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中华文化之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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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我在公众号连载《姚尧精读道德经》一书，出乎意料而又不那么出乎意料地有许多人留言说我讲错了。最初，我对这些无知无畏者是不屑一顾的，但类似的留言看多了，就不免对这种现象有些更深层的思考。

　　我讲《道德经》才说到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有七八条留言指责我说错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唐朝（也有说汉朝、宋朝的）以前，“道”根本就没有“说”的意思。像这种人，我一眼就知道他们是从南怀瑾先生的《老子他说》里看来的。现在，我们把南怀瑾的原文摘录如下：

　　有人解释《老子》第一章首句的第二个“道”字，便是一般所谓“常言道”的意思，也就是说话的意思。其实，这是不大合理的。因为把说话或话说用“道”字来代表，那是唐宋之间的口头语。如客家话、粤语中便保留着。至于唐宋间的著作，在语录中经常出现有：“道来！道来！”“速道！速道！”等句子。明人小说上，更多“某某道”或“某人说道”等用语。如果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时隔几千年，口语完全与后世不同。那个时候表示说话的用字，都用“曰”字。如“子曰”、“孟子曰”等等，如此，《老子》原文“道可道”的第二个“道”字是否可作“说”字解释，诸位应可触类旁通，不待细说了。【完毕】

　　我们姑且先不论南怀瑾的观点是否正确，对于那些留言质疑我的读者而言，你至少应该非常诚实地说：“南怀瑾认为，‘道’字在唐宋以后才有‘说’的意思，你怎么看？”而不是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就想把我批判一番。当然，这些人或许是从别的抄袭南怀瑾的垃圾书上看来的，不过这种可能性不高，因为如果是无名之辈写的垃圾书，不会给他们那么高的自信，必须是看到南怀瑾这样知名学者的书，才会让他们自我感觉如此良好。

　　现在，我们再来批判南怀瑾的观点为什么是错误的。南怀瑾说，在春秋战国时代，表示说话都是用“曰”字，“道”字是到唐宋以后才有说的意思。于是，我们就来举反例。

　　在《诗经》中有首诗叫《墙有茨》，它的第一段是这样说的：“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土墙长出蒺藜草，没有办法能清扫。家中私房那些话，实在无法说出口。怎么能够说出口？无非全都是家丑。”这首诗写的是村妇劝架的事，传统认为是在讽刺卫宣公的妻子宣姜不守妇道，与庶子通奸。显然，这里的“道”就是说话的意思，而这首诗是春秋时候的作品。

　　在《荀子》中有篇文章叫《非相》，是批判相术的，它的第一句是这样说的：“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意思是说：“通过观察人的相貌来推测吉凶祸福，在古代根本就没这回事，有识之士也不会谈论这种话题。”显然，这里的“道”也是说话的意思，而荀子是战国时期的人。

　　在《史记》中有篇文章叫《李将军列传》，里面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汉文帝说：‘真是可惜啊，你（李广）没有遇上好时候。如果你能赶上高皇帝的时代，那么封个万户侯还在话下吗？’”显然，这里的“道”也是说话的意思，而写《史记》的司马迁是西汉时人。

　　在《桃花源记》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意思是渔人离开桃花源时，村里人告诉他不要把这里的事说给外面的人听。显然，这里的“道”也是说话的意思，而写《桃花源记》的陶渊明是东晋时人。

　　以上我们分别列举了春秋、战国、西汉和东晋时期的文献，均显示“道”一直都是有言说的意思的。南怀瑾认为到唐宋后才有说的意思，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当然，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于批判南怀瑾。南怀瑾先生博览群书，自有其学问根基，在某些地方存在硬伤亦再所难免。严格来说，南怀瑾对于先秦诸子的解读都是不精准的，很多时候是用古人的材料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对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心里有数的，所以他在为自己的书取名时，讲《论语》的叫“别裁”，讲《孟子》的叫“旁通”，讲《老子》的叫“他说”，讲《列子》的叫“臆说”，可见南怀瑾原本就不打算自己的讲解完全忠实于原著。读他的书，与其说是了解先秦诸子的思想，不如说是了解南怀瑾本人的思想。今年是南怀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因此我也无意对他说什么不敬之语。我真正想说的，是当国人在激烈讨论中华文化（也有使用“国学”、“传统文化”等词）时，我们真得弄明白中华文化是怎么回事吗？中华文化好或者不好，这是价值判断，可我发现，许多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是肤浅而错误的，在这样肤浅错误的基础上做出的价值判断，那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

　　打个比方，甲说：“张三是个好男人，他经常做家务。”

　　乙说：“张三是个坏男人，他从来不做家务。”

　　丙说：“张三是个好男人，他从来不做家务。”

