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论中国哲学问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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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论中国哲学问题（三）

导读：

　　理是万物的本质，它先天地而存在，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一个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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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汉城的遭遇

　　孔子、胡鱼去美的同时，荀子、董子、程、朱去韩，孟子、陆、王去日，皆受到热烈的欢迎。

　　荀况在汉城大学作了题为《中国的错误》的演说，他指出：“我在两千多年前，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我反对道德天、神秘天的看法，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气’是‘天’的构成元素。同时天人并不相干，人有能力认识和战胜大自然。‘天’、‘地’、‘人’是宇宙中的‘三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的职责便是控制万物、创造自己的文明。

　　针对孟子的性善说，我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皆‘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也就是都有求利求乐的天性。不过，人还有理性，可以使人由恶变善。可见，我不是低估了人，而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文化、价值都是来源于后天的创造，即‘涂之人可以为禹！’

　　在治国方面，针对先师孔子鄙视法治、流于人治之弊，我提出‘治之经，礼与刑’，即思想教育与法律约束相结合；针对孔子复辟旧礼的落后性，我提出采纳反映时代的新礼。在认识论方面，针对老、庄的感性主义、孔、墨的经验主义之失，我提出理性思维和认识与实践互动的重要性。

　　可惜的是，中国两千年来走了一条与我的主张相反的错误道路，天人合一、性善说、人治、感性主义、经验主义等神秘主义成为民族思想的主流。中国国民性和深层的民族文化选择了孔、孟、老、庄，反过来，孔、孟、老、庄又加强了‘东方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在中国的诞生。”

　　荀子的演说也刊载在中国国内的报纸上，引起广泛的讨论。有人说：荀子也“不求知天”，现在却美化自己；还有人说：荀子主张“正名”、“别贵贱”，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到了汉城之后，对韩人在服装、礼俗、伦理孝道等方面与汉朝人的类似大感兴趣，忘乎所以，以为回到了从前，竟写起新“贤良对策”来。写毕，他要求面见“皇帝”，韩国总统礼貌性地接见了他，收下折子，交给了《韩国日报》，报纸刊出，舆论大哗，纷纷指责董子要“开历史倒车”。董氏抱头鼠窜，回到了中国。

　　董子的“对策”为：

　　“陛下圣明，复我道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我观天象，星位异常，天人感应，国或有灾。此时，不可触怒上天，逆天意而行。应摈弃西方猥琐之言行、自由之主张，恢复传统之道德、一统之秩序，否则，将遭天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今旱水之灾、金融危机，即天之警告，大灾尚作虎视矣。祈颁诏严行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之三纲，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整肃财货，强君抑民，操掌轻重之势，杀正商贾之利，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使民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如此，可消灾弥祸，趋于大同之世。”

　　与董子的狼狈结局相反，程颢、程颐、朱熹三人来到“韩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的大厅，与众友好人士座谈，大受欢迎。

　　崔成山问：“程、朱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什么意思？”

　　程颢答：“理即天理。它既是天下万物所要遵循的规律、原则，又是产生万物、主宰万物的最高存在，它相当于老子的‘道’，也类似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

　　朱子补充道：“理是万物的本质，它先天地而存在，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一个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可见，理存在于万物之中，它是永恒的、唯一的、绝对的存在。不过，还有‘太极’和‘气’的概念。理的极境称‘太极’，它总天地六合之理，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而具体组成宇宙万物的却是‘气”。理、太极是本，气是具；理、太极在前，气在后。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金全寿问：“理与柏拉图的‘理念’、亚里斯多德的‘第一推动者’有什么区别？”

　　“理不仅有理念的最高存在的意思，它还同时内在于万物的每个个体之中，类似于斯宾诺莎的‘神’。理与‘第一推动者’也不一样，它‘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不作功，但却有动之理与静之理。气禀受动之理，便运动，称为阳；禀受静之理，便静止，称为阴。阴阳交而生五行，五行而生万物。”朱熹继续回答。

　　一记者问：“二位程先生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把封建伦理秩序说成是永恒不变的神圣的天理；你们还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改嫁；朱先生则要‘存天理，灭人欲”。这些已被后人斥责为‘以理杀人’，‘礼教吃人’，请问，你们对此有何评论？”

　　程朱面面相觑，羞愧难当，最后，程颐说：“把社会现象的本质同自然界等同起来，这是我们的失误。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它造成了灭绝人性的惨剧，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的精神思想，至到五四运动才砸碎这个枷锁。我们在此向国人深表歉意。”

程颐的表态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汉学家李哲成补充说：“程先生、朱先生都强调‘格物致知’的‘穷理’，不是要明物之理，而是要明心之理；你们反对闻见之知，以先验的道德律排斥感性认识，这些都致使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热衷于清谈内省、履空蹈虚，到王阳明格物空想的时候，西方的达-芬奇已试制了飞机、战车、坦克，设计了望远镜、照相机，绘出了第一份世界地图”。那个记者还穷追不舍。

　　朱熹坦诚道：“是啊！人们一般说，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了，其实，从思维模式上来说，从几百年前甚至于上千年前就开始落伍于人了。虽然有人说，文化、哲学不存在优劣，但是，从是否有利于人性发展、有利于鼓励人的创造性来考察，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存在很大的缺点，这其中我也负有责任。”

　　朱子之开阔心胸，又赢得喝彩声。

　　座谈会结束，主人给程颢、程颐、朱熹献上了鲜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