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协平：怀念文革的人是自虐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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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时时面临告别。告别童年、青春，告别父母、妻儿，告别家乡、学校，乃至告别人生。人生，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告别中度过的，谁也不能例外。区别仅仅在于，有的是永远的告别，有的是短暂的告别，有的告别让人怀念、眷恋，因而对这样的告别，人们总是希望来迟点，更充满对重逢的期待。有的告别就不是这样了，比如对贫困，对恐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恨不得马上就告别，永不见面。

生出这番感想，源于最近对《告别饥饿 1978······》的阅读。说起这本书，还有一个小插曲。大约是2009年吧，有幸购得这本书，是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再版的。刚刚读完，做了少许摘录，被人借走，从此再无消息，很是惋惜。一本好书给弄丢了，是什么滋味，读者不难想象。今年中秋节到北京，在长安街民族文化宫对面的三味书屋，无意间与该书邂逅，好像久别重逢的亲人，喜不自禁。到手的这本书，是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的再版，装帧设计自是与广东教育出版社的不一样。

《告别饥饿》的作者，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胡国华、傅上伦、冯东书和戴国强。书的封面上印有一行字：这是一部尘封18年的书稿。作者之一的胡国华在再版前言中，回忆该书当年“出版之不易”：“这本书初稿成于1980年，距今已近三十年。因历史的原因，此书的问世真可谓一波三折，回想起来至今仍令人十分感慨。”

为何“出版之不易”乃至于一波三折?因为该书记录了改革开放前西北部地区饥饿的真相。真相，在我们这里，总是让有些人，特别是权力场中人感到刺眼，不舒服，甚至视其为洪水猛兽。所以，《告别饥饿》能在1998年出版，能在2008年再版，真是谢天谢地。比起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在苏俄70年后才重见天日，《告别饥饿》能面世，已属大幸了。

《告别饥饿》的四位作者，受新华社总社指派。临行前，总社领导、以写《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闻名的穆青，特地把他们找去。“穆青说，他看了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的《延安调查》‘内参’，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还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他希望这次调查要拓宽视野，要深入下去，到村到户。他说，延安如此，整个陕北怎么样?你们应该实地去看一看。”为此，四位作者从1980年3月到9月，“马不停蹄地跨越晋北、陕北、宁夏的西海固、甘肃的平凉和定西等四省区的广袤土地。地域跨度之大，时间之久，考察问题之深，为过去少有。”

一部题为《告别饥饿》的书就这样形成了。书中披露的事实，是如今60岁左右家在农村的人都经历过的。胡国华在《前言》中写道：“十多年前......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开过了三年，农民们普遍敢讲话了。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着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辛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许多地方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多少年来农民倒欠集体的钱，集体倒欠国家的钱，已经走进又黑又长的隧道而苦无出路。......一家人连多养两只鸭、三只鸡，多栽几棵树的一丁点自主权，都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叫他们到哪里寻找生存的空间?!这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举国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非命的主要教训;这便是十年‘文革’我国农业频临破产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城乡人民生活中......不得不凭票限量供应的艰难之所在。”

在书中，作者记录了因为唱《东方红》而为国人熟知的李有源家的情况：“我们去李有源家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妇。她告诉我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作者还写到当年曾接待过毛泽东的高文秀家。高老汉“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个入党45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老汉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陪同记者的公社副书记老雷说：“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苜蓿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来吃了。......差不多人人面黄肌瘦，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当问起1935年毛泽东来村里那阵儿，“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食，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以至于一个几百口人的小村子，能够供应毛泽东率领的一支队伍，在村里吃住二十多天而无匮乏之虞。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书中对今昔两重天的记录，使受“万恶的旧社会”“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教育几十年的我，一时糊涂了，搞不清什么是“万恶”，什么是“万好”，哪个是今天，哪个是昨天。

如今，书中的主人公们和中国大陆的大多数人一样，终于告别饥饿。对这样的告别，只要是一个神智健全的人，应该高兴。但中国的事情往往很复杂。比如，对产生了如此饥饿的年代，有人至今充满无限的怀念和眷恋。这就不好理解了。难怪有人建议，真该搞一块特区，在这个特区里，还是计划经济，还是“一大二公”，还是实行少得可怜的定量供应，并凭票证排队购买;还是阶级斗争为纲，整天打打打杀杀杀，批批批斗斗斗，来回折腾。一句话，把那个年代的一切都克隆下来，让怀念那个时代的人统统进去，尽情享受幸福和快乐。我敢保证，除非是自虐症患者，没人愿意踏进这个里一步。

至于对那段历史刻意进行隐瞒、歪曲，甚至用核爆等类似例子为其涂脂抹粉，就更等而下之了。他们配不配做一个正常的人都是问题。

应该感谢《告别饥饿》的作者，感谢人民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当然，顺便说一句，还要感谢做了同样努力的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先生，他也一秉记者的良心，以一己之力，对1960年代饿死3700多万人的人间悲剧，做了严肃的负责任的调查和忠实记录，形成上下两大卷的《墓碑》巨著，所可惜者，该书只能在香港出版。类似的著作还有一些，都值得中国人为作者深深鞠上一躬。有他们的书在，便能使我们特别使我们的后人知道，原来我们还有那么不堪的一页，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书写的一页，是越穷越光荣的一页，是为了什么高标的主义、原则而不惜让人陷于饥饿、恐惧，以剥夺人之为人的体面和尊严为代价的一页，从而当遇到王伟光们歌德时，遇到官家的煌煌宝典史书时，不至于为他们所欺骗。皇帝的新装，不只是个寓言。尤其还能使读者保持一份清醒，而不至于在告别饥饿后，咋咋呼呼，一如陈光标，到处摆阔。

《告别饥饿》给我最大的启迪是，告别了饥饿，但万万不能告别教训。牢记历史教训，就要求我们，还原历史真相，保持历史记忆，坚决拒绝遗忘，哪怕真相多么难看，哪怕记忆多么痛苦。唯此，以史为镜，不蹈覆辙，让历史照亮未来，才不至于变成一句空话。历史这面镜子，不应该是模糊不清的，不应该是哈哈镜，更不应该刻意把它打碎，或者把它刻意藏起来。章东磐先生在《父亲的战场》序言中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儿不嫌不丑，我们要是祖国的亲儿子，就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把含铅的脂粉抹在娘亲脸上，那疮疤是长在母亲肉上的。耻辱是最好的镜子，今天的我们最好在这镜子前仔细地凝视片刻，辨认一下，那其中有我们的影子吗?”

这就需要有更多的人，特别是有幸搞文字工作、历史研究的人，去做擦亮历史这面镜子的工作。礼失求诸野，同样，史失求诸野。从饥饿年代走出来的人多还健在，他们有的是刻骨铭心的经历，把这些记录下来，整理出来，不仅义不容辞，而且时不我待。在这一点上，看看为挖掘、整理抗战民间史、田野史而做出巨大努力的章东磐、孙春龙等人，面对一个个抗战老兵相继离去而扼腕而顿足，就知道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多么重要而紧迫。我们总不至于要等后人去对当年的饥饿历史做考古性的调查研究吧?对我们当代人，这无异于犯罪。不错，做这方面的工作，也许不受欢迎，写出的书也许不允许出版。这是《告别饥饿》作者三十多年前就想到和遇到的，但是，他们还是接过了这个烫手的山芋。他们知道：“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是也很有一些流传于民间、藏之于名山而被保存下来的著作，至今仍熻熻发光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