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

曹建明

中国落后的根源在哪里？国民的劣根性在哪里？
从严格意义上说，古代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奴性文化的认同。义和团是以传统的王朝中国或中国奴性文化为认同背景，以“满清的主权”为核心，有根深蒂固的“奴隶性”思想，价值观就是要剥夺别人的人权,奴隶人格装扮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阿Q式奴隶主利益代理人维权。由于自身文化的黑暗，内心极度自卑在乎虚伪的爱国荣誉感（真正的民族主义定义如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奴隶人格的民族主义如太监主持的性生活运动。在中国这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几千年所沉淀下来封建文化精神弊端以及畸形的被奴役导致变态心理不断暴露出来。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集权体制与奴性文化是相依为命的，鲁迅弃医从文，也无法改变人的精神，对策：不为个体，只谈理论因果关系。）
封建专制者利用奴性文化塑造国民性格之果
据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回忆说：可能永远不懂五个日本鬼子就可以押着平民和大队成建制已解除武装之南京军警两千人去屠杀！两千人，像猪一样任凭五个人屠杀。虽然那五个日本兵有枪，也有刀，他们完全可以反抗，可是他们没有。
让人想起了多尔衮当年大兵压境所向披靡之。
多尔衮对进兵中原犹豫不决，满洲当时总人口几十万，八旗兵仅十万，中原人口却千万计。范文程谏曰：奸其妻女忍，刨其祖坟忍，夺其地屋忍,此等贱民何足惧哉？多尔衮猛然醒悟, 清兵入关，摧枯拉朽，役汉近三百年，中原个个口称“我大清”了。
扬州城破，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杀戮。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一个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看的民族，尊严经常被利用作为侵犯他人人权,统一思想的借口。
这样的民族在长期的政治高压之下，整个民族像精神病态典型，是精神被奴役导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创伤。中国人呈现出集体流氓化，面对强权的就奴颜婢膝，面对弱势的就露出流氓本色，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转身就变成义和团，扶清灭洋。
中国人是软弱和暴力的混合体，软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负责而守法的政府为他们提供保护，从而让他们直接暴露在政府官员的欺压之下，封建专制者笑称为特色。政府的不守法也为他们的暴力找到了途径，任何人只要能和政府牵上关系就可以实施暴力而不受到惩罚。长期的环境让他们形成了这样的双重分裂人格：在生活中如同绵羊般的小心谨慎，以及在某些时刻突然像狂犬病爆发一样残暴。中国人的这种分裂无疑是最为严重的。
对于腐败官员的不满是中国人一贯的情绪，然而这种不满并没有让奴性文化中毒的中国人转化成对于官本位社会制度的思索。
对于中国来说，愚民式的爆发最终与封建王朝的煽动紧密相关，甚至封建王朝总是指望通过煽动获得利益，权力甚至扮演起了领导者的角色，于是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压迫者成了被压迫者的救世主，政府总是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对外或者对特殊群体。
腐败的清王朝统治者及其奴才，奴隶义和团视忠君为爱国，为了继续维护腐朽统治，取胜法宝是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妄自尊大、自欺欺人，自己吹嘘自己“强大”，奴隶义和团对内帮助满清统治者统一思想，暴力围攻。
当这样的行为告一段落的时候，不管成败，中国人往往又成为了柔顺的羔羊，或者依顺于旧的政权，或者投靠于新的政权，以便积累怨气和经验等到下一次义和团骚乱。
资中筠: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