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2万斤西瓜被砍烂：乡村复仇逻辑的“笨拙与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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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河南省登封市卢店镇杨岗村的一位瓜农遭遇“瓜田被砍”，依照现场的情况，西瓜都是被“一刀一刀”砍烂的，面对这样的惨状，当事者（瓜农）发誓以后“再不种瓜”，以免遇到这种糟心事。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虽然当事者（瓜农）强调自己与周邻相处的很好，但还是难以排除“复仇的逻辑”。而这种看起来费力，并且笨拙的复仇行为中，却又透着某种致命的气息，着实让人感到一种“后怕”。

我们很清晰的可以想象，要“砍烂”2万斤西瓜，着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从报复的层面去看，显然会让人很气愤，甚至对于当事者（瓜农）来讲，算是“致命”一击。一方面正是果实收获的季节，遭遇“毁灭性”破坏，这种心情就跟快长大的孩子夭折后，父母崩溃的心情一个样。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瓜农”，2万斤西瓜很可能就是全年的主要收入来源，这样“毁灭性”的打击，自然是“致命”的。

而这样的一种“复仇逻辑”，却又是较为典型的“乡村复仇逻辑”。这里所讲到的“仇恨”，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血海深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积累。可能有的人早已忘记，但有的人却逐年累积。就像当事者（瓜农）所说：“俺一家都是庄稼人，平时很少与人脸红”，可他却低估周邻中那些记仇的人。

在乡村中，有一种典型的逻辑叫“恨人穷”，换句话讲就是“见不得别人家好”。甚至，就大多数人而言，希望周边的人都生活的差不多。他（她）们中多数人不思进取，害怕打破现状。与此同时，也不希望周邻打破现状，向上攀升。

于此，当有周邻不甘现状，并努力向上攀升时，就不自觉的与大多数人形成对立。甚至，就算是不向上攀升，只是当年的收成较好，对立面的大多数人也会表现出“嫉妒和仇怨”，而这种“内积的仇怨”，事实上当事者（瓜农）都不知道，但却已经发酵的很足，并随时可能产生笨拙的报复。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乡村中的这种“仇怨”都会被发酵成事实。大多数情况下，即便有“仇怨”，也只是嘴上功夫，一般不会有什么大动作。就如“砍瓜”这种行径，某种意义上算是“积怨较深”，砍瓜者事实上也很清楚，2万斤西瓜对于当事者的重要性。

甚至，“砍瓜”之前，砍瓜者都预料到结果的效能：“就算气不死当事者，也会让当事者丢掉半条命”。不过，作为“乡村复仇逻辑”而言，坦白讲，就是一种“祸害逻辑”，行为本身不会伤及个人性命，但却在当事者（瓜农）较为看重的事情上，进行侧面打击。因为，报复者太知道，作为农民而言，收成就是命根儿，而这也正是促发“砍瓜行径”的核心逻辑。
不过，反面去看，作为报复者本身而言，其实也是“笨拙与致命”的。因为，报复行径本身，除却让当事者（瓜农）觉得很痛苦，很无奈，对于报复者而言，几乎没什么，回报上的增量，而且要是涉及损失较大，就属于触及法律法规，着实也是得不偿失。

这也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乡村复仇逻辑”的机理，就是一种“别着心”的仇怨，从效能上讲，属于一种双输的模式。但是，因为其可操作性强，危害性相对较小，却成为“乡村复仇中”较为常见的行径，说的直白一些，就是不为“弄死你，就为搞残你”。

而就“砍瓜事件”而言，很明显当事者（瓜农）已经被搞残。就如当事者（瓜农）所说，自己的儿子和儿媳没工作，两个小孙子，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幼儿园，全家人都指望，这2万斤西瓜卖掉后，维持后半年的生活，只是没想到，眼看要收获果实，却一夜之间被毁，希望彻底破灭。

按照媒体的跟踪报道，当事者（瓜农）的亲属担心自己的亲人被气坏，很快将当事者（瓜农）拉回家，以免看到一片狼藉更加伤心。只是，不管媒体后续的描述，如何用“浪费”去解构这样的行径，依旧难以掩盖其中的“报复逻辑”。

很多时候，乡村中发生的事情，是难以用逻辑推理去实证的。贫穷和蒙蔽导致的无知狂热，很大程度上能让一个人失去基本的自我控制。我们不清楚“砍瓜者”为什么而砍，但却能在瓜身的裂痕上，清楚的感受到一种释放的残忍，就像砍在一个敌人的身上，那样的“肆无忌惮”和“狠毒残忍”。

只是，这种“仇怨的释放”，很可能就是因为当事者（瓜农）今年的收成好与之前的过节形成互触，所以才导致一场看起来又笨拙，又致命的惨剧发生。而这其中的“复仇逻辑”，对于城市人而言，都觉得可笑，甚至无聊，但在乡村的社会图景里，却隐隐发作着。

按照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中提到的逻辑，对于一些无能的人而言，愈做不好一般事情，就愈胆大妄为。换句话而言，在“砍瓜事件”中，就是自己收成差一些，就希望别人也收成不好，而这种逻辑加上过节的刺激，自然就瞬间释放，成为“乡村典型复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