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四千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谣言当事人的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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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今天，举国瞩目的凯奇莱案卷宗丢失等问题调查结果发布，顿时成为议论热点。看到一些议论，有感，想起自己前些年亲身经历的“四千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谣言事件，贴出2010年写的辟谣旧文，以兹纪念，兼供读者诸君参考，或可有所感悟。

　　所谓“四千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谣言，系声称商务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至本世纪初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卷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这条谣言起源于北京《法制晚报》2004年8月16日刊发的《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离岸公司提供洗钱便利》一文，是该报某记者采访我后所写，起因是我写的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当时在社会上、金融业内、监管部门和海外离岸金融中心引起了较大反响，监管部门和国内外业界、媒体为此来找我的不少，英属维尔京群岛财政部长等人访华时也点名找我见面谈话。结果，尽管这篇研究报告是公开出版物，我接受采访时也详细告诉了该记者可以找哪家出版社哪位编辑获得这份报告，但这位记者及其责任编辑不是稍微花点功夫去拿到这篇报告，然后哪怕是走马观花浏览一遍（报告全文不过三四万字），而是往采访报道中掺加了很多自己想当然的东西，捏造了不少我接受采访时没有讲过的话安到我头上，以至于文中基本专业知识错误百出，特别是捏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四千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没有全文交给我核对就拿去发表了。

　　根据事后查询，我发现2003年9月17日《环球时报》第一版刊发何洪泽、程刚所写《全世界抓捕在逃犯，中国外逃贪官们末日到了》一文，文中提及，早在2001年1月，新华社就曾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超过4000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带50多亿元公款逃到国外，其中绝大多数是贪官。估计《法制晚报》的“四千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就是从这里辗转抄过去的，却抄错金额和货币单位，又多加了一个零；也可能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蓄意篡改数字，并无中生有地安到了我的头上。由于这个数字更为耸人听闻，更能引人瞩目，所以一经公布便核爆炸般流传开来，在海内外广泛流传，数次掀起波澜，以至于商务部新闻办2010年4月专门通知各媒体记者否认，声明商务部不曾做过这方面研究，也没有发布过这方面的报告，我本人随后还专门写了数千字篇幅的辟谣文章，但随后数年，这条谣言仍有流传。2011年7月23日赖昌星被遣返前夕，加拿大《温哥华太阳报》等海外媒体就仍然引用了这条谣言数字，然后又被国内媒体报道。在我亲身经历的这场谣言风波中，谣言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其记者制造谣言的媒体则从这篇充满谬误的报道中受益。

　　而且，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非理性不客观心态，这种非理性心态是一谈到某些社会问题存在，就一定要把社会看成是漆黑一片，无限夸大无限上纲，似乎说得越严重、越夸张就越“正确”，在腐败等问题上尤其如此，客观因此沦为牺牲品。正因为存在这种心态，“四千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如此荒诞的谣言才能传播如此广泛、持久，当事媒体才能把一篇研究企业和居民资本跨境流动问题的报告歪曲成讨论腐败问题；正因为存在这种心态，某些热衷于渲染这条谣言的评论家们（其中不乏颇有几分知名度之辈）才不去动脑筋思考一下，商务部并非反腐败、反洗钱和外汇管理主管部门，怎会突如其来调查外逃贪官人数和卷款金额；……也正因为存在这种心态，有的“名记”做“揭黑”报道时并不是客观的记录者，而更像是编剧、导演，推动事件往其宣扬的方向发展；有的“揭黑”报道刊发后，当事记者立马宣称自己因为此项报道而挨打或遭到其它“迫害”。这类“碰瓷”求名之辈日多，而媒体报道真实性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非理性心态与行为无助于有效的监督，其得以形成并蔓延，相当一部分源于这篇文章中提及的市场化媒体耸人听闻冲动压倒客观求实原则机制，某些人、某些势力出于抹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斗争动机而给这种非理性心态煽风点火，让媒体的所谓“监督”更加偏离方向。在“四千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事件中，我2010年4月专门撰文辟谣之后，何清涟等海外民运人士很快就穿凿附会，写成大块文章“分析”出了我的辟谣文章背后掩藏着中国国内政界高层怎样的政治斗争，言之凿凿，绘声绘色，犹如从头到尾在场亲眼目睹了那些高层人士的言行活动一样。有朋友当时就把何清涟的“雄文”发给我问是怎么回事，我读后又好气又好笑，方才“知道”自己居然如此背景深厚，手腕通天。到2014年2月4日，法国广播公司和某海外民运人士做关于中国反腐的采访报道，又把我的辟谣文章拿出来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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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正因为这件事给我感受实在太深，所以我后来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还就此事作了较详细解剖。事情过去这么些年了，但那件事中体现出来的原理、规律还在一再发挥作用。贴出旧文，总结经验，供大家提高辨别能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