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岩石：新常态经济的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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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供给侧改革这个词已家喻户晓，“三去一降一补”是最常用的评价指标。在我看来，供给侧有三个层次，因而改革也应在三个层面同步推进，相辅相成。

　　从宏观经济的层面看，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转型为新常态经济，而新常态经济有三大特征，即增长减速、结构优化、创新成长。由此演绎，供给侧并不是需求侧的对应词，而是新旧两种发展模式的转换。从政策调控的层面看，供给侧的对应词是需求侧，改革是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倡导的政府投资创造就业的思路转变为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从市场主体的层面看，供给侧改革的切入口是“三去一降一补”，目的在于改革国有企业，铲除僵尸企业，驱动创新成长。

　　供给侧经济学追到源头是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伴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崛起，萨伊定律几乎被遗忘了，直到里根总统主政后，萨伊定律才得以“供应面经济学”的面目重现江湖，当代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是“拉佛曲线”之父——阿瑟.拉佛。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名叫《一张餐巾纸引发的税收革命》，描述了1974年12月在白宫附近的一次名流餐会，在高谈阔论的各界名人中，一个年轻人静静地在一个角落聆听着，随手用一张餐巾纸画了几条曲线，离席时很随意地留在了餐桌上。在场的《华尔街日报》副总编注意到了，认出这个年轻人就是刚刚崭露头角的拉佛，时年34岁。几个月后在《国家利益》杂志上，他把阿瑟.拉佛丢在餐桌上的那张纸写入文章，命名为“拉佛曲线”。

　　“拉佛曲线”描述的是税率对税收的影响。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认为提高税率即可增加税收，而餐巾纸上的“拉佛曲线”却告诉人们：未必！因为税率上升会改变人的行为，激发人的惰性，从而抑制投资和消费，最终将导致经济萎缩，乃至税收减少。一位白宫幕僚回忆说，这个结论勾起了里根总统的回忆，他感慨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好莱坞当演员，赚钱很多，但由于战争附加税最高达90%！那年拍了4部电影就达到最高一档税率，于是他就度假去了。高税率会使人变得懒惰，低税率会使人努力工作。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为什么要从国有企业开始呢？首先是因为一些国有大型企业能和当地政府谈判“包税制”，纳税额与税率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其次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供给侧最大的问题是过剩产能和技术淘汰，这和供应面经济学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第三是因为国企经营者通常不会和国家算细账，税率变动难以改变国企经营者的行为。

　　美国经济供给侧的调节杠杆之一是税率，中国经济供给侧的改革入口是国企，所以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有3个层次：其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二是企业经营模式的调整，其三才是降低税率产生的激励。尽管3个层次的排序不同，最终是要通过税收杠杆来调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里根和特朗普都不是经济学家，却作为普通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悟出了经济学的人生哲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实践中会以企业和家庭为中介，自发形成市场化的博弈。中国人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在市场经济中也是司空见惯的。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市场是一种制度安排，政府是一种制度安排，企业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三种制度并存于同一个国家，在同一市场博弈，是非难断，胜负在天。尤其是在金融交易的市场中，制度选择最终取决于交易费用的节省和经济效率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