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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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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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记者问中国经济增速，我说中国经济不一定必须保持百分之几的增速，均衡的经济增长率等于就业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中国的就业年增长百分之一二，那么有效的经济增长只要达到百分之三四足矣。只是目前的经济增长多是无效的不能带动就业的增长。

　　电台连线中国股市，我说政府救市导致股市暴涨暴跌的教训是深刻的：目前中国存在反市场经济、反法治的两股逆流，它们违背了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议。现在政府对待股市应当回归市场经济、回归法治，不要滥用行政司法手段救市，应致力于完善制度如上市、退市、分红制度以及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打击内幕交易，限制杠杆交易，改变股市即赌场的现状，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记者问人民币贬值对世界的影响，我说人民币贬值将刺激中国出口、经济增长，由此带动世界经济增长。但从短时间看，人民币贬值可能让外国人对中国经济产生疑虑。人民币贬值本来对应着美元升值、欧元升值，但也可能由于中国经济困境带来欧洲经济的不景气进而使得欧元贬值。

　　记者问公路收费，我说政府投资的公路，其收入、支出必须对外公开，接受纳税人的监督；私人投资的公路，收费年限、数额必须在协议中确定，不得延期、私人自己评估盈亏。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政府不必担保私人投资公路一定赚钱。

　　记者问人民币汇率波动，我说波动是正常的，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一直是升值，现在也该贬值了。但是也不可能一直贬下去，因为人民币想成为国际货币，必须保持汇率和币值的基本稳定。

　　记者请评论人民币中间价下调，我说1994年的汇率并轨及人民币大幅贬值带来了其后二十年出口的高速发展，现在人民币的适度贬值也能起到促进出口的作用。当然可能抑制进口、影响出国旅游，不过减少出国旅游，可以把消费留在国内，反而是好事。

　　两香港电视采访人民币汇率，我（胡星斗）说汇率改革十年，人民币汇率一直在上升、现在下降是正常的。人民币汇率下降有利于出口，也许是当局拯救经济的手段，是有意为之的。当然CPI上升不利于民生，汇率下降不利于进口和出国旅游，但是可以鼓励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

　　电视记者问人民币贬值问题，我说最近人民币汇率波动，总体趋势是贬值，源于中国经济下行、美国经济强劲恢复升值、美元升值。最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转型不顺利、转变发展方式趋于困境。

　　记者问即将出台国企改革方案，我说学习新加坡淡马锡集团的经验，政企分开，经营市场化，政府无为而治，董事会集体决策，从社会遴选经理人，这些做法都有利于搞活国有企业，也是在目前实体经济滑坡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也许它带动了股市的上涨。

　　电台连线股市暴涨暴跌，我说早期政府过度纵容杆杠交易炒高股市，以促进实体融资拯救经济，但是权力和意识形态主导股市必然付出惨重代价，而行政、司法手段＂暴力救市＂更加扭曲市场配置资本功能，何况所谓的査处皆是不了了之。其实金融业仅占中国GDP的7.4%,中国人家庭资产仅10%是股市。政府不必匆忙救市，应当无为而治、完善制度、改变政策市所造成的股市赌场现状才是上策。

　　记者问即将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我说李克强经济学包括不刺激、去杠杆等，现在违背之，说明实体经济形势恶化。但是从长远看大规模刺激只会饮鸩止渴，使得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过剩更加严重，转变发展方式更加困难。

　　记者问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性，我说中国是第二经济大国、想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体、让美欧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人民币就必须自由兑现、成为多数国家的储备货币。当然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控制货币市场化的风险、特殊时期实行金融货币管制是必要的。

　　记者请评论中国社科院报告中国政府拥有近56万亿元净资产，我说肯定不止，中国银行国有资产就达到120多万亿元，还有国企资产上百万亿，表明国进民退、政府富裕。政府拥有资产多，足以应付债务危机。政府控制资源也导致寻租腐败，但是的确又有应对危机能力强的优势。

　　记者问第三方支付新规征求意见稿，我说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对于金融创新应鼓励、宽容、规范，而不是无理地限制、扼杀。按新规二百元以上都要通过银行验证支付，每天最高支付五千元，开立账户还得备齐三种或五种证明，这太荒唐了吧，这不是促进而是遏制互联网+的发展。政府应“治大不治细”，至少一万元以上才能算大额吧？管住大额资金异动就行了，何必管二百元以上的微小资金呢？市场经济时代还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官员立法最终只是有利于特权集团，限制第三方支付可以每年为垄断银行增加数百亿元的利润。

　　记者请评论有关方面调查做空中国股市的外资，我说不论调查结果如何，中国方面的调查主要起到恢复股民信心的作用。现在最缺的是信心，信心比黄金更珍贵。当然信心主要来源于经济的基本面和股市的规范化法治化。

　　记者问股民心态，我说股民依赖政策，相信政府会救市，他们不知道行政干预的结果只会扭曲股市，使得股市暴涨暴跌，最终损害股民的利益。暴涨暴跌以及理性不足的民族性造成了股民的赌徒心态，淘汰这批股民并不能促使股市规范化，反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问题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电视记者问股市与政治民生，我说股市暴跌不会影响北戴河会议的召开，也不会影响民众对于当局的信心。股民应以余钱炒股，不要因炒股而影响生活。希望政府救市而永远牛市是不现实的，股民应体会到市场力量的强大和政府作用的有限性。

　　记者问人民币扩大浮动范围，我说最近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动荡，有人说要减慢改革速度，我说正相反，只有加速改革，才能助推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扩大浮动范围，未来很可能加速人民币贬值，由来来促进出口，拯救濒临绝境的实体经济。

　　记者问公路收费条例，我说高速公路收费必须严格年限，政府投资的账目开支必须公开，私人投资的即使亏损了也不能延长收费年限，投资有风险，为什么必须保证私人公司赢利？期限过后仍收养护费用没道理，现在交燃油税不就是养路费过桥费公路管理费等的合并吗？收了税还要再收费。

　　记者问股市与中国经济转型，我说政府越干预，股市就越不正常。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僵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既得利益，国有企业为主导必然只重投入、政绩、官位，不重研发、创新、效率，所以经济不可能成功转型。

　　记者问股市救巿，我说我反对行政手段救市，现在各银行出资上万亿元救市十分危险，可能导致银行坏账累累，而且行政救巿的结果是股市暴涨暴跌。政府所要做的是健全注册、退巿、分红机制，加大对违规违法的处罚力度，促使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化。

　　记者问机场建设费用去哪儿了？我说一半作为机场运营的成本了，并没有用于机场建设，它鼓励了机场的低效率，比如首都机场的净利润几乎全部来源于机场建设费，即如果没有此项收费，作为垄断企业的首都机场有限公司因为管理费用庞大，竟然没有利润。机场建设费是如何使用的也全然不公开，广大乘客付费了却没有知情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