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十五) 全文约6145字,预计阅读需要8分钟 正文: 【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 记者请评论格力电器董明珠要求取消产业政策的言论,我说除了环保、农业等特殊领域,的确应当减少甚至取缔产业政策,政府产业政策保护越多,企业就越没有竞争力,对市场公平竞争的伤害也越大,寻租腐败也越严重。目前中国95%的上市公司特别是国企都拿政府的补贴,每年补贴高达1100亿元;中国每年出口退税补贴高达8~9千亿,以上两项合计每年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近万亿!但是如果每年花3~4千亿搞国民免费医疗,官员说没有钱!而全面的出口退稅补贴害处巨大,使得企业没有竞争力,低价出口甚至亏本出口,靠退税才有利润,一些企业靠虚假出口骗取退税。中国出口越多,普通国民越贫穷,环境资源破坏越严重,人民币被动发行也越多,未来通胀也越厉害;外汇储备越多,然后买外国国债,或者靠国企盲目对外投资,最后国家财富损失也越大。我呼吁国家立即停止对国企和上市公司的补贴!立即停止出口退税的劣政! 今晚参加大使馆国庆活动,我对朋友说中国经济进入了约十年周期的下行甚至萧条时期,原因是对于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和因为体制造成的创新匮乏,根本不可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的中国梦将演变成“中国病“。 记者请评论欧洲商会报告:除非中国进行更多的改革否则难逃中等收入陷阱,我说中国人至今不理解什么是现代化,以为几个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成为世界第一第二就是现代化,孰不知现代化是一个整体,一要形成以私企为主的市场经济,二要形成现代司法制度与政治制度,为巿场经济保驾护航,三要形成公民社会以防止权利不对等以及由此造成的贫富悬殊。如果不进行更大胆的司法、政治改革,我看不出来中国怎么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上升为现代化国家。 记者问最近大量的中国人到美国投资是什么原因,我说一、美国经济日见繁荣,二、中国的营商法治环境不好,三、大量的贪腐资金转移到美国,四、中国人的国内投资渠道太少。 记者问美国的PMI持续上升、欧盟下降说明了什么?我说对于美国,每次经济危机都是对旧的生产力的清除、创新能力的爆发。美国的思想自由、汇集全球人才及发达的资本市场、高效率资本筹集机制成就了其巨大的创新能力,加上再工业化,所以其经济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而欧盟都是高福利国家,人们没有创新的动力。 记者问三一重工在福布斯排行榜中下跌数百位说明了什么?我说说明民企在公权力、国有垄断的夹缝中生存越来越艰难了,但是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靠民企实现的,中国可以有特色,但不能违反规律,国企的过分强大只能导致集权、破坏法治与市场、道德沉沦。 记者问福布斯全球企业两千强,中国工行、建行、农行位列前三,加上中石油中石化,在前十大企业中中国占一半,也算是中国人的自豪吧?我说恰恰相反,国有垄断金融、企业越严重,中国离现代化越遥远,中国的巿场经济越畸形,它说明中国的市场化、财富民间化仍然任重道远。 湖南电台连线定向降准的好处与应注意的问题,我说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使得宏观调控更精准,对于贷款扶持农业、科技创新、绿色环保、小微企业的银行以定向降准予以鼓励,促进经济转型。应依据银行贷款流向予以评级,克服信息不对称,完善银行评级管理办法。 记者问中国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投入?我说中国经济历来依靠政府刺激,地方政府的竞争促使大量投资,政府投资使得投资、需求、出口三驾马车都活跃起来。但是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又导致诺思悖论,导致政府失灵、寻租腐败的蔓延。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还是要走上更加市场化、弱化政府作用的轨道上来。 记者问中国应容忍多低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投入?我说增长率即使低于5%也无妨,关键是就业率和居民收入增长率以及控制通胀率,否则增长率再高,与民生关系不大,与民众关系不大,如果伴随着高通胀低就业,那么反而对民生有害。 凤凰卫视URadio问政府的经济刺激,我说中央政府并没有放弃微刺激,而是微刺激+中刺激+改革。微刺激不能只针对小微企业,关键是大企业国企的改革。的确地方政府推出了大规模刺激,应注意不能违背市场的决定作用。不能只投给了国企,必须符合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方向,资金应主要用于人力资本投入、研发创新投入、农民工技术工人培训。 凤凰卫视电台连线中国十年海外购买铁矿、代价惨重,我说国有企业盲目买矿,没有严肃的可研评估,大多是拍脑袋决策,有的项目实际投资是预计投资的三倍多。中国在高价位时买进,而且未考虑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所以现在每吨成本少有100美元以内的,有的成本高达300美元,而国际市场价仅85美元左右,力拓的成本50美元不到。国企海外购买铁矿项目与国企其他的海外投资一样,逃脱不了因为产权不清、责任不明、治理结构错乱所带来的亏损、腐败的宿命。国企投资铁矿石三千亿美元,大多亏损,却没有一个官员受罚,相反官员大多升迁了。全国人民忍受低福利高污染所换来的巨额外汇储备有多少被官员们浪费、贪污、拱手便宜了外商! 记者问如何简政放权,我说列出政府权力清单和企业负面清单,界定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权限,政府只能在维护治安、国防、维护法治、保卫产权、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有作为,否则必然陷入寻租腐败与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问以前工程项目往往提前峻工,现在延期交工的很多,是不是因为反腐而重视质量了?