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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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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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

　　记者问经济社会规划与美丽中国，我说规划的重点是转变发展方式、改善民生，“美丽中国”正好是两者的结合。经济增速没有太大的意义，人民生活幸福才有意义。中国将从追求数量转变到追求质量、美丽，打造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特别要兴建农村基础设施、整治农村水土和环境卫生。

　　记者问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达成协议对于中国的影响，我说三十年前中国人在议论由于生产力落后而被开除出地球的球籍问题，三十年后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高速增长但又面临球籍问题，只不过这一次是由于不能融入国际经济政治规则之内而造成的危机。危机也是机会，也许它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它将促使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包括政治改革，去符合更严格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打破国有垄断和既得利益，建立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取消对国企、出口的补贴，实现货币自由（兑换）、信息自由、网络自由，顺应世界潮流，以免在新的一轮竞赛中中国被甩出圈外。

　　记者问国企改革与经济前景，我说如果国企改革朝国退民进、鼓励民企发展也就是鼓励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方向走，那么中国经济还会有一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但如果是假改革，继续国进民退，那么效率与公平都解决不了，中国经济前景就不乐观。我希望这次是真改革。

　　记者问划拨国有资产进社保基金的事，我说应当如此，目前中国社保资金严重不足，仅占GDP3%左右，与发达国家的40~50%相差巨大，同时中国的社保缴费比世界平均高出2~3倍。如何既降低企业缴费负担又补充社保资金的不足？划拨国有资产进养老账户、将国企特别收益金用于弥补社保资金不足都是好办法。

　　电视连线瑞士信贷银行报告，我说根据报告中国中产阶级人数1亿多，居世界第一；中国财富2万多亿美元，美国8万多亿美元，日本1.9万亿美元，基本是可信的，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肯定有一大批人致富了。中日财富总额差不多，但中国人口是日本的近十倍，中国贫富差距又远远超过日本（日本基尼系数只有0.28左右，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可见中国普通人的收入很低，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日均2美元“低收入”标准（日均1美元是极端贫困标准），中国还有几亿贫困人口，扶贫任务极其艰巨。

　　记者请评论瑞士银行报告：中国总财富世界第二，我说美国八十多万亿美元财富，中国二十多万亿，太少，而且中国财富百分之八十掌握在政府手中，国富民穷，贫困人口还是太多，日本虽然只有十九万亿财富，但其人口只有约中国的十分之一，民众很富。中国的扶贫工作投入巨大，中央政府十分重视，但是由于缺少民主监督，在许多地方扶贫是扶了政府扶了官员，再贫困的县，县政府也不贫困。

　　记者采访请评价南街村，我说它是计划经济和文革留下的怪胎，是官僚与市场的结合。凭借官僚的支持，它负债16亿，被免除债务。它表面上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股份被村干部瓜分，是地地道道的权贵资本主义。它对村民的控制则类似于北朝鲜。南街村决不是中国农村的榜样。

　　记者问农垦改革，我说农垦改革迫在眉睫，政企分开、社企分开的方向是对的。农垦职工有的民生艰难，负债累累，贷款种地，辛苦一年竟然是负收入，欠农场一笔钱。承包地、自开荒地税费负担沉重，许多职工上访被打压，农垦拥有公检法，难有司法公平。我去过一户农垦年轻职工家里，家徒四壁。干一年，男的欠农场税费，女的赚了几十元，两口子依靠岳父母提供粮食生存。原海南省委党校校长李克称农垦职工为“农奴”。

　　记者问东北经济位列全国末位，我说1949年之前东北经济占中国百分之八十，1949年之后国有企业兴起，改革开放以后一蹶不振。关键是要从国企主导改为民企主导，国有农场改为家庭农场，从政府配置资源改为市场配置资源，这样法治才能彰显，投资环境才能变好，经济才能繁荣。

　　记者问企业负面清单制度将全面推行，我说负面清单是显规则，但仍有大量的文件、内部规定是潜规则，使得民企遭遇玻璃门。而且负面清单固然有助于民企进入，但宽进严出，对于民企可能的商业贿赂的审计监督不可少。

