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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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子

　　天性活泼的美国总统里根，给戈尔巴乔夫讲过一个苏联政治笑话：

　　某天，戈尔巴乔夫嫌司机开车慢，抢过方向盘，开足马力横冲直撞。行人责问交警：为什么不阻拦？警察说：我不敢，他的官太大了！行人：有多大？警察低声说：戈尔巴乔夫为他开车。

　　据里根回忆，戈尔巴乔夫听后哈哈大笑。

　　政治笑话在苏联社会曾十分流行。转眼间，苏联和苏共烟消云散20多年了，今天再来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间创作，却令人大吃一惊：几乎所有的“段子”，都是干群关系出故障的报警信号。

　　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许多政治笑话嘲讽苏联的社会不公、干部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干群关系的裂痕清晰可见。

　　勃列日涅夫把老母亲从乡下接到莫斯科，骄傲地展示自己的豪华别墅、名贵家具、高级汽车。老太太说：“孩子啊，这一切好是好，但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粮荒，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了。为保证革命事业顺利进行，列宁决定建干部“疗养食堂”救急。

　　当年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慢慢演化为干部特供商店，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名牌应有尽有，老百姓望都不让望。

　　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是给高干发“红包”，比工资厚得多。他喜欢召集大家共享奢华晚宴，不醉不休，天不亮不休。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看不下去了，说老爸浪费了多少钱哦！赫鲁晓夫则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中央机关老是停摆。

　　勃列日涅夫则让陋习普遍化、制度化了。那时，干部子女可以免试上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单位。1983年，刚出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主动提出不配豪华轿车。中办主任严肃批评他不懂规矩：你这是搞“特殊化”！

　　那群众过着什么日子呢？苏共执政74年、苏联立国69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买什么都要排长队，排了半天还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关于排队的段子特别多。

　　伊万下班回家，看见老婆和一个陌生人躺在床上。伊万吼道：“真耽误事，街角的商店在卖鸡蛋，还不赶紧排队去！”

　　里子没有了，却在面子上狠下工夫，就像苏共元老雷日科夫总结的那样：从上到下“谎话连篇”。

　　苏方接待人员自豪地介绍：再过几年每家都会有私人飞机。外宾惊讶地问：要那么多飞机干啥？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卖面包了，可以开上飞机赶去排队。

　　群众跟着苏共一起流血流汗度过了峥嵘岁月，现在却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心中的凄凉和愤懑可想而知，不戳脊梁骨才怪。

　　但是苏共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作风问题又升格为腐败问题。过去列宁对干部管束很严，甚至主张“共产党员犯罪罪加一等”。列宁去世后，干部越过越舒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果一个人没机会搞腐败，会被人瞧不起。

　　格鲁吉亚一所中学，老师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父亲。

　　萨卡什维里：“我爸爸贩橘子到莫斯科卖，因此赚了不少钱。”

　　图拉什维里：“我爸爸贩月桂到莫斯科卖，因此赚了不少钱。”

　　布里泽：“我爸爸在分局工作，每次他俩的爸爸从莫斯科回来，都来看望我爸爸，因此我爸爸赚了不少钱。”

　　全班发出啧啧声。

　　查维查瓦泽：“我爸爸是科学家。”

　　全班哄堂大笑。

　　“孩子们！”老师严肃地提醒，“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1980年，一个警察偶然买到了几听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是昂贵的鱼子酱。原来，有人把鱼子酱改头换面偷运到国外贩卖，巨额赃款流入瑞士银行已达10年。

　　这起震动全苏的走私大案，牵涉到中央部委、军队和地方共300多名干部，苏共中央委员、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是主谋。中央进行了“严肃”处理：几个马仔被判了刑，麦杜诺夫同志则调任苏联粮食食品部副部长！

　　最要命的是吏治腐败。1973年格鲁吉亚党中央二月全会检讨说：靠幕后操纵、社会关系和效忠个人选拔干部，严重违反了列宁主义原则。文件回避了普遍的卖官鬻爵现象。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的位子标价20万卢布，第二书记减半。

　　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

　　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好在老人们还记得党的光辉历史，如果苏共早下决心加以改变，结果会大不一样。可是，苏共却若无其事地走着老路，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混日子，好像在考验人民的耐性。

　　火车因为没有燃料停在半路，这可咋办？勃列日涅夫指示：大家一起摇晃身体，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

　　赫鲁晓夫和柯西金试探过改革经济，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草草收兵。勃列日涅夫公开批评说：瞎改什么呀，做好工作就行了。

　　集体农庄开会研究两个问题：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由于没有木板，决定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

　　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包括三任总书记在内的许多领导干部，直接死在任上，苏共成了一池死水。学界公认，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苏联的停滞期、矛盾积累期，看起来稳稳当当，其实危如累卵，苏联和苏共的最终结局，很大程度拜他所赐。

　　面对要求变革的强烈呼声，苏共采取了自杀式的打压态度，民主集中制冬眠，党员权利被冷藏，一片鸦雀无声。

　　“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

　　“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不是没有好建议，而是说真话的代价太大。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台下有人递上条子：赫鲁晓夫同志，当时你在干啥？赫鲁晓夫连问三次：谁写的？站起来！始终没人站出来。赫鲁晓夫笑了：告诉你吧，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一边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边鼓励表扬和自我表扬。就连各地、各部门领导所到之处，都要挂满歌功颂德的横幅，宣读热情洋溢的致敬信，十分肉麻。

