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减税，美国要干什么？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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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减税？

　　美国减税是针对中国吗？不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人家减税为了自己的经济，关中国啥事？但这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全球经济的“大哥大”为恢复实体经济强度而巨幅减税，必然产生政策外溢效应，首当其冲就是包括德国、日本、中国这些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所以，说这样的政策是针对中国也并不为过。

　　实际上，特朗普在竞选之时就打出增加就业、改善基础设施、发展实体经济的招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主张，让希拉里多少有些显得暗淡。而这一切都与2008年金融危机密切相关，那时人们清晰地看到，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弱化，经济空心化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主张，一呼百应，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是在奥巴马的基础上加了个“更”字，从这一点上看，共和党和民主党其实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而美国国家战略也不会因为总统换届发生重大变化。

　　现在看美国，它们已经为实体经济在美国快速成长构建了“非常美妙的环境”。股票市场会因为减税给上市公司带来的利润预期而继续上涨，这使得美国企业股权融资显得非常便宜；尽管有加息动作，但因为美联储“只是要把极度宽松转变为正常宽松”，所以美国极其缓慢而审慎加息过程，会使美国长期保持低利率金融环境；更何况，减税一把压低企业15%的税负成本，加息导致的企业财务成本上升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况且，在美国股市连续7年的上涨过程中，美国企业的债务负担已经获得了必要的释放，现在美国企业债务率已经大幅降低。

　　低利率，低税率，美元贬值，这都将带来美国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这不是实体经济非常美妙的经营环境吗？不管这其中还有多少不能尽如人意的方面，但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很美对吗？

　　反观中国，利率不断上涨，企业财务成本不断提高，尤其是金融短期化导致中国金融市场资本稀缺，价格过高；加上税收刚性，部分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类企业因增值税而实际税负上升；房价高企，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以致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涨。我真看不清中国制造业生存环境还有那些优势可言。华为迁出深圳，曹德旺等迁往美国本土，其实都在向我们发出警示，如何避免中国实业资本大规模流失？如何避免中国经济空心化？应当说，这其实很成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做好准备了吗？对美国减税是否已经有了应对的预案？有人会说，你这是废话，这么大的一件事，而且已经预热很长时间，中国能没有准备吗？好吧，我但愿自己的担心多余。但我也确实不认为自己是杞人忧天。因为，我在各种研讨会上听到许多“不相信美国会大规模减税”的言论，有些还是“大智囊”的振振之词。在他们看来，美国减税意味着立即加大美国国债的发行力度，谁会去买？有钱买吗？美国国会会批准政府继续放大国债发行吗？

　　这些的确是问题，但美国国会恐怕要比我们国内学者的计算细致而精准多了。因为他们会算长期的账，美国历史上的三轮减税，不仅没有使国债发行失控，反而渐渐提高了政府税收。这就是著名的“涓流理论”，经济学家拉弗对“税率和税收”的关系给出了“钟形曲线”，认为税率过高、过低都会导致税收减少，只有在适度区间内，税收才会达到最大。尤其是目前情况下，国际实业资本剧烈竞争，在此前提下，大幅减税之后的美国实业资本、股权资本竞争力会大大提高，目前看不到美国税率过低的问题。

　　中国有能力跟随美国减税吗？难，很难。毕竟全社会依赖政府去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那怎么办？我认为，大幅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更是当务之急，不仅比修改税法来得要快，而且减负程度比减税更有空间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