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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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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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这本书。看到这里，他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在咀嚼的食物吐出来，顺手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扔出了窗外。接下来，他没有去成立“特供中心”，而是敦促国会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肉类检查法，并且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雏形机构。

在数十年前的美国，其食品卫生和安全也丑闻迭出。当时有人写书反映：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报告，中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达到15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巴西，居时世界首位。而发达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一般在两倍左右，日本、英国、法国约1.6~2倍，美国、德国、加拿大、韩国2.3~3倍（《经济参考报》，2011.2.10）。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家庭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是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法制晚报》，2010.5.24）。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深圳商报》，2010.12.16）。为什么中国越来越贫富分化？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是必然的现象，也符合库兹涅茨倒U理论，但是像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那还是不正常的。其原因一是中国的税收太重，尤其穷人缴税太多，中国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个税总额的10%，而美国10%的富人缴纳了个税的60%多(《深圳商报》2009.5.11)。中国穷人的收入中25%交税，富人只交了18%。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公布，在全球175个被调查的国家中，中国位于纳税成本最高的第8位，中国大陆的总税率高达77.1%。二是中国的金融国有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个人创业、新农村建设等。三是中国的房市是造富的机器，股市是剥夺穷人的机器。四是老百姓无权，纳税人也没有权利，既不能团结起来组织工会、提高工资待遇，也不能监督国有企业和政府。中国需要“纳税人革命”，纳税人从“沉默的多数”变为社会的主人。

虽然中国正在建设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是等级身份制的封闭半封闭社会。北京城的布局即是象征，它庄严宏伟，以紫禁城、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等级森严，街道对称，形成一环、二环、三环直到六环纵横各百里的封闭半封闭的布局。传统的四合院民居，“单位”的“小而全”、“小社会”封闭模式，各单位高墙林立的大墙文化，都是社会的缩影。另外，企业、事业单位级别制，分“科级”、“处级”、“厅级”、“副部级”企业或单位，甚至教授也类比于“厅级”、“处级”，院士为“副部级”等，此种学术与官本位挂钩，皆是封建等级制的体现。

建议制定阳光（财产）法案即公职人员收入与财产申报法。按照“渐进妥协、实事求是、减少阻力、消除障碍”的原则，设定5年的执法过渡期，公职人员新进、调动、晋升皆需申报与公开财产，原岗位不动可暂时不申报与公开财产，但最长期限5年，期满后或者退出公职，或者公布财产。凡主动公布财产者，财产与收入不符的部分缴纳特别税，税率约80%，剩余的财产合法化，不再追究公职人员的法律责任；凡不主动公布财产者，一旦被揭发或查处，依照有关法律惩处；退出公职者，缴纳60%的特别税，剩余的财产合法化；在5年过渡期内收受的非法财产，一律依法惩处。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官营慈善组织经常陷入丑闻之中，这并不奇怪，未来这样的丑闻还会更多，因为官营机构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好。国有慈善基金会与国有企业一样，产权虚置，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健全，缺乏责任机制，缺乏真正的竞争，管理成本高昂，财务不透明，捐款去向不公开。中国国有慈善机构的管理费比率高达10%，剩下的90%的慈善款都交给了地方政府，成为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这些钱到了地方以后到底有多少用在了扶贫救灾方面，只有天知道！而发达国家政府不直接从事慈善事业，只负责监督，他们的私人慈善机构经过激烈的竞争，其管理费比率只有3%、4%，其每一笔款项来源、流向都必须向社会公开，行业协会、民间组织也不断地发布对于慈善机构的评价和排行，激烈的竞争淘汰了那些管理费率高、管理不规范的基金会。只要中国不改变官营垄断慈善基金（尽管也有少量的民间慈善基金作点缀）的现状，那么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可能发展壮大，不可能被国民认可。为什么中国人的捐款比例低？美国人均慈善捐款额是中国的7000多倍。在15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综合指标居倒数第7位。中国慈善捐款的践诺率只有7%（《深圳商报》2010.8.20）。

官权压倒民权，国富压倒民富，官员喉舌压倒人民的声音，这是腐败与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

地方政府不是法人，也不是一级责任政府，如果放开地方政府举债，会导致大量的坏帐，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筹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还是应由中央统筹发行债券，除非我们能够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而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恐怕必须要有民主对地方官员的制约，才能够起作用。

触发中国社会动乱的因素，一是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二是基层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演变为全国性骚乱。

    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是政绩GDP化的结果，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国进民退、国有垄断特别是金融垄断、税收沉重，导致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进一步导致就业难、薪水低，民营企业风雨飘摇，所以经济滞涨也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

中国的企业主们非常不争气，只知道官商勾结，不知道团结维护自己的权益！曾成杰遇难时没有企业家出钱组织研讨会、大规模营救，大家只坐等别人说话。我本可以组织大型研讨会，但我想：企业家都不出钱、曾经被人营救者也不想出钱，那我还是不要去救企业家，以后宁愿去帮助无权也无钱的百姓如农垦农工吧。茅于轼：非法集资罪的错误在于认定向公众集资一定去做坏事。事实上大部分集资是做了利人利己的好事。由于认定集资一定做坏事，把集资办起来的好好一个企业搞垮，极大地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这条法律原来想保护投资人，结果反倒是害了投资人。我遇到过好几起这样的例子。实在叫人痛心。

农民来信：农村没有法，村支书有太多的贪官，没有监督没有人关注，长大出来的青年，要么变成痛恨社会的毛左，要么自甘堕落，要么只认钱认权，曾国藩那样农村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已经没有土壤，中国农村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就象是一个个溃败的最基础的细胞；反腐败，普及法治，实现宪政梦，漏了村支书，一切都是空谈。

农民来信：请关注中国农村，太急迫了。当前农村，太多的恶霸黑社会摇身一变的村支书，把控土地，变卖矿产，承包工程，一心捞钱，基层百姓生活一片黑暗。他们摧毁了中国农村本有的淳朴，厚道的民风；他们颠覆了每个农村出来的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挡住了公平正义在基层的伸张；他们毁掉了一批又一批本该有希望和梦想的少年儿童。（完）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