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沙：“金鸡”撞“金马”，台湾电影自己亲手丢掉最后的脸面

评论网

　　6月17日，中国电影家协会和厦门市政府联合宣布：第二十八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定于11月19-23日举行。23日这一天按惯例将上演最重要的环节--颁奖典礼。

　　当天大多数网友就算看到这条消息，反应不过是”哦，知道了“，一般要等于临近开幕那段时间，才会掀起一波红毯热浪，慢慢抓住大家的眼球。

　　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淡定，台湾省当天的反应是：”好气哦！被撞了！“

　　《柿油时报》，三粒新闻网等绿营媒体立刻上纲上线，大肆进行政治议题炒作，将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间安排说成是”抵制“金马奖，因为金马奖是在11月23日举行。

　　绿媒还说，撞期就是要逼艺人们选边站，明星们只能选择厦门或台北，因此这就是杯葛金马奖。

　　金马奖真的很了不起吗？除了台湾省内将它当成至高无尚的文化品牌，对明星来说只是增添身价，增加曝光度的场所，拿奖固然好，陪座也不失风光。

　　其实两岸电影人都知道2018年金马奖颁奖礼上发生了什么？一位省内纪录片女导演在发表得奖感言时，公然掺杂进了”台独“私货，希望台湾变成一个”国家“。

　　绿营当时不但不指责她将金马奖当成挑衅”一中“的场所，反而赞扬其柔弱但有”勇气“。

　　台独这股妖气一旦侵蚀到金马奖，等于宣告金马奖正在走进坟墓。

　　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间安排不是问题。问题是台湾媒体炒作这个话题有意义吗？

　　说对撞显得激烈了一些，准确地说，应当是金鸡百花电影节不想再刻意避开金马奖。

　　给你让道是情面，走自己的路是道理。脸是金马奖自己丢掉的，去年如此嚣张，今年又何必扮可怜？

　　实际上，丢掉的不仅是金马奖的脸面，而是中国台湾电影最后的脸面。

　　金马奖，既然民进党团队要将它政治化，那就不妨说说台湾的政治与电影。有许多掩盖在历史尘埃中的事物，已经很少为人所知。

　　90高龄的台湾著名导演李行，在台湾文化部门18日为其举行的祝寿仪式上突然发飚，他说中国电影协会不自量力，金鸡百花奖根本拚不过金马奖，呼吁大陆金鸡百花奖主办单位改期，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

　　大陆电影界对李行是十分尊重的，5月25日”李行电影展“刚刚在大陆举办，李行自己也从台湾赶来，讲了一些得体的话。没过几天，李大爷就动了肝火。对他我不想过多评价，只能说他老糊涂了。

　　金马奖，李行是第一批受益者，1962年蒋经国设立金马奖，时间定在10月30日，因为31日是蒋介石生日，名曰文化电影界为老蒋暖寿。金马非马，而是从金门，马祖两地各取一字，以示反攻之意。

　　1963年李行拍了第一部国语片，1964年他凭着《养鸭人家》获得第3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一举成名。

　　但1964年这一届金马奖却没有举行典礼。这段历史曲折，几乎就是金马奖不可说的秘密，差点有人人头落地。

　　我喝口茶先，再慢慢写这件往事……

　　李行是1930年出生于江苏，1948年随父去了台湾，当时比他更能资格成为台湾电影旗手的是女导演崔小萍。但两人在1964年金马奖风波之后，命运有了天地之差，一个成为影界红人，一个被判重刑。

　　崔小萍1922年1月10日生于山东，才女一枚，能编能导能演，台湾光复后，1947年她随上海剧团去台湾巡演，并留在台湾发展，1949年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担任导播，1959年拿下亚太电影节最佳女配角，同时要为台湾各重点艺校担任教职工作，并成为电影导演，像琼瑶的《窗外》（黑白片）就是她执导的。

　　1964年6月12日，马来西亚华侨，香港电影大亨陆运涛率团前往台湾参加”亚太影展“，这是台湾首次得到该影展举办权，全省上下极为重视。陆运涛的国泰电影公司是东南亚最大电影公司，他还拥有香港的电懋电影制片公司，资金极为雄厚。

　　国民党如果能与他合作，将大大提升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的文化号召力，所以他抵达中国台湾后，陈诚为他设接风宴，蒋介石夫妇与他会面。