　　在以上三者的对话中，甲和乙在价值判断上是一致的，都认为好男人就应该经常做家务；但在事实判断是不一致的，甲认为张三经常做家务，所以是好男人；乙认为张三从来不做家务，所以是坏男人。乙和丙在事实判断上是一致的，都认为张三不做家务；但在价值判断上是相反的，乙认为做家务的男人才是好男人，丙则认为男人应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工作上，张三好就好在不做家务，他要整天乐得在厨房里折腾，那反而糟糕了。

　　对于以上三者，我们现在最要严厉批判的是甲，他只是某天看到张三下楼时扔过一次垃圾，就以为张三是经常做家务的人，这是以偏概全的事实判断错误。至于乙和丙，他们在事实判断中没有犯错，只是在价值判断上有分歧，对此我们都持尊重态度并愿意深入探讨。

　　康有为对于自由平等，曾说过这样一番高论：“中国人生长于自由而忘自由，犹其生长于空气而不知空气为何物耳。世之浮慕共和自由平等者，必称法国。……所求自由者，非放肆乱行也：求人身自由，则免为奴役耳；免不法之刑罚、拘囚、搜检耳；求营业之自由，免除一切禁限耳；求所有权之自由，不能随意没取耳；求聚会言论信教之自由，今煌煌着于宪法者是矣。求平等者，非绝无阶级也：求去其奴佃而得为官吏，预公议、民刑裁判、纳税，皆同等而已。试问中国何如？……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讯到案，则亲王宰相与民同罪。租税至薄，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贵贱同之。乡民纳税诉讼外，与长吏无关。除一二仪饰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但有之已数千年，而忘之不知夸耳。今吾国欲再求自由，除非遇店饮酒，遇库支银，侵犯人而行劫掠，必更无自由矣。……今吾国欲再求平等，则将放肆乱行，绝无阶级。……嗟乎，纲纪尽破，礼教皆微，何以为治！故中国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余年。而今之妄人不察本末，以欧人一日之强，乃欲并其毒病医方而并欲效法而服之。”

　　简而言之，康有为的意思是：中国人整天生活在自由平等之中，却反而忽视了自由平等的存在。现在的人但凡说起自由平等，想到的就是法国的自由平等。可事实上，法国的自由平等，哪里能跟我们相比呢？我们的自由平等已经发展到极致了，要再自由平等一点，那反而要天下大乱了！我们这种自由平等是谁带来的呢？是秦始皇废封建带来的，而且我们沐浴在自由平等的阳光中已经两千多年了，现在的中国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居然还羡慕起法国那种低水准的自由平等起来。

　　与康有为同样是戊戌变法领袖的谭嗣同，则在《仁学》一书的第二十九章写道：“悲夫，悲夫！民生之厄，宁有已时耶！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

　　在《仁学》的第三十章写道：“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岂谓为荀学者，乃尽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为荀学者，必以伦常二字，诬为孔教之精诣，不悟其为据乱世之法也。且即以据乱之世而论，言伦常而不临之以天，已为偏而不全，其积重之弊，将不可计矣；况又妄益之以三纲，明创不平等之法，轩轾凿枘，以苦父天母地之人。无惑乎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而亟劝其称天以挽救之，至目孔教为偏畸不行之教也。由是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

　　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中国自三代以来原本是奉行自由平等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还把这套自由平等的政治体制理论化了。可坏就坏在荀子，荀子篡改了孔子的理念，把孔子的自由平等篡改成专制集权，还假托这就是孔子的思想。然后，荀子又把这套学说通过他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传给了秦始皇，最后秦始皇用这套学说统治荼毒了中国两千年。

　　由此可见，康有为和谭嗣同都认为自由平等是好的，他们两人在价值判断上是一致的。可是在事实判断上，两人却刚好相反，康有为认为正是秦始皇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平等，而谭嗣同认为正是秦始皇使中国彻底丧失了自由平等。

　　我们再介绍第三个人，毛主席的观点。毛主席在1937年9月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反对自由主义》，文章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有害表现，如不负责、不认真、不服从、不团结等，然后写道：“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在1964年6月24日，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发表了这样一段谈话：“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和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在同年8月30日，毛主席在谈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有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由此可见，毛主席和谭嗣同在事实判断上是一致的，都认为秦始皇否定了孔孟自由平等的那套，采取了荀子、李斯这一派专制集权的学说；但毛主席和谭嗣同在价值判断上是截然相反的，毛主席认为秦始皇伟大就伟大在专制集权，因为必须要搞专制集权才能办成事，譬如统一天下，统一度量衡，兴修水利。如果秦始皇也搞自由平等那套，那他就会像孔夫子一样只会说空话，到头来一事无成了。可是在谭嗣同看来，如果老百姓不能自由平等，那么国家富强也没什么用，他在《仁学》的第三十五章写道：“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瞧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宜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意思是说，“幸好中国兵力不强，倘使中国的海军像英法，陆军像俄德那么强大，则不但是中国人要遭殃，全世界的人都要遭殃了。所以东西各国都要欺压中国，这正是天意使然。”幸好谭嗣同最终是以身殉道，所以大家不会怀疑他的爱国热情，否则以这种偏激的言论，无论如何是逃不掉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的。其实，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派”，不也是谭嗣同这种逻辑吗？

