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三十九) 全文约3494字,预计阅读需要7分钟 正文: 记者采访小区共有产权,我说业主一般都不知道小区的底商、配套建筑甚至草地、道路都属于业主投资的共有产权,应当由业委会民主处置,收益归全体房主。物权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未来房产证上应有专页标明共有产权面积和图片。有些地方政府如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文件下令「收缴」、「没收」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是违法的,我希望有关政府纠正错误、带头守法。法治的最大障碍是政府违法而且拒绝纠正。 记者请评论废除计划生育、奖励生育以解决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的论调,我说首先要弄清人类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经济发展还是为了国民幸福?如果为了经济发展,那就要奖励生育,让中国永远有廉价劳动力,如果为了国民幸福,应当允许生二胎,但基于西南西北还有大量贫困人口,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还是不能鼓励生育!中国应当大幅度提高社保医保水平,让人民有尊严地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哪怕牺牲经济发展速度也值得!每当电视中出现天灾人祸时我非常痛心中国农民的悲惨遭遇,破旧的房子连6级地震也会砸死很多人,因为没有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因为没有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网,中国农民太可怜了!中国紧要的是让全体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完善社会保障,让民众有尊严地生活,而不是多生小孩!人口老龄化在欧洲日本都存在,中国迟早也要面对,只要国民像欧洲人日本人富裕就行。美国没有人口老龄化,因为它接纳了全世界的年轻人,中国如果有美国的胸怀,那还担心什么老龄化。 记者问山西又有两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的事,我说山西是经济落后省份,经济结构单一,基本只靠煤炭生存,长期以来经济改革没有显著效果,属于改革开放落伍地区。商人依靠官商勾结成为巨商大贾、亿万富翁,官员则依靠权钱交易寻租牟利、富甲一方。山西存在着典型的官商勾结网,是权力资本化的生动写照。 北京广播电台采访户籍改革,我说90%的农民不愿意成为城市居民,应当尊重其意愿。未来必须拆除城乡之间的栅栏,鼓励城市人到农村购房、创业从而带动农村发展。城市人可以自由到农村去,农村人也可以自由到城市来,都享受平等待遇。 日本纪录片采访中国城市化,我说中国城市化的门槛太高,不仅户口审批,而且农民买不起房租不起房,几乎没有社保医保。地方政府应当大量地为农民建造廉租房;应当让农民带着财产进城,被征地补偿标准从现在的占土地出让价值的2~5%,提高到50%,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 记者问不动产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意义,我说表明不动产登记在全国范围正式铺开,不动产登记的准则、步骤、做法将统一规范,房产税开征的日子将越来越近。 电视采访户籍改革,我说现在世界上只有中国、北朝鲜等三个国家实行二元户籍制度,中国现在必须改革以顺应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要求。即使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也可以先废除二元户籍,然后按年限取得不同级别的福利、社会保障等权利,最终实现同城同权。 记者问金融领域腐败窝案,我说目前中国金融领域高速发展,大力改革证券市场、债券市场,发展民营银行、小额贷款、网络金融,同时也给某些官员以寻租的良机。中国发行了120万亿的货币,银行资产也有上百万亿,金融领域自上而下的监管不力,也没有来自民众、股民的有效监督,所以腐败肯定严重。 今天网易访谈户籍改革,我说城市化是城乡双向互动过程,不仅是农村人口迁往城市,而且应当鼓励城市人口到农村居住创业,不应像中国过去那样通过户籍使得城乡相互隔绝、城市像孤岛那样发展,最终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市人到农村居住创业,城市房价才能降下来,农村的学校医院基础设施才能带动起来。 记者问为什么要取消蓝印户口,我说蓝印户口出于卖房、招工、高考移民等需要,户口异化为牟利的工具,容易滋生腐败。现在推行的居住证,与蓝印户口一样都属于过渡状态,但居住证通过累积加分获得正式户口,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 记者问中央部门不采购苹果手机等事,我说鼓励采购国货是各国惯例,美国也鼓励采购国货。