　　陆运涛父亲陆佑是南洋富商，一直资助孙中山，政治立场亲国民党，所以双方合作没有什么障碍。

　　6月20日影展结束，陆运涛夫妇与多位港台电影大佬前往台中雾峰参观暂时保管于此的故宫国宝。同时，发出六百张请柬，邀请台湾要人到台北圆山饭店赴宴，以答谢地主款待。

　　由于赶时间，陆运涛一行人搭乘飞机去台中，看完国宝后，再坐5点35分飞机赶回台北，结果在回来途中，飞机升空五分钟便坠毁，机上50多人无一生还。

　　这起悲剧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在东南亚及全球华人地区的文化战布局，而香港的邵逸夫则摆脱了最大的竞争压力，陆运涛和他手下的电影大佬们如果在香港，邵氏无论是财力人力，政治资源都难以与之抗衡。

　　邵逸夫是幸运的，当天他也是要跟电影大亨们一起去台中看国宝，结果临时有事先回了香港，6月26日又回到台湾，不过，参加的是一场葬礼。

　　1964年第三届金马将因此停办。

　　台湾情报部门，警备总司令部，地方警察全部投入调查起案，国民党不相信这是一场意外。

　　突然有人向台湾当局写了一封信告密，信中指出是崔小萍在飞机上安放了炸弹，而且据多年观察，崔小萍是卧底在台湾电影界的共产党员。

　　这封信提供的材料足以置她于死地，而此人必是崔小萍电影界同行和好友，因为它十分了解崔小萍的历史和生活细节。

　　国民党特务没有立即抓捕崔小萍，而是让她继续拍摄《窗外》，暗中收集证据。

　　飞机坠毁案现在也是扑朔迷离，比较可靠说法是当时是有国民党军官要劫机投奔大陆，造成机舱枪战，飞机坠毁，龙应台也持此观点。

　　1968年5月27日，国民党情报人员突然逮捕了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崔小萍，高压审讯到6月8日，把四年来收集的”证据“一一摆在她面前。

　　崔小萍承认自己在1936前与中共有联系，领导她的中共党员叫刘厚生，1947年带剧团来台湾演出也是刘厚生。当时在台北演了《雷雨》《万世师表》《续弦夫人》等反映阶级斗争的剧目，显然是为”匪“宣传。

　　崔小萍幸运的是任何实证，全部是旁证，佐证，如前夫的，同事的，朋友的。而刘厚生人在大陆，国民党无法前去对质，以证明存在组织关系，这样，崔小萍虽然受尽折磨，但逃过死罪。1970年6月30日。台就警总判处她14年徒刑，全部财产充公，1977年特赦，直到1998年才推翻此案。

　　崔小萍本来应当是那些年的金马奖舞台主角，却因为通共被捕，无论如何辩解，都必须判刑。借她一案，台湾电影人个个服服帖帖。

　　金马奖也彻底成为文化战的工具，1987年解严后，金马奖艺术气息得到了更多显现。但台湾当局自恃经济发达，市场广阔，仍然以电影作为政治工具，逼港台电影明星不得与大陆接触。

　　轻则取消片约，重则彻底封杀，如梁家辉因为到大陆合作拍戏，直接被断了生路，只好摆地摊谋生。

　　2017年3月11日，崔小萍在台北去世，已经德高望重的李行（右边握手者，左边是孙越，今年去世）以她最好的朋友身份出面召集治丧委员会。

　　李行等人还活在八十年代那种优越感中，2018年大陆总票房是609.76亿，而2018年台湾票房冠军《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是2.2亿台币（约4900万人民币），全部加起来不到10亿人民币，约为大陆60分之1。

　　到底是谁自不量力？给脸不要脸，非要把”台独“请上颁奖台？

　　电影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产业，台前是明星风光，幕后皆是投资方利益博弈。哪家公司敢冒着被踢出大陆市场的风险派出自己的当红明星去金马奖走秀？

　　所以说李行糊涂了，他是在刻舟求剑，电影市场发生了无法逆转的变化，而且两岸差距会越来越大。

　　金马奖真正价值就是文化品牌，打造它要几十年，毁掉它只需要一次颁奖礼。

　　台湾的文化心态是极度扭曲的，大陆电影界以前积极参加金马奖，结果台媒抱怨大陆得奖太多，是文化侵略。

　　现在好的，你们关起门来自己玩吧，再玩个几年，金马将也该跟着两蒋寿终正寝了，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东西，民进党何必一边痛恨，一边继承？

　　吴老师一部戏抵台湾十年票房，好气哦！

　　时代正在走向崭新的明天，井底之蛙再怎么躲着阳光，井盖总有被撬开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