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新：从“塘约道路”重新反思“包产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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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引领中国改革潮头的“包产到户”，已经30多年的实践，可搞“包产到户”的村，无一个成为富裕村，无一个成为共同富裕的村，这到底有什么经验教训要总结？现在到了该理智和冷静回头审视，实行“包产到户”风风雨雨的时候了！

      

      何为被俞正声高度赞扬的“塘约道路”？塘约村是安顺市乐平镇一个山村，2014年夏季一场洪水让这个省级二类贫困村雪上加霜。穷则思变，在上级党委支持下，村支部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进而做到“七权同确”，全村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仅短短两年时间，就跃入小康村行列，已家家推到老屋盖新楼。可谓变化成效极为惊人！发展前景更为喜人！

      塘约村走集体化道路，才短短两年，就由省级贫困村跃入小康村。至于江苏省的华西村、山西省的大寨村、河北省的周家庄、湖北省的官桥村、深圳的南岭村、杭州市的航民村、湖北省的洪林村、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陕西省的阳山庄、河南省的南街村、云南省的大营街、天津市的西双塘村等等，这些各地的第一村、最富裕的村、共同富裕的村、社会和谐的村，都是坚持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甚至是万户农民摁血手印，坚决要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相比引领中国改革潮头的“包产到户”，经过30多年的实践，无一个成为富裕村，无一个成为共同富裕的村，这到底有什么经验教训要总结?现在到了该理智和冷静回头审视，实行“包产到户”风风雨雨的时候了!

      一、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五大效应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决裂”清楚地表明：彻底改变私有制性质，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独有的特色；致力于建立崭新的公有制，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独有的特征。为在中国建立公有制，中共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不懈的追求，仅牺牲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就达400万；在中国农村建立集体经济，是千古未有的伟大革命，是波澜壮阔和艰难困苦的伟大实践。

      1.毛主席亲自主抓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与山东等地视察，与当地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大社”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毛泽东不仅为人民公社起了名，还做了题词：人民公社好!

      1962年9月27日，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也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2.人民公社取得巨大成果。对于人民公社取得的巨大成果，突出体现三点：

      一是为建设新中国提供9000亿资金。通过人民公社集中劳动和集体分配，仅“统购统销”就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7000--8000亿元资金，算上缴纳的1000多亿元农业税，就是9000亿资金，按当时的黄金比价，至少相当于现在的70多万亿元!当年，打一场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才投入69亿元人民币，包括买苏联武器，那时的钱多值钱!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才9600亿元。我们今天应满含热泪的问一问：若没有农村集体经济贡献的9000多亿资金，怎么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要像现在的农业，不仅不收钱，还给补贴，也不投入任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那人民公社贡献就太大了！

      二是修建的水库占中国的90%左右。毛泽东时代，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征地、动迁不花钱，发动亿万群众建设了数不清的水库。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规定，坝高超15米，或库容超300万立米、坝高在5米以上为大坝，全球有约5万座大坝，其中中国有22000多座，占全球44%。全球100米以上的大坝共851座，其中中国有130座，占15%。(毛泽东时代修建的水库占中国的90%左右，占世界的40%左右)为中国抗洪防洪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广大农村提供了灌溉用水，为各个城市提供了清洁水源。最近，王岐山有个讲话，特别提到毛泽东时代建设水库，他很动情的说，若是现在来建设这些水库，我们连动迁费、征地费都拿不起!

      三是全国人民吃了三年国库的陈粮。毛泽东逝世时，我国既无内债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里留下了5000多亿斤粮，还留下了500多万吨棉花，这些实物就相当于现在的几万亿。这些留下的粮棉，都是人民公社的成果，以至1978至1980年“害的”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粮。

      3.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产生五大效应。应该说，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农村建立起人民公社，绝对来之不易，它所起的立体效应，也绝非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五大效应”。

      一是转变效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或者说，建立新中国后，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继续革命搞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就是分水岭。建立人民公社，无疑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内容和形式。

      二是发展效应。建立人民公社搞集体经济，根本意义在于要搞农业现代化。搞集体经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效益的发展，更为今后农业向机械化进军开拓出广阔空间，为大批知识青年建设农村提供载体，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运用到农村提供广阔天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再过100年也不会有农业机械化，也无法负载知识青年建设新农村。

      三是完善效应。在旧中国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地，农村组织结构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才能取代旧中国的农村治理结构。而建立人民公社则能取代几千年的农村社会模式，让广大农村有效纳入社会管理和相互帮助的体系之内。

      四是组织效应。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组织问题，没有组织的农民，那是一盘散沙。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有着清醒地认识，根本在于他对农村农民农业有深刻和清晰的认识。建立人民公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能将农民组织起来，自觉地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力军，自觉地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自觉地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五是均衡效应。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地区差别极大，城乡差别极大。如何在均衡发展中，实现可持续发展?1956年2月后，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核心讲的就是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实现平衡发展，第一个关系就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则讲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1958年出现的人民公社，作为具有多功能的小城镇，它是工业、商业、文化教育事业的承载体，也是人口聚集的节点。这对缩小城乡差别，均衡社会与经济发展，起到生长点、连接桥梁和均衡器的作用。

      人民公社不仅是政权形式，是社会管理形式，还是经济形式，行政区划的小城镇存在形式，也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毛主席在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时，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二、围绕解散人民公社引发的党内之争

       当然，人民公社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弱点，那么，是对其进行改善呢?还是彻底否认?

