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君：中国智库为何“智”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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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遇上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大事，许多冷静的人都会思考中方的对策，以及这些对策形成的前前后后，这中间，必定会联想到“智库”这个词。

　　联系最近一些事情，具体到应对步骤，我们不难看出两点不足：一是时间上缺乏必要的提前量，二是某些判断缺乏准确性。

　　其实，这不是孤立的问题，且问题一直存在，那就是，中国智库在提供决策建议时作用较弱，很多时候“智”不起来。

　　世界上最强大的智库在美国。坦率讲，中国智库在运作经验方面远比不上美国。尽管我们有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充当智库，但是，同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著名智库相比，我们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

　　是水平不如人家？不见得，美国人自己也未必这么认为。应该说，我们在研究和分析的能力层面上并不低于美国，可是，在提供的决策建议的质量方面，特别是在前瞻性上，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的差距十分明显。

　　有人说，中国智库“有库无智”，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中国智库发挥作用？不是研究水平，也不是运作经验，而是缺乏较为宽泛的话语环境，而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让中国的很多专家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于“政策解说者”，即官方政策的宣传者，至多是延申一点而已。

　　当专家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于此，其研究的外延也就基本确定，而一个封闭于官方政策内的研究者，很难说会有观点上的突破。由这样的专家组成的所谓智库，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而只是官方的参谋，确切说，是政府的智囊，而并非独立的思想者。

　　政策解说型“智库”，和美国传统意义上的智库，本质不同，两者的对话不在一个层次上。

　　对某种东西进行解说，其实就是注释，而注释的作用再大，相对于独创性的见解，也是十分有限的。

　　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注很精彩，但是，《水浒传》毕竟是施耐庵的作品，金圣叹即便有所发挥，也超不出施耐庵的江湖世界。

　　很多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的专家，他们很多也是智库学者。普通人听到的观点和见解，其实，也是他们身为智库成员的观点和见解，最多，也就是稍微“内部”一点。

　　难道他们不能在提供智库见解时，放飞自己的思想，解放自己的观点，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吗？很难，原因就在于，他们也要遵守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他们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自由，可以天马行空，发表自己的独家见解。

　　有一些框框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普通的形势分析爱好者，还是作为智库成员的专家。

　　我们的很多，甚至是绝大多数专家，都是注释型学者，这种身份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思维、视角和眼界，对其政策建议的研究成果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中世纪中后期，欧洲曾以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形成了注释法学派，对罗马法进行系统的注释研究，令《国法大全》的作用大为彰显。可是，这毕竟是对法律的研究。这种方法完全不适用于政策的前瞻性研究。

　　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是：无论国际上发生多大的事，也无论中国与之有多大联系，智库学者面对镜头，永远是平静淡然，仿佛说的是别人的事情；更为有趣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仿佛成竹在胸，都有应对的办法，即便没说出来，也要观众相信，我定会“无招胜有招”。

　　这并非是一种个人风格的展示，而是作为智库群体风格的流露，那就是，虽然身为专家学者，当面对一个重大研究课题时，研究人员首先想到的是上面的政策意见，而非问题本身，在确定了大方向后，再做一些必要的研究，或者引申性分析，仅此而已。

　　作为体制内的智库专家，即便有什么大的问题发生，他们也是居于社会中层，不会处在兜底的位置，因此，现实的考量，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政策注释型定位，让这些专家对独立性研究并不感兴趣，简言之，他们不大可能过多地去说一些上面不太爱听的话。

　　因此，所谓“无招胜有招”并不真实，实际情况是，“我并没有招，你们有招，就自己出招吧。”

　　专家有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心理对智库本身却是消极的，因为它削弱了智库应该具有的功效。上面的心理也呈现出矛盾性，他们希望得到有见地的建议，但是又不愿意这些思想者跳出自己划定的政策圆圈。

　　这就是玫瑰定律，美丽的东西，往往是有刺的。

　　从研究角度说，注释十分肤浅，就如同一个医生重复患者都能讲出的治疗方法一样，而当智库专家也秉持这样一种心态，则决策者得到的信息就十分有限，出现失误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这与建立智库的目的刚好相反。

　　对比中美智库，不难发现一个最根本的差别，即，美国智库的主流是民间智库，而中国智库绝大多数在体制内，比如政府部门、社科院、大学、军方等等，比例大约占到九成。

　　体制内专家的先天性不足，就是他们的政策注释型风格，既然人员占到九成，那么，这种注释型研究成果也就占了相应比例。以此推算，我们智库的真正创新性、前瞻性研究成果比例很小。

　　在网上曾看到一篇文章，《浅谈提升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的三个路径》，从标题看，就属于大学学报上经常可见的中规中矩的文章。文章讲到了创新运行机制、以人才为中心、培育国际影响力，却唯独没提到宽松的话语环境。

　　想想看，一个人被告知了一百种游泳的方法，但是却被告知，你只能在岸上，不能下水。那么，这些游泳技巧真的会让他学会游泳吗？

　　近些年，中国智库学者经常到国外作访问研究，很多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内。有人说，他们呆在象牙塔内，对当地社会情况并不甚了解。其实，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开放社会，除了一些军事和科技项目之外，就政策而言很难有太多的秘密，通过大众媒介基本可以了解其中的绝大部分。

　　真的有那么多障碍影响我们了解美国，了解美国决策者的真实意图吗？未必。或许，根本性的障碍来源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认清了美国的某些决策和动向趋势，但是，却无法把这种分析摆到桌面上，成为我们决策的依据，那么等于我们并没有看清对方。

　　7月14日，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联合20余家中国智库共同发起“美国研究智库联盟”，研究美国最新的政治、经济和贸易情况。这一最新举动表明，中国智库已经通过最近一系列事件看到自身的短板，并且意识到这种不足，希望通过彼此联合，来加深对美国的全面研究。

　　可是，意识到不等于能做到。这一点外人倒是看得很清楚，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对于新成立的“美国智库研究联盟”，华盛顿智库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利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有建树的智库，但是它们很难有开放社会中智库的眼界，因为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合理性、提出战略，以及为既定政策方向提供风险分析。

　　从这一角度分析，准确地说，中国智库并非“不智”，而是“智”不起来。而这种状况目前难以改变。 通过加强智库间联合，扩大对外交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分析研究水平，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专家们的注释派学者身份，而这种身份不利于智库走向成熟，更无法令其往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