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论中国哲学问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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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论中国哲学问题（四）

导读：

　　仁政能否推行，国家能否得到治理，关键在于用人；而用人之本，在于‘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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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孟子得意忘形

　　孟轲、陆象山、王阳明等人访日，所到之处皆受到热烈欢迎。孟子为现代文明深深吸引，在受邀讲学、演讲、参观之外，一有空闲，便读书阅报，希望同时增加对现代社会的感性和理性知识。他见报纸上有许多关于他的介绍，极感兴趣，一日，《朝日新闻》上说：“孟子，名子舆，名轲，中国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他幼年丧父，母亲三迁，择邻而处，使他好学成才。成年后，他广收门徒，游说诸侯，在齐国一度位列三卿，但由于他的主张与当时诸侯各国富国强兵的要求相差悬殊，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未能得到推行。”

　　孟子读后不悦，请翻译立即打电话给报社，指出：“我提出的民本仁政之说怎么能说不是富国强兵之说！两千年来不是已经证明了我的思想的正确性吗？！短视的诸侯们不能慧眼识珠，你们报纸为何还跟着一个腔调？请立即更正！”报社无奈，只好公开道歉，并请孟子座谈。孟子与会，高谈阔论道：“长期的战争，诸侯国的兴亡，使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人心向背的关键作用。我认为，只要人心所归，即使用木棒也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而桀纣之所以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而失其民者，失其心也。那么，如何才能赢得人心呢？我认为‘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也就是说，应当投人民之所好，让他们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要将他们厌恶的东西强加其身。人民最希望得到的无疑是土地，最厌恶的无疑是战争，所以，应当让每家拥有百亩之田，使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同时，统治者勿犯‘善为战’的‘大罪’，因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倒霉的总是老百姓，所以，谁反对战争，谁就必然会获得人民的支持。”

　　孟子停了停，喝口水，继续说：“我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主张宽厚待民，实行‘仁政’，‘仁政’之本便是‘制民恒产’，即让人民拥有足以‘养生送死’的财产，使百姓安居乐业。我严厉谴责不顾人民死活、只知掠夺享乐的暴政：‘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食人也’，因此，反对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推行的‘霸道’，认为‘以力服人’最终必然丧失民心，归于灭亡。而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则可使人‘诚服也’，所以说，‘仁者无敌’矣。

　　我的哲学难道还不算富国固本之道吗？

　　我认为，仁政能否推行，国家能否得到治理，关键在于用人；而用人之本，在于‘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天下有作为的君王，都能以贤者为师：‘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所以，统治者应当效仿他们，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否则，‘不用仁贤，则国空虚’也。

　　何为仁贤？‘舍生而取义者也’，他善养‘浩然之气’，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人可以说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以上是我的治国安民之策，千年来享有盛誉，至今颠扑不破！”

　　孟子得意忘形，开始吹嘘，称：“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由此引来一片反驳声。

　　一编辑问：“孟先生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严重地束缚了人民的精神、行为，使得东方的物质生产始终停滞不前；现在人们开始谋利了，却又不讲义、不讲道德，靠您的理论怎么治好天下？”

　　孟子语塞，支吾道：“我也是鼓励发展生产的。我主张‘薄税赋’，实行‘耕者九一’的低税率，要求‘不违农时’，‘去关市之征’，以保护农民和工商的利益。”

　　“可是，您只是赞成低水平地谋利。”

　　“咳！我那个年代能做到‘数口之家可以无饥’就是高标准了！只是后人不从当时的背景去考察我的言论，而是盲目地捧为教条。”

　　总编辑鬼谷太郎说：“您的仁政说固然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但也造成中国人盼望统治者施仁、盼清官的意识，而不是主人---公仆意识。人民应是主人、是纳税人，官员是靠税收养活者、是公仆，理所当然要为人民服务，服务得不好，人民可以罢免他。清官也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权力制衡、是法治。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人民应依法享有提议权、决定权、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

　　“您讲得好，我闻所未闻。”孟子这时候只好谦虚起来。

　　“还有，您说‘万物皆备于我’，要做天人合一的‘天民’，主张无限制地明心穷理、修身养性，这些促成了中国人的内向心理、务虚作风、不与大自然抗争的国民性。”一中国留学生也指责起来。

　　总编辑赶快圆场道：“当然，孟先生是世界名人，对人类的贡献是很大的。我社决定，授予孟先生‘朝日新闻名人’称号，望能接受。”

　　孟子欣喜不已，接受证书。翌日，各报刊载此新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