我说未必是,以往提前峻工是计划经济、官员政绩的表现,往往忽视质量,甚至有大量的三边工程: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如葛州坝、三门峡、三峡工程都是这样。现在延期有多种原因,很难说现在重视质量与客观规律了,根本的东西即官僚主义和政绩评价没有变。 记者问中国外贸现状与出路,我说近几个月外贸有所恢复,但是受制于国内经济滑坡和外贸低端的现状,出口企业依靠退税才能赢利。未来要在品牌、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营销渠道等方面竞争,提高产品附加值。 电台连线评论李总理的话「不搞强刺激,要强改革」,我说尽管过去一年中国的改革力度空前,但是还不够,尤其国进民退还没有完全遏制,国企垄断没有打破,民企仍然重税赋,土地改革还没有启动,金融改革特别是民营银行方面没有突破,政治与司法改革步伐不大,改革仍然任重道远,的确需要「强改革」。 凤凰卫视URadio连线王儒林治山西,我说山西煤炭相关产业占全省经济总量80%,必须加快转型,向机械制造、电子、IT、金融服务业发展。山西曾经是金融重地,现在也应该成为金融改革的试验区。德国鲁尔工业区、美国匹兹堡、休斯顿都成功实现了转型。如果山西能够改变官商勾结的现状、改善营商环境、法治环境,走出一煤独秀的状况,山西就有前途。空降省委书记是反腐败的不得已之举,可以打破关系网、权力网,但是异地任职对于当地情况熟悉需要一定时间,对当地没有感情,不是从小生活的地方,加上任期制、缺乏监督,容易出现短期行为,竭泽而渔,所以发达国家只选举本地人为官。 记者问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我说国企利润应当50~60%以上上缴财政或充实社保基金,按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国企负责人的薪酬由议会决定。而中国的国企高管薪酬由企业的某个委员会实际上是由高管自己决定的,自己给自己决定高薪,等同于贪污。有人说是合法贪污,不对,没有代议机构的同意就没有合法性。 凤凰URadio连线国企高管限薪,我说行政性政策性垄断是国企高利润的主因,如银行靠存贷款利差、电信靠高通讯费用、石油靠高价格,业绩与能力关系不大,所以政府处长局长如果不能升迁,有的就被照顾到国企拿高薪作为补偿,这是荒唐的做法。除了限制高薪,关键是国企要巿场化,社会主义的基础不是国有,如果国有是基础,苏联东欧集团就不会垮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公平正义体制,如果大量的国有、大量的特权,搞得乌烟瘴气、腐败不堪、两极分化,那么政府合法性就会丧失。 凤凰卫视URadio连线中国购买俄油田的事,我说在西方与俄对抗中,中国只有走中间道路才对中国最有利。五十年代毛不听中间道路的建议,结果到七十年代初中国与美苏都对抗,只有三四十个建交国家而且大多与中国断绝了往来。现在中国可以在经济上与俄关系密切,但是政治上千万别结盟,从来俄对中国损害最大,中国在政治上从来搞不过俄罗斯,割让了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以后中国应当真正地独立自主,不一味与美国对立,更不可一味与几个所谓流氓国家混在一起。这次中国支持美国空袭的做法是对的,说明中国正在走西方、美国与俄国、流氓国家之间的平衡路线。 记者问中国的外贸与对外投资,我说中国的外贸额世界第一,但是外贸额越大,对国民越不利,因为中国外贸不是靠品牌、核心技术大量出口,而是靠出口退税、拿全国人民的税收去补贴出口;许多企业出口不挣钱甚至赔本,靠退税才有利润。低端产品出口越多,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就越大;积累的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发行也就越多,隐形通胀就越严重。所以普通国民是巨额外贸的受害者。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中国以国有投资为主,拿全国人民的血汗钱去冒险,最后大多必然血本无归,贪官通过转移国有财产变成了私有财富。所以,我反对巨额的囯家对外投资! 香港上市公司雷士照明的控制权之争谁是谁非?创始人吴长江为何三度陷入被驱逐的命运?上市公司竟然暴力打斗抢公章?私下协议、江湖义气、创始人地位、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法律与道德等等,如何协调?怎样才能走出双输实现双赢?请关注雷士照明公司控制权研讨会。 凤凰卫视URadio连线中国铁路建设,我说至今中国铁路仅12万公里,只有美国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铁路建设仍然大有可为。毎投资铁路1元,可带动经济近3元,有的地方甚至可产生10元效益。 记者问中国企业创新问题,我说国企不需要创新,一般的民企受国企挤压没有能力创新,只有少数由权贵参股控股的民企能做大、在创新。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不允许有独立思想的环境、法治缺失、产权经常受到公权力的侵犯以至于企业主短期行为严重,这些都不利于创新。国际机构评价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排名非常靠后。 记者问金融领域腐败窝案,我说目前中国金融领域高速发展,大力改革证券市场、债券市场,发展民营银行、小额贷款、网络金融,同时也给某些官员以寻租的良机。中国发行了120万亿的货币,银行资产也有上百万亿,金融领域自上而下的监管不力,也没有来自民众、股民的有效监督,所以腐败肯定严重。 记者问为什么会大力推动城鎭化,我说因为城镇化各级政府容易达成共识,可以征地,可以把土地变性。中央政府制定纲要以及政绩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抑制造空城、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发生。 记者问对于人民币升值的看法,我说反映了国内外对于习政府改革的看好以及最近中国经济的向好和外贸顺差外汇储备的増多。中国坚持渐近的汇改策略是对的。 