　　对于毛主席和谭嗣同这两种类似于今天偏左和偏右的观点，我们暂且不评论哪一种更好，但我们肯定他们两人在事实判断上都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批判的是康有为，他在事实判断上是完全错误的。

　　康有为说：“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讯到案，则亲王宰相与民同罪。”这句话是对的，就好像布衣出身的韩信，刘邦想让他当大将军就让他当大将军，想废了他的楚王就废了他的楚王，想把他杀了就把他杀了，没有人能够阻拦，甚至没有人敢于议论。如果非要说这是平等，那也只能说所有人在作为皇帝奴才这一点上是平等的，都是皇帝想赏就赏，想杀就杀。可这种平等和法国大革命所要追求的平等是一回事吗？各种自由又从何谈起呢？康有为居然还说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发展到极致，岂非是睁眼说瞎话？这种对于事实判断的明显胡说八道，正是我们必须极力抵制的，亦是我所谓中华文化必须正本清源的关键所在。我可以不强求你在价值认同上选择法家或儒家，左派或右派，但你至少不能在事实判断上混为一谈。

　　在我看来，现在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有两种非常恶劣的倾向，一种是庸俗化，即用庸俗肤浅的、哗众取宠的、插科打诨的语言来诠释中华文化。这类书籍文章，虽经许多有识之士的大力批判，但仍不妨碍其成为市场的畅销和热门。不过，相对于这种已经众所周知的不良倾向，第二种倾向更糟糕，却并不为许多人所重视，我称之为混淆化。就是把中国古代的所有东西都混为一谈，而且认为中国既然要有自信心，那么老祖宗的东西就什么都是对的。有时候，祖宗甲和祖宗乙的观点明显是争锋相对，可既然他们都是我们的老祖宗，都是我们要顶礼膜拜的对象，那我们就也只好说他们都正确，本意都是一致的，还美其名曰“学贯中西”、“打通三教”。庸俗化的倾向，主要是由这个越来越没浮躁、越来越没耐心的时代导致的。混淆化倾向，则与东亚诸岛的文化垃圾输入有关。由于同文同种的关系，以台湾和香港的文化垃圾输入最为严重。

　　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都只是岛屿，在文化心理上都是抱大腿的，他们没有自己的根。因此，这些地区的人整天挂在嘴边引以为豪的就是自己“包容并蓄”，说中华文化在他那也能保留下来，英美文化在他那也能保留下来。可他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世界上最能“包容并蓄”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垃圾堆，对不对？垃圾堆里什么都有，食品也有，布料也有，金属也有，可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他自己什么都不能创造，只能是靠别人扔给他。就好像你去东亚诸岛去旅游，当地人会告诉你，这个是我们保留下来的唐朝文化，这个是我们保留下来的明朝文化，那个是我们保留下来的美国文化，那么问题是，什么是你自己创造的文化呢？什么都没有！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全都是抄我们的！有人说，中国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总是在破坏传统文化，这些人根本就不懂，适度的破坏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一。我们从秦始皇开始就一直在烧书，可为什么我们这个喜欢烧书的民族，却能够把灿烂的文明保留下来，而其它那些不烧书的民族，却没什么古书可看呢？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儒法并用，儒家讲的是继承，法家讲的是革新。只有继承，没有革新，那到最后就是个垃圾。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以中华民族的绵延不绝，倘若不适当做些抛舍的话，只怕若干年后，男人留长辫，女人裹小脚也都成为传统文化了。这些东亚诸岛的文化，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康有为的脑袋一样混乱庞杂，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有，你要秦制我给你秦制，你要孔子我给你孔子，你要自由平等我给你自由平等，可你本身究竟是什么呢？你什么都不是，就在胡说八道。当然，这事本身也不能强求他们，几千年来，他们的身份就是蛮夷。在以中华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中，蛮夷一方面在经贸上向中华朝贡，一方面在文化上向中华学习。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中华一度经济匮乏，导致蛮夷在经济方面占据上风后，也把他们的垃圾文化倒回了中华。