      1、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据调查1979年的人民公社30%经营良好，30%表现极差，40%有发展潜力也存在危机。著名美籍华人韩丁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非常难得”，这30%意味着有2.4亿人，能达到较高生活水平并富裕起来;而通过政府援助、专门指导和辛勤工作，另外贫穷的2.4亿人也能生活得很好;这也同样适用于中间40%的农民。

      在那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将偏远山区、人员分散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集体经济解散，而将经济发达地区，土地面积集中地区，集体经济强大地区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将经营好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将经营极差的解散?规模过大的集体经济，可不可以适当缩小?最终要不要解不解散人民公社，可不可以尊重农民自愿选择?

      2、中央高层意见分歧。要不要实行包产到户?要不要解散集体经济?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又长期主抓农业的李先念明确表态：“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讨论包产到户。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时任国务院主抓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尤其，1980年9月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更发生了“阳光道和独木桥”的激烈争论。黑龙江省委书记杨一辰讲话主张集体化，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省领导人的意见，很多人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充分肯定农村集体化取得伟大胜利的结论，农村集体化中出现的错误已经纠正了，希望中央在贫困和非贫困地区之间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

      4、农村改革摧毁了农村集体所有制。而从1978 年以小岗村包产到户为标志，赵紫阳等人在四川和安徽将“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扩大。1980年9月赵紫阳当总理，面对第一书记座谈会的争论，面对从上到下的强烈反对，赵紫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彻底否认人民公社，并通过“不换思想，就换人”的高压政治，坚决把废除人民公社进行到底!

      可中央一号文件明明白白写到：“要顺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可赵紫阳根本不尊重各地农民意愿，在全国强行推开否定人民公社的改革。如，大连地区经济发达，很多农村集体经济强大，农民根本不愿意分田到户自己经营。可赵紫阳在大连视察时，竟严令农村要将每一棵果树都分到个人。在赵紫阳的直接推动下，中国掀起一场消灭农村全部集体所有制的运动。

      三、“包产到户”的恶果在不断凸显

       这场农村改革不管讲的如何天花乱坠，核心就是“一刀切”的分田分地，将集体经济全部否定，将人民公社全部干黄!这场改革比当年“土改”还彻底，以致今天全国只留下两块人民公社的牌子，成了国家一级文物。

      1、小岗村分田到户给安徽带来连年减产。上世纪70年代前中期安徽一直是全国主要粮食调出省，1976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比全国高20%以上。可自1978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后，安徽1977-1980年农业无一年不拖全国后腿，第一产业GDP4年下降7%，4年内全国粮食增产12%，而安徽减产13.7%，到1980年，安徽已成全国主要粮食调入省之一，人均产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无独有偶，四川省也是如此。

      2、私有化咋没解决旧中国闹粮荒。诚如李先念所言：“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旧中国，那是实行比“包产到户”更彻底的土地私有，可为什么解决不了当时中国4.5亿人的温饱?旧中国为什么10年要9闹粮荒?至今世界有30多国家闹粮荒，有8亿多人在饥饿中挣扎，它们不都实行的土地私有化?既然“包产到户”能使占世界耕地7%，人口却占世界21%的国家解决温饱，中国的农村改革的“包产到户”经验，怎么就不能推广到非洲?

      1981年“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推广，取消粮票却是在1993年，“包产到户”为何实行了13年后，才保证了中国粮食供应?而所谓“包产到户”保证了中国粮食供应，实际是粮食缺口近30%，是用大量进口粮食来补缺粮食供应(要保证粮食安全。粮食自给率必须达到110%，现在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才80%多)，粮食安全已经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3、农业和农村经济已到了“三最”程度。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私有化开始，那么，现在的农村、农业、农民的状况如何?2013年7月，习总书记在湖北鄂州市考察时指出：“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已到了“最薄弱、最突出、最严重”的情势!中央如此用“三最”做出判断，道出了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形势，到了何种严峻的程度?

      小岗村摁手印的严俊昌终于承认“分田单干”错了：现在看来，分那‘一亩三分地’只能管温铇。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留下老弱病残管着也照管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卖给那些私老板，农民们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自已那‘一亩三分地’束縛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啊!现在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道是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4、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惊心。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农村基层单位，又是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还是具多功能小城镇，工商文教育事业的承载体，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均衡器等。解散人民公社凸显的恶果，绝对不仅仅在于农业生产，与此相关的无数农村基层政权丧失，“村霸”竟然成一道风景，劳动力无序流动造成城乡地区经济差别越来越大，“春运”已成巨大灾难，“三留”问题突出，村镇大面积出现“无人区”，农民工面临“进不去城市，又回不去农村”的尴尬，贫困户极度缺少社会关爱生活凄惨，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等等。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在农村改革中首当其冲被“一刀切”了。其所带来的诸多灾难性影响，正深深刺痛共和国的神经，正深深刺痛百姓的心。可摧毁人民公社一夜之间就能做到，但若想再建立起全国性的农村集体经济，那将是何其难哉！而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绝对进入不了国家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