辽宁、山东的报纸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说不提经济増速,这是最大的改革,这样政绩制度才能改变,产能过剩才能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源是以GDP为中心的政绩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 记者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说现在改革到了关键时期、进了深水区,改革难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即使出现争论也是正常的。但该会议肯定是落实三中全会决定、深化改革的会议。城镇化及相应的土地、户籍、财政、金融、农民财产权利保护、政绩制度改革是会议的重点。 记者问简政放权,国务院又废止了一批审批事项,我说减少行政干预、建立有效政府是方向,一方面减少干预,也减少腐败,同时政府应在建立法治环境、保护平等竞争、保护产权等方面管起来、负责起来。 媒体问如何评价在政绩考核中加入地方债情况,我说政绩考核不仅应加入地方债,还应加入教育、医疗、环境等民生指标。由于地方政府不是责任政府,也不受民主制约,所以在政绩中考核地方债十分必要。 今天北京青年报对我的专访「公车改革是'深水区'的'第一块石头'」,我说公车改革是在扭转行政至上、官本位、官僚特权的文化。 与外国人谈地方债,我说地方债是中央政府兜底,以举国实力做信用担保,我并不担心地方债风险。我担心的是企业债。许多企业主认为欠银行的钱越多,企业越安全,所以拼命借债,即使该破产政府也不会让破产。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普遍在70~80%以上,企业的流动资金大多数是借的。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问公车改革能否成功,我说只要辅之于媒体监督、民众监督、财政支出公开,就会成功。公车应当有特殊牌照和颜色。 记者问货币政策与股市,我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在调整,趋于宽松,其目的不是拯救股市而是拯救中国经济。政府当然希望股市长牛,以便支持经济长牛,改变股市与经济悖离的状况。不过,抑制中国经济下行才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记者问房地产年限,我说中国土地使用年限有70年、50年、40年、30年不等,小产权房可能还有20年的,其实除小产权房外,住房使用权是没有期限的。中国人很可怜,高价购买的只是土地的有限使用权,而且面临随时可以强拆的风险。由于国家是总地主,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各级官员抬高地价、垄断土地收益,民众则沦为房奴。 凤凰卫视电台连线降准降息,我说也许会很快降息,利息太高只是保护了垄断银行的利益,最终损害了数以百万千万计企业特别是民企的利益。银行高利息导致了企业高负债,目前中国企业债务达到GDP130%。银行与企业本来是正和博弈,相互促进,但是在中国银行与企业是零和博弈,一方繁荣另一方就亏损,银行老总声称钱赚得多得不好意思了,实体企业却哀鸿遍野,这是不祥之兆。所以降息包括降低贷存款利息差是让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除了加大货币政策的力度,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也要有力度,特别是要大规模给民企减税,增值税、五险一金太重,税项太多,税外收费太多。清费减税比降准降息对民企更有利。 记者问如果降准的钱都流向股市而不是实体经济,那么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依靠什么来解决?我说的确即使降准降息,资金大多会流向了股市和国企,民间融资利息仍然很高,没有解决民企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打破金融垄断,大力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村镇银行,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国有八千家私人银行,不存在融资困难。中国的直接融资即股市也要改变投机、坐庄等现象,变成真正的干净的市场,才能被民众长久热捧,有助于融资。 记者问即将降准的事,我说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固然可以增加流动性、刺激经济,但是主要得益的是国有企业,会造成经济结构进一步畸形化、坏账和政府债企业债增加。其实财政政策如大规模减税比货币政策更加重要,有利于民营企业和转型升级,但是对于财政支出几乎不受监督和制约、花钱很任性的各级政府来说减税如割肉,从来不愿意真的这样做。 记者问京津冀一体化,河北需要做什么?我说京津冀一体化关键是基础服务的一体化,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的衔接。河北要在教育等方面缩小与北京的差距,一方面依靠当地的努力如改善中小学幼儿园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的决策如三地高考等等。 记者请评论国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新能源汽车,我说这是必须的,因为国家资本不能投资面太广,什么都国家包办,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没有钱投资了。民间资本加入可以提高效率、改善治理结构、加速创新与技术进步、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记者问中国经济差于预期的原因和对策,我说地方债、土地财政困扰下的地方投资乏力、贫富差距巨大状况下的消费乏力、依靠出口退税上市企业补贴而维持低端产品的进出口乏力必然导致经济不可持续,未来要通过深化改革如金融、财税改革、一带一路、城市群建设等阻止经济垂直下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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