　　记者问中国经济增速，我说只要是实实在在的速度，低一点反而有利于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现在有的地方，产业园空置，货运量、发电量大减，但是经济增速仍然不低，我很怀疑。增速低没关系，麻烦在于技术进步和创新遇到了国企体制、官僚体制的巨大障碍，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政治。

　　记者请评论抨击李嘉诚的文章，我说企业家追逐利润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经济不好，他撤出，这是市场行为，不要泛政治化。除非有官商勾结的证据，否则也不宜指责他靠不正常手段赚了大钱，如果要追究“原罪”，那中国经济更好不了。何况李嘉诚是华人第一慈善家，对大陆做了很多好事。

　　记者问国有企业改革意见，我说这次改革有个亮点，强调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的监督问题，如外派监事、审计等，如果这些不成为花瓶，那么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不过，最主要的监督还是公众监督、媒体监督，对之应当放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国资流失。

　　电视采访国企改革的前景，我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改革主要是确立国企的市场主体地位，但是改革前景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取决于法人治理结构能否确立、国企上市、民企参股的实现程度，如果继续国进民退，民企被排挤、创新受抑制，中国经济没有希望。

　　记者问福布斯全球企业两千强，中国工行、建行、农行位列前三，加上中石油中石化，在前十大企业中中国占一半，也算是中国人的自豪吧？我说恰恰相反，国有垄断金融、企业越严重，中国离现代化越遥远，中国的巿场经济越畸形，它说明中国的市场化、财富民间化仍然任重道远。

　　凤凰卫视URadio问李总理召开经济会议的八省巿各有什么代表性？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我说北京河北是京津冀一体化的关键，河北山西黑龙江分别是钢铁煤炭石油大省、能源重地，经济转型最困难，江苏、浙江、广东外贸不振，产业升级停滞不前，四川是西部大省代表中西部。我主张定向调控不仅要按行业定向降准，也要按地区定向降准降息、定向贷款。

　　记者问中国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投入？我说中国经济历来依靠政府刺激，地方政府的竞争促使大量投资，政府投资使得投资、需求、出口三驾马车都活跃起来。但是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又导致诺思悖论，导致政府失灵、寻租腐败的蔓延。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还是要走上更加市场化、弱化政府作用的轨道上来。

　　记者问中国应容忍多低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投入？我说增长率即使低于5%也无妨，关键是就业率和居民收入增长率以及控制通胀率，否则增长率再高，与民生关系不大，与民众关系不大，如果伴随着高通胀低就业，那么反而对民生有害。

　　凤凰卫视URadio问政府的经济刺激，我说不能只投给了国企，必须符合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方向，资金应主要用于人力资本投入、研发创新投入、农民工技术工人培训。

　　凤凰卫视URadio问政府的经济刺激，我说中央政府并没有放弃微刺激，而是微刺激+中刺激+改革。微刺激不能只针对小微企业，关键是大企业国企的改革。的确地方政府推出了大规模刺激，应注意不能违背市场的决定作用。

　　记者问基金违约事件，我说反映了经济大势的不景气、基金监管的漏洞、投资者维权渠道以及民众投资渠道的狭窄。基金未能把风险告知投资者，投资者缺乏风险意识，监管部门对于基金违规违约也处罚不力。

　　凤凰卫视URadio连线中俄天然气协议及中国能源消费，我说中国在天然气页岩气技术方面必须突破，目前中国全年的页岩气产量还不及美国一天的产量。我说中国人均天然气消费仅为国际平均的五分之一，中国天然气占能源比重仅百分之六，未来五年将会大幅增长至百分之十几，未来十年增长至百分之二三十。

　　电台连线中国的外汇储备政策，我说外储用于外债还本付息、进岀口、国际投资、居民个人使用，应当改变用财政收入大量出口退税、损害国内环境和劳工权益而大量出口的愚蠢政策，建议结束及时结售汇制度，允许民企、个人大量留存外汇，放宽对外投资限制和外汇管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