因为苹果曝出后门软件的事,中国就更加关注通讯安全了。不过,联系到中国最近的反外资垄断而不反国企垄断的浪潮,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可能有损中国的开放形象。 记者问户籍改革与社保欠账,我说社保个人账户欠账约2万亿,未来欠10多万亿,中国社保基金仅占GDP4%左右,发达国家占40%以上。通过加大国企上缴利润充实社保基金可以解决,未来上缴比重提高到30%甚至50%。 记者问户口改革的意义,我说户口即二元户藉、固定农民在土地上的制度,本质上是皇权专制的产物,自古就有。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实现了迁徙自由、各国对中国也免签证。1951年开始在农村重建户籍,1953年在城市建户籍,1958年建立了全面户籍制度。因为不能迁徙,三年饥荒时大批的流民被抓回,饿死在户籍地。户籍改革就是要从政府管控型社会发展为政府服务型自由社会。 记者问如何防止户籍改革的走样、侵犯农民的利益,我说在各个大学都有学生给教师打分的制度,可以把这个制度引入官员的政绩评价系统中,让当地农民、民众给官员打分,分数低于60分的绝不能提拔。但也不一定是分数越高越好,因为有的官员不做事不得罪民众,分数会很高。所以既要鼓励官员做事又不能侵犯民众利益,分数太低的一票否决。民众给官员打分而非民主选举,当局应当没有顾虑。 记者问最近中国频频对外资加强反垄断的事,我说外资的确在中国的对外开放行业中垄断了绝大多数行业,利润大量地外流,但是不能仅凭日益升高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能因为中国已经不缺资本而展开反垄断,应当严格依据反垄断法,既反外资垄断,更要反行政性的国企垄断。 凤凰URadio采访户籍改革,我说的确应当防止有的官员以户籍改革为借口强征农民土地、宅基地。户籍改革应当遵循自愿、法治的原则,同时改革土地制度、官僚制度、政绩制度、财政制度,引入民主约束、媒体自由监督,以防改革异化、变形。 记者问北京部分区县為了遏制腐敗,组织退休干部等人,加強八小時以外的监督的事,我说腐败往往发生在八小时以外,发动民众监督十分重要,不存在侵犯干部隐私的问题,掌握公权力的人私隐权受到限制,仅在自己家中属于隐私。现代文明理念是普通民众无罪推定,官员有罪推定。不愿被监督,可以放弃公职。 记者问:中纪委透露在被查处之前两三天,一些腐败分子还在会所大吃大喝、与商人打高尔夫球等等,不知道正在调查他们吗?我说许多官员都是在一边腐败一边被举报中一边被提升的,他们已习惯了被调查,而且因为有后台、地位高,长期不被民主监督,故而他们忘呼所以,胆大妄为。未来只有建立媒体自由、官员财产公开、财政透明的制度才是对官员最好的约束。 记者问福喜公司、麦当劳、肯德基与食品安全问题,我说跨国公司理应模范遵守企业社会责任,合作企业应严格遵守工厂守则,中国应立即修改消费者法律,重罚食品违法企业,让其破产;鼓励消费者集体诉讼、奖励民众举报;对于监管机构的渎职、不作为、仅被动作为的现象,引进民主投票,对一把手罢免革职。 电视采访培训腐败,我说许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办有培训中心、会议中心,或者以巨额公款上EMBA班、博士班,以培训、会议、学习为名,行娱乐、腐败、权学交易之实,必须制止。培训中心会议中心甚至度假村必须一律与机关和国有单位脱钩,公开招投标拍卖,警惕囯有资产流失。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严格预算、公开透明的现代财政制度。 电台连线公车改革,我说公车改革近二十年,以前都是地方试验,补贴演变成变相福利,公车照坐。当改革改到了当权者头上时,没有监督没有民众参与的改革反而可能強化特权和既得利益。这次自上而下的中央机关带头的改革或许不一样,体现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应该可以成功。但削减了公车只是治表,只有改革特权体制、建立民主监督的制度才能治本。 记者问天津公安局长被查的事,我说说明巡视制度有些效果,但古代就有巡视制度,仍然无法遏止腐败。所以,关键是媒体的自由报道,才能预防腐败。只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进行监督,才是爱护干部,这样官员的丑行不至于演变成死罪了,媒体才狂轰滥炸。 记者问反腐败是否会导致民众抱怨、经济下滑,我说反腐败是破除潜规则、暗收入,回归秩序、规则、法治,降低交易成本、制度成本,最终提高经济收益,惠及百姓,也有可能短期内官员收入下降,某些行业萧条,但对整个社会得远远大于失,特别是如果人人守规则守法制,那将形成新的法治社会。 记者请评论某地官员在企业暗中持股以及利用权力排挤私人投资者、掠夺财产的事,我说它表明权力资本化、公权力私有化、权力经济、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一些地方正大行其道,它破坏了法治、市场经济和营商环境,应当成为反腐败的重点。(完)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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