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二月河：一个好皇帝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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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河不属于这个潮流，但也没有和这个潮流正面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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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真不是个好年头，去世的文化名人太多了。

　　在最后一个月，还有15天就要进入2019年的时候，二月河去世了。

　　提起二月河，也许00后对他有点陌生，但年龄再大一点的人，就不会不知道他，即便不熟悉他的小说，也会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最低限度，也会听过韩磊那高亢、豪迈的“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二月河1945年出生在山西昔阳，本名“凌解放”，二月河自己解释过这个名字的来历：“那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上党战役中我们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所以我叫解放。后来日本人采访我问了同样的问题，我说，那一年日本人投降了，呵呵。”

　　后来为什么又叫二月河呢？

　　他说：“我的小说写的是三四百年前的事，凌解放这个名字虽好，但和这种古典题材不太相称，我舍不得改名，就想到了二月河。‘河’特指黄河，二月的黄河正是凌汛，冰凌解放，万排齐发向东一泻而去，非常壮观。这同时暗含了我的原名凌解放。”

　　可以想见，二月河曾经身为老八路的父亲母亲，对中国革命是高度认同的，所以为他取了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名字。二月河成年以后，也继承了这份认同，“我舍不得改名”嘛！比起那些精明势利，时过境迁之后就把“援朝”换成两个同音字，把“文革”改成“文迪”一类朝秦暮楚的货色，二月河要值得尊敬得多。

　　02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二月河成为“新时期文坛”上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

　　二月河是1984年开始创作的，这一年，他已经40岁。

　　八十年代中期是一段很特殊的时光，一方面，伤痕文学已成强弩之末，另一方面，以莫言为代表的“红高粱文学”正在崛起。

　　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在《人民文学》连载，引起极大轰动；1987年，莫言担任编剧的电影《红高粱》上映，1988年，《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从此之后，莫言、陈忠实等代表的文学潮流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主流，至今依然。

　　这个文学潮流，概括起来说就是自由主义历史叙述的文学化表述，即把中国自身的传统，无论是革命传统还是古典传统，都表现成愚昧的、疯狂的、野蛮的、荒谬的、不道德的、性无能的、性压抑的、前现代的，进而暗示中国走向西方的必然性、正当性。

　　03

　　二月河不属于这个潮流，但也没有和这个潮流正面对抗。

　　二月河选择“重新讲述皇帝故事”这样一种独辟蹊径，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已经被莫言、陈忠实们踩进烂泥，贬得一钱不值的中国古典传统，做了一个肯定性评价。

　　莫言、陈忠实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改编的影视作品，在普通读者、观众中的影响力都不能和二月河相提并论。

　　但耐人寻味的是，二月河却一直被主流文坛所蔑视和排斥，西方更是对他不理不睬，而对莫言、陈忠实则青眼有加，并慷慨地赠送给了莫言一份“诺贝尔文学奖”。

　　厚此薄彼何太甚？也许我们反而能够从中窥见一点二月河作品的价值。

　　04

　　二月河用他多达500多万字的“帝王系列”，阐释了一个他心中的发现：一个好皇帝是完全可能的！

　　而如果有了一个好皇帝，则创造一个盛世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中国的革命话语中，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始终是批判、否定的对象。在中国传统话语中，对皇帝也有“其（皇帝）既得之（天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黄宗羲）的严厉批评。

　　所以，二月河做的其实是翻案文章。

　　以雍正为例。过去雍正在人们心目中阴狠冷峻，睚眦必报，暴虐杀戮，抄家抄得文武大臣人人自危，逼死亲生母亲，兄弟们也或杀或黜或圈禁……

　　但在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中，雍正则勤政、爱民、能干，心忧天下，夙夜在公，是少有的勤、正、善、公，体恤为民的好皇帝，堪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的承上启下者。

　　《雍正皇帝》被拍成电视剧《雍正王朝》播出后，一时万人空巷，唐国强塑造的雍正皇帝形象深入人心，民间甚至有“雍正书记”的说法。

　　《雍正王朝》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播出的，根据二月河的另一部小说《康熙大帝》改编的《康熙王朝》则在新世纪初年播出，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功。

　　二月河系列作品的巨大影响力，重塑了皇帝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被莫言、陈忠实们涂抹的斑驳陆离的中国历史，为其后不久浮出水面的“中国道路”理论，营造了一个很好舆论和文化的氛围。

　　难怪自由派批评家朱大可会对二月河的作品切齿痛恨，给了一个“帝国小说”的恶谥，称他为“民族主义和专制国家主义展开了互抹口红的劳动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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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河的创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个意义就是当革命文艺退潮，带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河殇”文艺以浊浪排空之势奔腾而来的时候，二月河用他特有的创作实践，为中国古典传统建立了一个免于被文化虚无主义完全淹没的“土围子”。

　　他和莫言、陈忠实的创作构成了某种张力和平衡，他不是对“红高粱”文艺的反击，而是一种辩护和死守，由于他的存在（当然不仅仅是他的存在），文坛终于没有成为莫言们的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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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二月河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无论如何，“好皇帝”都不能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最终出路；无疑，靠主动自我阉割，变性为西方的文化、经济殖民地也不是出路。

　　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无论有怎样的艰难困苦，我们都不应该放弃这样的目标。

　　康熙皇帝活到68岁就可以了，他不能再活500年，皇帝治下的生活是令人窒息的，时间和未来都应该是属于人民！

　　凌解放，二月河，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祝他安息，希望他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