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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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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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香港人不愿给大陆灾区捐款的事，我说陆港政治上的波动不应影响港人的爱心，诚然，大陆人也不愿意捐款到红十字会。大陆要建立现代慈善制度，由民间、NGO、社会组织做慈善，政府只负责监督。这样既可以建立互助互爱的公民社会，提高社会道德，又可以克服官办慈善的必然腐败、低效、官僚主义的弊端。

记者问中国男人与女人的价值观，我说中华民族是极为世俗、拜金主义的民族，男女相亲是交易；自宋朝以后，中国人的贵族精神失落了，现在的有钱人只富不贵，不但不贵，甚至无耻。由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中国人的绅士精神也丧失了，剩下的只是没有人格尊严的物质动物。

在「制度环境和企业生存发展」研讨会上，我说中国进入了新的「打土豪（民营企业家）分财产」时期，公权力侵犯私人财产的事经常发生。目前中国官员是几千年历史上素质最差的，吃喝嫖赌、贪污腐败、买官卖官最严重，古代也买官卖官，但买卖的大多是员外等虚职，古代做官的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中华民国也是重用文人、知识分子为官。但是民国以后，为官者大多是文盲或素质极差的。古代官员有法律道德约束、至少有道德约束，现在的官员没有约束了，所以今天是公权力侵犯私人产权最严重的时期。

记者问广场舞与城市管理，我说大妈娱乐健身天经地义，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夜深人静时不要扰民，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做到。关键是城市、社区要多留空地绿地，中国的公共体育设施、人均健身场地面积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可见，城市规划和政府投入不到位难辞其咎。

记者问中国企业创新问题，我说国企不需要创新，一般的民企受国企挤压没有能力创新，只有少数由权贵参股控股的民企能做大、在创新。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不允许有独立思想的环境、法治缺失、产权经常受到公权力的侵犯以至于企业主短期行为严重，这些都不利于创新。国际机构评价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排名非常靠后。

记者问儒家对于中国的作用，我说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阳.儒.阴.法的，儒.家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儒家.讲君权父权不讲人权，讲民本民贵不讲民主，讲长幼有序君臣父子各归其位不讲自由，但道家讲自由。儒家主流认同人性善，否定法治等外在强制约束，但法家肯定它，却走向了对民众的苛刑酷政而不是约束统治者。中国文化有其价值，但不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主流。中国必须超越儒家人治思想和秦始皇的法制与制度，才能迎来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更生与辉煌。

记者问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云南地震捐款，我说红会的问题是自身的体制性的问题，绝非郭美美所致。国有慈善、缺乏监督、黑箱作业，必然是目前的结局。牌子是国家的，谁会珍惜？所以大家都以慈善之名行牟利之实。

记者问防恐手册的事，我说除了发放手册，更主要的是在中小学课堂中进行防恐防暴力、逃生避险教育，我们的中小学太多的是空洞意识形态教育，太少实用知识、生产实际、技巧技能的生活教育，所学如果不能上大学，几乎无用。

记者问中国的红色旅游，我说在强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腐败现实促使一些人留恋毛、留恋文革，借红色旅游寻求上级拨款，以红色旅游为名发展经济，但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无论如何灌输意识形态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香港记者问第一个内地记者因给境外媒体撰稿而被解聘的事，我说与境外媒体大多是私人媒体不同，大陆平面媒体都是国有媒体，记者都是官家喉舌，不允许向境外媒体投稿可以理解。这是由中外媒体的不同性质决定的。

记者问向北京市民发放防恐手册的事，我说很有必要，全民参与、群众运动也是政府最熟悉的。防恐不仅是针对某些分裂主义势力，而且针对身边的暴力。当然防恐只能治标，治本还要靠民族平等、改善民生、落实自治、保障权利等。

记者问西方道德价值问题，我说中华民族是缺乏政治理性的民族，历史上不断上演死亡人数过半的王朝循环，但是没有一个人反思制度，至今中国也难逃王朝循环。一些极左人士把马列变成了死胡同，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的前苏联七十年都是在死胡同里打转，没有前途。如果不融入人类主流文明，中国没有前途。

记者问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我说我赞成维护国家安全，但是不能把民众搞得鸦雀无声，中国既要国家安全，更要长治久安；反腐败重在建立民众参与的现代反腐败制度，如果网络管理不重法治而重人治，让民众噤若寒蝉，那与习总反腐败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记者问保密的事，我说西方记者是自由记者，敢与尼克松总统叫板，调查水门事件；敢无视尼克松总统越战文件属于国家机密的警告，报纸照样连载文件。中国媒体是国有的，记者行为属于国家行为，理应保密。

记者问某地失地农民高考加分的事，我说过去下岗职工、失地农民给的补偿款非常少，没有工作，没有养老保障，完全是对于弱势群体的欺负，现在应当回头梳理一下，弥补其损失，提高其保障水平，但不能采用高考加分的方式，否则高考的公正性被侵蚀，各地会出台种种加分政策。

记者问中国社科院反渗透、整肃思想的事，我说扼杀学术自由将给国家带来灾难，中华民族成为没有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的民族。所谓「钱学森之问」--1949年以后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其实答案很简单：扼杀自由思想、摧毁独立人格怎么可能培养出大师！

香港有线电视采访北京申办冬奥会的事，我说我是反对的，举办奥运犹如戒严，到处查证，言论不自由，出行不自由，这样的奥运除了给领导脸上贴金、贪官可以借工程项目大捞一把之外，我想不起来对于民众有什么好处。除非奥运能推动中国更加开放、自由、法治，否则还是不办的好。

参加和平论坛，我提出了民间联合国（和平联合国）的构想，起草了章程、歌曲等。民间联合国歌曲「心灵辽阔」，胡星斗词：没有比心灵更辽阔的时空\没有比和平更永恒的价值\没有比大爱更美好的情感\没有比宽容更高尚的人格\心灵永恒\和平永恒\大爱永恒\宽容永恒。 天空辽阔，心灵更辽阔\时间永恒，和平更永恒\生命美好，大爱更美好\人性高尚，宽容更高尚\心灵永恒\和平永恒\大爱永恒\宽容永恒。

在中国网就财产保护公益论坛做视频节目，我说在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方面，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产权不清、侵犯财产权利的问题依然严重。财产保护公益论坛以「法治、公正、建设性、公益性」为原则，旨在保护公民财产，促进法治进步。

记者请评论美国胖子人数世界第一中国第二的事，我说美国人虽胖但国民体格强壮，而且胖子大多是穷人；中国人是富人虚胖，国民体格羸弱，调查表明青少年的体质中国人远不如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还要重喊一百年前的口号「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

记者请评论香港太平绅士大多授予了大陆高官甚至贪官一事，我说大陆官本位文化正渗透进香港.在大陆，权力就是真理，也是荣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院士大多是官员，但是官越大，有时道德越差，一般来说只有阿谀奉承、说假话的才能做大官，当然官员中也有道德高标者但极少.所以香港要珍惜羽毛，勿自毁名誉。

记者问中国环境报告之严重环境状况，我说发展中国家大多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环境状况会不断改善，这就是环境库茨涅兹曲线。中国奉行唯经济主义、唯GDP政绩观，又缺乏民众监督，环境问题必然严重。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是人心，是制度。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