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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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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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评论彭博社等媒体的测算：中国反腐败短期内虽然使得一些行业萧条，但从长期来看反腐败降低了企业成本，预计到2020年可以为中国产生700亿美元的红利，相当于斯里兰卡的国民总产值，我（胡星斗）说反腐败从长远看肯定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从理论上讲，反腐败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制度成本，以前三公消费每年上万亿，制度成本过高，现在节约出来的钱可以用来投资或者改善民生。从实际上讲，发达国家都是廉洁的或者相对廉洁的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是腐败的或者比较腐败的国家，国际透明组织即国际反腐败研究组织有许多这方面的结论，廉洁指数高的都是发达国家，这也说明只有政府廉洁了，制度成本降低了，经济才能持续发展，才能上升为发达经济体。

记者问刘铁男被审判的事，我说在中国，贪官倒台具有偶然性，如果有独立的反腐机构，如我与童英贵律师在“'反腐败法”专家建议稿中提出的设立独立的“国家反腐败总局”，由现监察部、检察院反贪局、预防腐败局等机构合并而成，垂直管理，那么更多的“刘铁男”将会被查出。合理、科学、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制度建设更加重要。

电台连线中国计划生育35周年，我说中国的问题仍然是人多、人均资源少，计划生育有成绩，但两胎比较合理，可以解决独生子女的人道困境。未来中国应当拿出更多资金也有能力每年拿出几千亿资金解决国民医疗、养老问题，只要社会保障完善了，计划生育可以取消。

记者采访小区共有产权，我说业主一般都不知道小区的底商、配套建筑甚至草地、道路都属于业主投资的共有产权，应当由业委会民主处置，收益归全体房主。物权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未来房产证上应有专页标明共有产权面积和图片。有些地方政府如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文件下令「收缴」、「没收」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是违法的，我希望有关政府纠正错误、带头守法。法治的最大障碍是政府违法而且拒绝纠正。

参加「社会治理困境研讨会」，我说宪政经济学研究表明，不仅个人自由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而且公民权利、产权界定与保护与经济发展也具有正相关性。产权的不安全性比任何其他因素对企业发展的阻碍都大。现代化是宪政化（法治化）与市场化的统一，实行宪政（法治）巿场经济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共识。

记者请评论废除计划生育、奖励生育以解决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的论调，我说首先要弄清人类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经济发展还是为了国民幸福？如果为了经济发展，那就要奖励生育，让中国永远有廉价劳动力，如果为了国民幸福，应当允许生二胎，但基于西南西北还有大量贫困人口，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还是不能鼓励生育！中国应当大幅度提高社保医保水平，让人民有尊严地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哪怕牺牲经济发展速度也值得！每当电视中出现天灾人祸时我非常痛心中国农民的悲惨遭遇，破旧的房子连6级地震也会砸死很多人，因为没有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因为没有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网，中国农民太可怜了！中国紧要的是让全体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完善社会保障，让民众有尊严地生活，而不是多生小孩！人口老龄化在欧洲日本都存在，中国迟早也要面对，只要国民像欧洲人日本人富裕就行。美国没有人口老龄化，因为它接纳了全世界的年轻人，中国如果有美国的胸怀，那还担心什么老龄化？

今天在「制度环境和企业生存发展」研讨会上，我说中国进入了新的「打土豪（民营企业家）分财产」时期，公权力侵犯私人财产的事经常发生。目前中国官员是几千年历史上素质最差的，吃喝嫖赌、贪污腐败、买官卖官最严重，古代也买官卖官，但买卖的大多是员外等虚职，古代做官的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中华民国也是重用文人、知识分子为官。但是民国以后，为官者大多是文盲或素质极差的。古代官员有法律道德约束、至少有道德约束，现在的官员没有约束了，所以今天是公权力侵犯私人产权最严重的时期。

记者问山西又有两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的事，我说山西是经济落后省份，经济结构单一，基本只靠煤炭生存，长期以来经济改革没有显著效果，属于改革开放落伍地区。商人依靠官商勾结成为巨商大贾、亿万富翁，官员则依靠权钱交易寻租牟利、富甲一方。山西存在着典型的官商勾结网，是权力资本化的生动写照。

「民营企业家侯立尊专题研讨会」召开，92岁的民营企业家侯立尊拥有许多发明，累计纳税20多亿，产品占国家焊材用量三分之一。但是现在因十几年前承包时「挪用公款」之「原罪」而陷入困境。中国进入又一轮打击民营企业家的循环之中？