　　为什么蛮夷的文化注定只能是垃圾呢？因为他们的生存之道就是靠认爸爸，中国强就认中国做爸爸，英国强就认英国做爸爸，美国强就认美国做爸爸，每个爸爸在他那留一点东西，他就成了垃圾堆。我中华则不然，中华天生是就是要做爸爸的，我可以落魄到没有人愿意叫我爸爸，但只要我缓过劲、翻过身，那么爸爸又回来了。中华可以做别人的儿子吗？答案是不可能，因为你地方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文化那么久远，人有那么聪明，即便你管人家叫爸爸，人家也不敢答应，除非把你肢解成七八块。因此，晚清以来列强都想扶持军阀肢解中国，但军阀混战到最后还是统一，这就是渗透到骨子里的当爸爸的气质，想改都改不掉，你改了人家也不敢相信。毛主席在1956年有一个关于“球籍”的经典论断，他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为什么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搞得不好不会被开除球籍，中国搞得不好就会被开除球籍呢？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当儿子的，看着风向不对扭脸就能管人叫爸爸，但是你不行，你天生就当爸爸的，你要当儿子都没人敢收，所以只能奋发图强。老人家晚年在施政上的确有失误，但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上是认识非常清醒的。

　　这里顺便插一句，在两千年以中华为主导的东亚文明圈里，日本曾经也打过当爸爸的主意。在唐宋时期，日本是真心当儿子的，他对中华爸爸那是心服口服的。直到南宋灭亡，日本人才惊呼：“爸爸去哪儿了？”“咦，爸爸不见了！”于是，日本人第一次开始有了自己当爸爸的心思，反正他知道那个住在蒙古包里的肯定不是真爸爸。好在不到百年，朱元璋把蒙元打跑了，日本人发现“爸爸又回来了”，这才打消了自己当爸爸的野心。后来满清入关，这又让日本人第二次有了自己当爸爸的心思，因为他知道那个拖着长辫子的肯定不是真爸爸。于是，日本人精心炮制出“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等论调，目的就是要摧毁中国人的内心优越感，让世人认同中国并不必然就是东亚文明圈的爸爸，而是可以“爸爸轮流坐，明天到我家”的。那么接下来，那句令人耳熟能详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就呼之欲出了。我们都觉得这是日本侵华的借口，但当年很多日本人自己是真心相信的，他们内心里真的是有一种即将要当爸爸的历史责任感。结果二战失败，美国接管了日本。鉴于这个国家三番五次的贼心不死，所以美国干脆就把日本阉割了，让他从此只有做儿子的义务，再无当爸爸的权力。于是，在接下来的六十多年里，日本人一直心甘情愿地抱着美国大腿叫爸爸，即便用广场协议修理他也痴心不改。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美国爸爸元气大伤，满口吐血，日本这才猛然惊醒，好像美国爸爸也靠不住，然后扭头一看，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不知不觉中似乎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了。日本人心想：“难道，爸爸又回来了？”到2009年，日本出了个最亲华的首相鸠山由纪夫，无论是在慰安妇问题、承认战争罪行问题、靖国神社问题，还是钓鱼岛主权问题，鸠山由纪夫都表现出空前的对华友好，而且他还提议构建中日韩自贸区，于是，他很快就被美国人给逼下台了。继任的两位首相菅直人和野田佳彦对中国也还算友善，所以他们当然也做不长久。直到对华强硬的安倍晋三上台，就一直连续首相当到现在。美国人为什么不允许日本出现亲华的首相？因为他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日本转身去叫中国爸爸，所以只能不停地告诉日本人：“那个不是你爸爸，那个不是你爸爸，我才是你爸爸，我才是你爸爸！”可是，短期内虽然能够勉强支撑，长期看历史潮流毕竟无法阻挡。在2016年初蔡英文刚当选时，我写了篇文章叫《二十年内可收台》，后来特朗普给蔡英文打电话，我又写了篇文章，说“估计二十年收台还太保守，因为要考虑到蔡英文自己会作死的因素。”当时文章的阅读量还不错，只是真正相信的人不多，到现在应该越来越多的人会相信了。今天，我说句更加石破天惊的话，从更长远的国运来看，我们不但会收了台湾，也会陆续收了日本、朝韩，就好像秦始皇统一天下划分三十六郡后，一方面“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另一方面“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日本、朝韩，差不多就是桂林、象郡的角色吧！

　　只是，中国既然天生是做爸爸的，就要有做爸爸的样子，就不能像垃圾一样什么都要，就得保持自身的干净纯正。我中华日后要与欧美竞争世界霸权，除了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竞争外，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领域的竞争。现在中国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我们的文明不如欧美，而是我们在根源上遭受了太多垃圾的污染。我们需要在文化根源上来一次正本清源，我们既不怕和别人辩论，也不怕和别人竞争，真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我们也不怕承认不足，而向对手学习。真正可怕的，是我们根本就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在那傻乎乎地吞食别人给我们灌输的文化垃圾和糖衣炮弹。要明白我们将到何处去，首先就得明白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都有，但我们应该要精读元典文本，而不能再被那些庸俗化和混淆化的文化垃圾污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