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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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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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纵议院访谈反腐败，我（胡星斗）说反腐败主要在于建立三公开三监督的制度，即行政决策公开、财政公开、官员财产公开和权力机构相互监督、媒体监督、公民监督。明年中国反腐败可能集中在国企、大型工程、政府部门和小官大贪的基层。

记者问中央巡视重点将转向国企、国有单位、中央机关、重大项目等，我（胡星斗）说以前对各省巡视比较宏观，主要是听取意见、发现问题，以后对国企等巡视更有针对性，更加具体，问题可能更加严重。

记者问G20会议建立反腐败网络的事，我（胡星斗）说中国十分重视反腐败，不仅国内打击腐败，而且国外追逃，但中国只与三四十个国家有引渡条约，所以极力建立国际反腐败网络。反腐败需要行政透明、国有公司必须产权明晰、控制人明确、财务公开，这是中国倡导的，中国应不会拒签反腐败协议。

记者问亚太反腐败合作网络，我（胡星斗）说建立反腐败合作机制对于中国深入反腐败、追逃贪官都具有意义，贪官主要外逃地美加澳都在亚太，通过建立协调机构，在司法协助、引渡等方面深入合作以改变过去依靠外交、司法解决个案的状况。

记者问中国统筹亚太反腐败工作的事，我说中国腐败比较严重，运动式反腐败取得了成果，未来将更加重视制度和法治。双规的做法对于反腐败很有效，但可能有违法治，被囯内外所垢病，在目前大力提倡法治的情况下肯定会改变，四中全会客观上要求党规必须符合宪法法律。

记者问刑法修正案中将受贿罪分为三等的影响，我（胡星斗）说过去刑法规定的太具体、门槛太低，现在删除具体的数量门槛，分为三等，更加实事求是了，贪官的刑期可以预测了，这样反而增强了贪官们的心理压力。但提高腐败量刑的门槛、腐败分子悔过减刑，可能导致腐败的处罚过轻，有的严重腐败者可逃过死刑。

记者问法治与企业发展，我（胡星斗）说法治将改善企业发展环境，加强保护私人财产安全，有利于落实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独立监事、独立董事的作用。不过现在的法治依然重在治民而非治官。

电视记者问四中全会后大规模反腐败是否会继续，我（胡星斗）说应当继续，目前还有相当多的省连一个副省级官员都没落马，难道说这些省那么廉洁？全国的腐败查处率连百分之一都不到！未来一方面要仍然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另一方面要建立现代制度、实行法治从而从根本上减少腐败。

记者问中国政府撤销了数万个临时机构协调机构的事，我说人治、官治、缺乏法治和民主监督，必然造成机构膨胀的局面。在发达国家，如果机构膨胀，多花了纳税人的税收，政府官员马上下台。中国如果能杜绝收费，规范收税，严格财政预算，取缔预算外收入，那也能控制住机构膨胀。

凤凰URadio连线法治与经济增速，我（胡星斗）说我提出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法治将逐步改变权力经济、官场经济的腐败、浪费的现状，也将降低交易费用、制度成本，比如尽管美国的人力成本高，但是它是法治国家，不用担心公权力侵犯私人利益，不用行贿，不用拉关系找领导、天天喝酒，所以资金大量回流美国，企业家愿意在法治的环境下 做生意。法治不一定带来经济马上提速，而是改善预期，增强投资信心，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记者问中澳合作抓贪官的事，我说中澳有引渡条约，也可以通过先民事诉讼后刑事通揖等办法引渡。中国也在加强护照管理，杜绝假护照、假名护照。

亚洲电视采访昌平世界最大烂尾楼，我（胡星斗）说匆忙上马，缺乏像样的可行性评估，城市规划频频更改，对土地开发缺乏严格管理，经商环境法治环境恶劣，三分之一项目失败、三分之一项目不能达标合格、三分之一基本成功，这是中国的工程现状。