北京广播电台采访户籍改革，我说90%的农民不愿意成为城市居民，应当尊重其意愿。未来必须拆除城乡之间的栅栏，鼓励城市人到农村购房、创业从而带动农村发展。城市人可以自由到农村去，农村人也可以自由到城市来，都享受平等待遇。

日本纪录片采访中国城市化，我说中国城市化的门槛太高，不仅户口审批，而且农民买不起房租不起房，几乎没有社保医保。地方政府应当大量地为农民建造廉租房；应当让农民带着财产进城，被征地补偿标准从现在的占土地出让价值的2~5%,提高到50%,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

记者问户口改革的费用来源，我说中国财政收入一二十万亿元，每年新增一两万亿，毎年拿出一两万亿解决户口改革支出应该没有问题。中国已发行的货币高达120万亿，民间存有大量资金，应废除对于民营教育、医院的歧视政策，鼓励民间投资。应改革土地制度，大幅提高土地征收交易价格，让农民带着财产、资金进城。

记者问为什么要取消蓝印户口，我说蓝印户口出于卖房、招工、高考移民等需要，户口异化为牟利的工具，容易滋生腐败。现在推行的居住证，与蓝印户口一样都属于过渡状态，但居住证通过累积加分获得正式户口，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

记者问户籍改革与社保欠账，我说社保个人账户欠账约2万亿，未来欠10多万亿，中国社保基金仅占GDP4%左右，发达国家占40%以上。通过加大国企上缴利润充实社保基金可以解决，未来上缴比重提高到30%甚至50%。

记者问户口改革的意义，我说户口即二元户藉、固定农民在土地上的制度，本质上是皇权专制的产物，自古就有。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实现了迁徙自由、各国对中国也免签证。1951年开始在农村重建户籍，1953年在城市建户籍，1958年建立了全面户籍制度。因为不能迁徙，三年饥荒时大批的流民被抓回，饿死在户籍地。户籍改革就是要从政府管控型社会发展为政府服务型自由社会。

记者问如何防止户籍改革的走样、侵犯农民的利益，我说在各个大学都有学生给教师打分的制度，可以把这个制度引入官员的政绩评价系统中，让当地农民、民众给官员打分，分数低于60分的绝不能提拔。但也不一定是分数越高越好，因为有的官员不做事不得罪民众，分数会很高。所以既要鼓励官员做事又不能侵犯民众利益，分数太低的一票否决。民众给官员打分而非民主选举，当局应当没有顾虑。

凤凰URadio采访户籍改革，我说的确应当防止有的官员以户籍改革为借口强征农民土地、宅基地。户籍改革应当遵循自愿、法治的原则，同时改革土地制度、官僚制度、政绩制度、财政制度，引入民主约束、媒体自由监督，以防改革异化、变形。

电视采访培训腐败，我说许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办有培训中心、会议中心，或者以巨额公款上EMBA班、博士班，以培训、会议、学习为名，行娱乐、腐败、权学交易之实，必须制止。培训中心会议中心甚至度假村必须一律与机关和国有单位脱钩，公开招投标拍卖，警惕囯有资产流失。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严格预算、公开透明的现代财政制度，将官主财政改变为民主财政。

记者问福喜公司、麦当劳、肯德基与食品安全问题，我说跨国公司理应模范遵守企业社会责任，合作企业应严格遵守工厂守则，中国应立即修改消费者法律，重罚食品违法企业，让其破产；鼓励消费者集体诉讼、奖励民众举报；对于监管机构的渎职、不作为、仅被动作为的现象，引进民主投票，对一把手罢免革职。

记者问反腐败是否会导致民众抱怨、经济下滑，我说反腐败是破除潜规则、暗收入，回归秩序、规则、法治，降低交易成本、制度成本，最终提高经济收益，惠及百姓，也有可能短期内官员收入下降，某些行业萧条，但对整个社会得远远大于失，特别是如果人人守规则守法制，那将形成新的法治社会。

记者问央视揭露中行的事，我说国有银行因为产权的原因必然容易发生败德甚至违法的事，国企是官场，是行政的延伸，很可能破坏法制，所以国企越多，法治就越少。央视以往只报道市级以下的违法，现在开始报道副部级单位的违法，也许是为了配合反腐败的形势。至少央视与中行背后的角力我不清楚，我从不对传闻进行评论。

记者问大陆公民利用香港证券市场洗钱的问题，我说大陆确实存在巨额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腐败资金，存在庞大的地下经济，它们可能通过地下通道或合法渠道如沪港直通车到香港洗钱，将资金合法化。中国大陆没有建立起收入公开、资金透明的制度，监管也很粗放，所以洗钱的情况必然非常多。（完）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