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诗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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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中国诗词的缺陷

作者：胡星斗

导读：

　　中国古代诗词受到民族性的影响，尽管成就巨大，硕果累累，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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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国古代诗词受到民族性的影响，尽管成就巨大，硕果累累，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一是中国诗词过于重抒情轻叙事。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古诗词多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表达平治天下的志向和发泄仕途失意的牢骚之作，因此，抒情性很强，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相对而言，叙事成分、思想性就显得不足。如唐寅之“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陈子昂之“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洪秀全之“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等等都是儒家情怀的抒发；又如屈原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李白之“弹剑作歌奏苦声，曳居王门不称情”，陆游之“万事只能催白发，百年终是卧荒丘”，唐寅之“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抒发了不平之胸臆。即使象著名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也是有着浓重的抒情色彩而思想性相对贫乏的。而西方的诗歌，如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唐·璜」以及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荒原」，都偏重于以诗歌形式叙述一个神奇、精彩的故事。

　　中国古诗的另外一个缺陷是，它过于重意象轻议论。中国诗词要末直抒其志，要末隐喻内心，很少有对事物的评论和分析。唐诗宋词都比较讲究比喻和象征，籍之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愫。如屈原的诗“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就是以鸷鸟比喻自己；唐寅的咏鸡诗“铜壶玉漏金门下，多少王侯勒马听”是以“王侯勒马听”来象征自己的才干；杜甫的诗“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则是以美人自喻。诗歌的这种形象思维方式非常适合于在抽象思维方面比较笨拙的中国人，这可能就是中国之所以成为“诗国”的原因。现代西方人开始学习中国人的这种作诗方法，在欧美各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象征主义诗歌流派就主张学习汉诗的借用外在形象表达内心的做法。                                                                                                                                                                        

　　中国诗还重感觉悟性，轻历史跨度。中国人擅于捕捉瞬间的感觉而成篇章，许多名篇都是微妙的悟性的结晶。如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王维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李商隐的“留得枯荷听雨声”，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以及宋祁的“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等等都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美好感觉的抒发，这里虽然没有气势恢宏的历史，却打动了无数吟诵者的心。而西方诗歌的历史感更强，比如《伊利亚特》根据历史传说描述了特洛伊战争。类似这种历史传奇的诗歌在中国极少，名篇《长恨歌》等也只重抒情而没有故事情节。

　　中国诗词还有一个缺陷或者说特点是重功名轻爱情。诸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百万兵”，“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身到凤凰池”，“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等，歌颂向往的都是功名，很少有人写爱情。儒家传统视谈情说爱为纨绔子弟所为，不是一个大丈夫溢于言表的事，所以，爱情诗自《诗经》以后便难以为继了，偶尔有人写几首，也是因为仕途无望而“自暴自弃”，就像柳咏自嘲为“奉旨写诗”而沉迷于“靡靡之音”那样。《诗经》、唐诗中还有几首含蓄的情诗，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唐朝白居易有《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李商隐有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到了宋朝以后，由于受到宋明理学的束缚，要“存天理，灭人欲”，使得只有像李清照这样的女子和柳咏这样的颓废者才敢歌颂“情”，明朝以降，则情诗在中国灭迹了，而此时正是西方人性解放的时期。

　　中国人不讲爱情，却讲功名，功名失败与其说对个人是个损失，毋宁说对社会是个贡献，因为以诗来吟咏个人的悲愤之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绝招，所谓“诗言志”是也。在现实中受挫，并不能真正打击崇尚“文死谏，武死战”的儒生，相反，他们还要以诗抒发高傲、壮烈、愤世嫉俗之情，不忘流露中国人的乐观心态，绝对摒弃西方人面对炼狱和地狱时的悲壮心情。

　　与这种功名主义之不同，西方人的骨子里则渗透了个人主义，因此，诗歌也是多表现个人，并给爱情以特别重要的位置。诸如普希金、海涅、拜伦、雪莱、裴多菲、布朗宁夫人、莎士比亚都以其爱情诗享誉遐迩。

　　还有，中国诗词由于十分强调音韵美、对仗工整，以及有字数的限制，这在客观上限制了作品的容量，使之不可能如同西方自由诗那样篇幅巨大、含量丰富。中国古诗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一首诗只抒唯一之情，只述唯一之事，一方面显得朗郎上口，易记好背，另一方面又显得单纯，缺少博大的思想。

　　客观地说，古代诗家的确出现了不少好的作品。谁不会吟诵、欣赏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欧阳修词：“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叶李诗：“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黄景仁诗：“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袁枚诗：“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白”；郑思肖诗：“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马致远曲：“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些诗的确很美，可又总给人舞文弄墨、雕虫小技的印象。中国没有出现类似于西方的《神曲》《浮士德》《失乐园》等博大精深的作品。

　　陶渊明、李白、李商隐的诗尤其成为中国诗的代表，陶渊明之天人合一的情怀、李白之浪漫气魄、李商隐之晦涩哀怨为人津津乐道。可是从思想性来说，他们的作品也大多苍白无力：陶渊明只是演化了庄子的思想，李白只是集儒、道、墨气质于一身，李商隐只是所谓“亡国之音”的作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