记者问反腐败对于外资的影响，我说反腐败、反商业贿赂由于降低了商业成本、交易成本，所以对外资企业是有利的。因为淮橘成枳、水土改变而导致行为改变，外资在中国容易进行商业贿赂，需要与内资一样对之反腐败。

记者问小官大贪，我（胡星斗）说关键是权力的含金量太大，解决之道是村务公开与村级民主。村务公开必须公开到项目一级、每一笔支出，而且村民要有后续监督、罢免等权力。新世纪以后，村级民主倒退，这是小官巨贪的根本原因。

电视记者问政府追逃贪官的「猎狐」行动，我（胡星斗）说中国外逃贪官18万至20万人，需要多种方式追逃，中国与大多数国家没有引渡协议，但是可以通过司法合作、外交协议、个案谈判、先民事后刑事、民事起诉等多种方式追逃。美国加大了对于外来移民资金调查的力度，发达国家已经不是外逃贪官的天堂。

记者问户籍改革对城乡居民的好处，我说短期内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可能存在强征农民土地的坏处，但是从长远说如果户籍改革配合以土地改革、城乡社会保障的统一、拆除城乡相互隔离的栅栏，那么农民获得较多的土地补偿款、带着财产进城，享有城市福利待遇；城市居民可到农村居住创业，小产权房合法化，城市房价下跌，大量资金拥入农村，带动农村发展，最后城乡双赢。

记者请评论彭博社等媒体的测算：中国反腐败短期内虽然使得一些行业萧条，但从长期来看反腐败降低了企业成本，预计到2020年可以为中国产生700亿美元的红利，相当于斯里兰卡的国民总产值，我（胡星斗）说反腐败从长远看肯定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从理论上讲，反腐败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制度成本，以前三公消费每年上万亿，制度成本过高，现在节约出来的钱可以用来投资或者改善民生。从实际上讲，发达国家都是廉洁的或者相对廉洁的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是腐败的或者比较腐败的国家，国际透明组织即国际反腐败研究组织有许多这方面的结论，廉洁指数高的都是发达国家，这也说明只有政府廉洁了，制度成本降低了，经济才能持续发展，才能上升为发达经济体。

记者问公务员是否应加薪，我（胡星斗）说在工资透明化、减少灰色收入与腐败收入、消除特权福利与官僚主义的情况下，对于民意考评优良的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应当大幅度加薪，同时像发达国家那样，医生、教师、法官、检察官都是高工资，而且非常廉洁负责。

记者问刘铁男被审判的事，我说在中国，贪官倒台具有偶然性，如果有独立的反腐机构，如我与童英贵律师在“'反腐败法”专家建议稿中提出的设立独立的“国家反腐败总局”，由现监察部、检察院反贪局、预防腐败局等机构合并而成，垂直管理，那么更多的“刘铁男”将会被查出。合理、科学、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制度建设更加重要。

电台连线中国计划生育35周年，我说中国的问题仍然是人多、人均资源少，计划生育有成绩，但两胎比较合理，可以解决独生子女的人道困境。未来中国应当拿出更多资金也有能力每年拿出几千亿资金解决国民医疗、养老问题，只要社会保障完善了，计划生育可以取消。

记者问中国外逃贪官4千人卷走5百亿美元的事，我说这是十年前的数据，现在的数据大概是外逃贪官2万人卷走数千亿美元。很难说由于反腐败，贪官外逃更多了，因为中国在官员护照、资金异动调查、裸官管理等方面更严了，以后中国还应建立裸官、关键岗位人员出境的灰色名单制度。不是黑名单，因为还没有证据说他们犯罪了或者准备潜逃。

记者问美国反洗钱调查对中国的影响，我说美国早就出台了海外反腐败法案，这次对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等人的反洗钱调查，对于中国反腐败也十分有益。虽然中美之间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但中美在合作反腐败反洗钱方面已经建立了机制，越来越多的贪官被遣送回国。（完）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