　　勃列日涅夫一生得了114枚勋章、奖章，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颁发给自己的。在他的葬礼上，足有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捧着这些牌牌，群众觉得很可笑。

　　“勃列日涅夫同志做手术了。”

　　“什么手术？”

　　“扩胸手术。”

　　“为啥呀？”

　　“勋章挂不下了。”

　　在这种暖洋洋的空气中，苏共正与人民分道扬镳。戈尔巴乔的笨拙改革雪上加霜，社会到了列宁所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活不下去”的程度。

　　斯大林时期，如果有人敲门，人们立即停止讲政治笑话，开始喝酒。戈尔巴乔夫时期，如果有人敲门，人们立即把酒藏起来，开始讲政治笑话。

　　宣传机器则继续文过饰非编童话，糊弄老百姓，哄领导开心。

　　“伊万诺维奇，你经常读《真理报》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生活？”

　　像勃列日涅夫的母亲一样，群众觉得苏共变了，不像自己人了：

　　勃列日涅夫向工人们发表讲话：

　　“很快我们就能生活得更好。”

　　台下传来一个声音：“那俺们怎么办？”

　　在苏联解体前一年，《西伯利亚报》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开展读者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代表党政干部的占85%！

　　1991年6月，俄罗斯举行首届总统选举。作为苏共推出的候选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卸任苏联总理不久的雷日科夫，得票率仅16.85%。苏联剧变后，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多次参加总统竞选，得票最高的一回也只有31.96%。

　　可悲的事实表明人民伤透了心，也解开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为什么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退场时却如此孤独，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声援行动都没得到！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正快速超越过去的先生，人民生活水平突飞猛进，中国的巨大成就连敌人都没法否认。两相对照，苏联人艳羡不已，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寄托在中国身上。

　　一个乌克兰人被叫到克格勃。问：你怎么经常收到以色列的邮件？答：二战中我藏匿过一个犹太人，现在他给我寄吃的。问：苏联人不该这样做，你不为自己的将来想想？答：我想好了，以后我还要藏中国人。

　　结语：中国不仅有邓小平

　　李肇星有一次在国际航班上，邂逅了早已失去苏共和苏联的原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问了一个全世界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戈尔巴乔夫想了想说：因为我们没有邓小平！

　　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成全球第二、欧洲第一的经济强国只用了20年。苏联不但战胜了强大的德国，还长期与美国平起平坐，曾让整个西方世界寝食不安。

　　没有人料到这个庞然大物竟一夜倾覆，许多人至今回不过神来。从那一刻起，人们对这个20世纪最惊人的政治事件进行了不懈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葬礼的主持人，戈尔巴乔夫的感慨意味深长，值得注意。

　　从1977年复出，到1997年去世的20年间，邓小平领导实施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两大政治行动，一是改革开放，二是锤炼党风。两件大事竟发端于同一次会议：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举起改革大旗的同时，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委。

　　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改革开放顺应天下大势，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端正党风提高了党的先进性，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障。只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才有吸引力；只有风清气正，共产党才有凝聚力。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两大决策是最好的诠释。

　　想想都后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一定不是到处堵车，而是到处排队；如果没有过硬党风，人人心里窝着火，改革只会是纸上谈兵。如果两者都没有呢？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伟大战略的逻辑起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人民主体论。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共产党存在的全部理由，是一切工作的起点、终点和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理念，也是邓小平始终坚守的根本政治立场。

　　站在这个立场看问题，中国为什么繁荣稳定？苏共为什么走向末路？答案一目了然。

　　尽管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都有数不清的促成因素，但内因永远是变化的根源。苏共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反向作为，使自己从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锋队，蜕变为只为少数人活着的资产阶级市侩集团，直接决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运。

　　对此，苏共问题专家李慎明的观点一针见血：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黄宗良则进一步指出：苏共是被人民、而不是被敌人推翻的，承认这个事实很痛苦，不承认就不能吸取教训。

　　角度决定高度，立场决定命运。苏共背叛人民在先，人民唾弃苏共在后，印证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道理，重演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剧本，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对于最后只剩下“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的倒台，我们不但没有半滴眼泪，还要欢呼人民主体论的胜利，否则，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毫无疑问，研究苏共兴亡、吸取经验教训，关键词不是“权位”，而是“人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回答响亮而坚定。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从人民的利益和立场出发，迅速打出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组合拳。政治局率先垂范、徙木为信，清理腐枝败叶、编织制度笼子，干部舒适度剧降、群众满意度激升，好传统回归、坏习气鼠窜，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戴和支持。党的威望持续提高，党群关系空前紧密，改革巨舰一往无前，党的事业一片生机。

　　神州气象如此，戈尔巴乔夫或许又有感慨：中国不仅有邓小平！

　　中国不仅有邓小平，这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幸运，是中国共产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结果，也是苏共的悲哀所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曾对政治笑话一笑了之的苏共遗老们，如今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