而不见。很多时候，“责任本身”的覆盖面应该很丰富，而不是以一个视角去认定。某种意义上，就算死者家属真的有“讹诈”的逻辑，起码在法律的范畴内，他（她）们有这个权利。

很多时候，在面对死亡事故时，舆论上习惯于“就近入手”和“情绪判定”，因为这些“追问”较为容易，易于产出情绪，将善恶付诸在周围。可实际上，真要是解决问题，道德的审视往往最没用，甚至处理不当，会影响事情的结果判定，给受害者及周边关系链带来二次伤害。而这些“舆论本身”往往也最可恶，最不需要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