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 ：1万2打车去北京：乘客和司机“谁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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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杭州一女子花12000元打车到北京，到达目的地后，女子支付12000元，出租车司机随即返程。然而，司机回杭州后却得知，自己被投诉。投诉人是女子的家人，认为打车费用应该在6000-7000（元），司机存在乱收费情况，并称女子有精神分裂，希望司机退还一部分费用。

对于这样的极端事件，社交媒体上历来喜欢激辩。人们各自站队，支持一方，吐槽一方，都好像在讲道理，谈立场。可实际上，却没有用常态的视角去审视事件。而作为事件的当事者，不管是乘客还是司机，都或多或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们一边感叹，这女子“真土豪”，一边后怕，这司机“真敢拉”。然而，在两个极端主义者的合谋下，这场荒唐之旅终成现实。坦白讲，从杭州到北京，选择飞机、高铁都属于较为正常的方式。甚至，作为较远的目的地，就连自驾都不是正常的行为，除非是纯为体验“自驾游”。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位女乘客的行为着实不正常。而这样的“不正常”，似乎正合女乘客家人的逻辑，因为这样就可以索回一些费用。只是，作为一个荒唐的乘客，到底是“行为艺术”，还是“精神有病”，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好像也难以给出判断。

当然，对于一个人有病的质疑，很多时候也很微妙。通常情况下，即便一个人真的有病（精神层面的疾病），他（她）的亲人也特别在意外人的直接戳穿。而在这件事情中，家人为索回打车费用，竟然直接讲自己的亲人有病（精神分裂），着实让人感到些许反差。

而这也从某种层面上，将人性的幽暗一并照出。有的人因为钱，可以变得没病，有的人因为钱，可以让别人成为病人，而这一切衡量的标准，依旧是“遥远的距离”和“巨额的打车费”。因为谁都清楚，就算一个疯子，打车在杭州城或北京城环城一周，也不至于家人投诉索回车费。

不得不承认，很多事情还是钱的事儿。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若1200元从杭州打车去北京，似乎也就不会出现后续这些枝节。甚至，后续的报道里，会认为司机有病，就算家人索要车费，也是司机的家人，而非乘客的家人，而这不得不让人陷入深思。

这也导致我们必须思考两个问题，一个人到底是因为“钱的尺度而犯病”？还是因为“病的尺度而为钱”？可围观者给出的质疑却是，如若乘客有病，为何还会自由支配那么多钱？是“真有病”，还是“被病”着实值得可疑，可作为一个正常人为何又要花冤枉钱搞这出荒唐事儿呢？这些里外都不通的逻辑，真是让人感到费解，这或许也是这件事情引发众多关注的主要原因。

而作为一个以“拉人”为业的司机，在遇到一个“长途乘客”时，也可以算得上人品爆发。只是，当“长途的标准”超出常态时，很多事情就变得不是那么简单。甚至，司机的“长途拉客”，被认为有潜在的“图谋不轨”（这里就是图钱）。而这一切，因为路途太远，无法用常人的智商去丈量，司机就会被认定是在收割智商税，也是情理之中。

有律师“先入为主”，以乘客有病为出发点，剖析了司机有义务归还车费的情况，前提是将司机奉为职业道德无瑕疵的人。只是，作为常人，在陌生环境下被出租车司机绕路的情况还少吗？如若职业道德都能解决问题，还需要法律维权干什么？

不得不说，律师的先入为主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作为生活中的常态，往往都是交易双方在博弈。而这一次，只能说是一次病者的博弈。乘客不正常的旅程遇上司机不正常的接单，负负得正就自然成就一场荒唐的旅程。

我一向认为，荒唐的事情都是“合谋”的结果。说的更直接一些，就是荒唐人遇上尴尬人，自然结出的也是“奇葩果”。 “1万2打车去北京”，单凭这几个字，也可以让人浮想联翩。乘客是病到什么程度，才会有这样的决定；司机是病倒什么程度，才会挣钱不分是非。

我甚至觉得，以法律的严谨探讨女乘客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真是多此一举。因为，女子肯定病的不轻，因为行为就是佐证，而作为出租司机而言，就算没病，也会被有病的乘客拉下水，成为“被病”的司机。

很多时候，有的病在病理上难以查到，但却病在人心，瞬间致命；很多时候，有的病就是实实在在的病，但却不会成为致命的一击。而这一次，我更愿意相信女乘客是“真犯病”，而司机和女乘客的家人是被钱蛊惑而表现出的心疾。前者只是单纯的祸害钱财，而后者往往会成为一种世道之害，危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